..續本文上一頁正法最嚴重的行爲,是將佛教淺化及學術化的倡導者,是將佛教淺化及學術化的實行者,是將佛教淺化及學術化的推廣者。
他一生所著作的書籍,所說人間佛教的法,都是在學術化及淺化佛教的法義,使佛教的法義世俗化、哲學化、玄學化、學術化,都是在將佛教局限于人間,使佛法轉變成人間學術的法,脫離佛法原本出叁界法的正義,脫離法界實相般若的正義;使奧妙深廣之佛教,轉變成世俗化、學術化的佛教,使佛法轉變爲非了義法。像他這樣的人間佛教的邪思邪行,教我們如何認同他呢?”(《佛教之危機》)
“印老認同日本學者之考證,否定《起信論》……太虛法師之評責于印老者實屬正確,而印老自謂“我漸漸明白了”,其實仍舊完全不明白,故有如是種種邪謬妄想。”(《燈影——燈下黑》)
“我國禅宗的第五祖弘忍大師曾經很誠摯開示說:“不識本心,學法無益。”印順法師不曾認識到本心何在,縱使學盡一切法,尚且不免成爲言不及義之戲論。”(《真假邪說》P250)
“但是假使導師說印順法師也是藏密上師,卻也是符合事實的。……如果純從法義相同度,及印順法師的思想根源來看,導師如果要說“印順法師是完全弘傳藏密黃教中觀法義的上師”,也沒有絲毫冤枉他。”(同上P324)
印順法師到底有沒有中觀應成派的清淨正見,這裏姑且不論;大陸佛教界(特別是佛學院)是否已經完全受其思想左右,淪至不可收拾的地步,也有待考察。但無論如何,在把印順法師定性爲“專作佛教學術研究之學者”、“破壞正法之印順法師”、“其實是破壞佛教正法最嚴重的行爲,是將佛教淺化及學術化的倡導者,是將佛教淺化及學術化的實行者,是將佛教淺化及學術化的推廣者”的同時,爲了迎合自家的某種特殊需要,又對這個“本質絕非真正之佛教徒”、“只是身披佛教法衣之破法者”的“言不及義之戲論”如獲至寶極力推重,這種過于靈巧的轉變實在有些讓人始料不及——
“印順法師于《以佛法研究佛法》一書中(頁146~147),曾作是說……如是之說,非爲印老贓誣之言。”(《狂密與真密》)
“密宗貪淫之邪謬,非唯今日始余知之,早有印順法師知之:“所崇事者,天身之佛;天有明妃(天後),佛亦仿之而有佛母、明妃……外眩佛教之名,內實與禦女術同。”(《以佛法研究佛法》148~149頁)”(《狂密與真密》)
“精于做佛學研究的印順,雖然說因自身的修證方面,由于接受西藏密宗黃教否定如來藏阿賴耶識的邪見,以此先入爲主的邪見緣故,不能實證如來藏而未證入悟境,具足凡夫,而做出了許多破壞佛法的言論,然而他在《北印度之教難》一文中,批評整體西藏密教的研究結論卻是可取的。”(《真假邪說》P27)
……
更奇怪的是:“說“藏密是索隱行怪的宗教”,這話本來不是平實導師的話,而是借用印順法師在《妙雲集》中評論西藏密教的話;說“密教具有印度教性力派教義”,也是誠實語,不是誣陷語,而且也是印順法師在更早之前就已說過的話,在他的《妙雲集》中都還可以求證得到;索達吉根本不知天下事、不知佛教界事,反而誹謗說是平實導師對密教首次冠上的名詞。”(《真假邪說》P307)
這事弄得我們益發糊塗了:怎麼連不可一世的“獨夫孤子”,在關鍵時刻也須卑躬屈膝地到這個“身披佛教法衣之破法者”的“不可名爲佛法”的大作中,去“求證得到”“是誠實語,不是誣陷語”的煌煌教證呢?
大家都看到了,對于堪布仁波切沒有公開向世人宣揚,“蕭導師”是如何恭敬謙卑地從鼎鼎大名的印順法師那兒學習、求得謗法傳承,蕭門中人是多麼委屈和憤慨啊!再瞅瞅那位對密宗極爲不滿的印順法師,一會兒被人罵得狗血淋頭,一會兒又被這罵家頂作謗密工具,轉過身來又被“沒有絲毫冤枉”地榮評爲“完全弘傳藏密黃教中觀法義的上師”……這通顛來覆去的折騰,真是人見人累!
我們的確“不知天下事”、“不知佛教界事”還有這麼趣味悠長的彈唱表演,我們更不解,印順法師的《妙雲集》、《華雨集》等書中對包括唯識在內的衆多大乘教法的惡毒攻擊,是否亦“是誠實語,不是誣陷語”?是否亦可“求證得到”?
《破除邪說論》對蕭平實師徒的這種行爲,早作過一針見血的揭露:“比如他在《狂密與真密》中就將印順法師拉來和達賴喇嘛並舉爲密法教義的首領,這種考證的結果實在令人瞠目結舌。熟悉印順法師著作、觀點的人都知道,這位法師似乎對密法的清淨源流頗爲懷疑,曾寫下不少文章考證密宗所謂的“左道”性。如此一名懷疑密宗的人士怎麼瞬間就被蕭先生改換了立場,一下就被從反密陣營中推到了密宗祖師的地位上?僅此一例,就足以讓人領教蕭先生的考證功夫。順帶說一句,蕭先生曆來都是把印順法師當成重點批鬥的對象之一,而先生對密宗又恨之入骨,故而把法師當成密宗的代言人也屬情理之中的事,盡管這種做法純屬張冠李戴。不過就在此書中,凡是需要羅列密宗“罪名”的地方,蕭先生又不恥下求,盡情引用印順法師批駁密宗的文字。似乎在這些時刻,他又一相情願地與法師達成了統一戰線。結果統一戰線沒持續多長時間,翻過一頁,他又把法師踢到敵對陣營中去了。這就像一件破爛衣,蕭先生原本根本就不屑將之披在自己身上。但在某些特定場合下,爲了僞裝,他也不得不屈身將這件自己不齒爲衣的破布穿上身以圖自利。這已不是一個簡單的考證之態度是否端正的問題了,從中我們分明感受到一種庸俗不堪的實用主義市儈習氣。”
從“市儈小人”到“唯一掌控了唯一成佛之道的勝義菩薩僧”,這之間的巨大反差,可不是幾下就能填平的。自己的真實身份到底如何,希望蕭平實先生叁思!
要全面客觀地評析印順法師的佛學思想,是一項慎重的大工程,不是本書的主題。不過,既然蕭平實在謗密之際抓住了這個同路人,印順法師對大乘佛教尤其是密宗的看法亦頗有些影響,那我們也不妨順帶談上幾句。
作爲著名的佛學大師和印順法師的授業恩師,太虛大師的意見不可小視。因此,這裏就從太虛大師對印順觀點的評議談起。
圍繞《印度之佛教》一書展開的往複論诤,是反映師徒倆多方面矛盾的一個窗口。雖然這本書是印順較早期的作品(年近不惑),但已集中宣示了他的佛學思想和治學之道。(在後來的著述中,印順多次自得地引述該書的話,並于《我的根本信念與看法》中說:“現在來看這部《印度之佛教》──二十五年前的舊作,當然是不會滿意的!然一些根本的信念與看法,到現在還沒有什麼改變。這些根本的信念與看法,對于我的作品,應該是最重要的!假如這是大體正確的,那敘述與論斷,即使錯誤百出,仍不掩失其光釆。”)1942年,印順法師將此書第一章鈔寄與太虛大師,請爲之序,大師隨即寫就《議“印度之佛教”》予以略評,提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公平看法”。印順出版全書時附了一篇《敬答“議“印度之佛教””》,爲自己辯護,結果招來上師更加嚴厲的駁斥。太虛大師的《再議“印度之佛教”》加大了批判的力度,並于1943年8月30日向漢藏教理院全體師生做了公開演講。在上師的據理斥責下,執弟子禮的印順不得不有所收斂。
從這個角度看,太虛大師1947年的示寂,對印順來說不是個壞消息。于是,在嗣後的漫長歲月中,一套曾受其精神導師嚴厲斥責的治學之道和錯誤觀念,便有了機會讓中國佛教徒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價方能觸及真理。
在《再議“印度之佛教”》中,太虛大師針對印順佛學研究和曆史考證的方法與觀點,提出了批評。大師指出,企圖從小乘經論中尋求大乘源流的做法甚不可取,“亦因此陷近錫蘭之大乘非佛說或大乘從小乘叁藏紬譯而出之狹見”。對于“大乘非佛說”,太虛大師的態度是鮮明而堅決的:“大乘經源出佛說,非非佛說,亦非小乘經論紬釋而出。”作爲一位具有純潔的宗教信仰的大乘佛教徒,太虛大師顯然是將一切佛法均當作佛陀不思議內證境界的任運流布來敬重,而不是如《印度之佛教》的作者那樣,把神聖玄秘的教法、教史均視爲完全可由凡夫分別心加以懸想計度的世間普通學問對待。
對于印順僅承許在阿含中能找到根據和隱喻的教法的偏執,太虛大師據理駁斥道:“原著第叁章佛理要略,僅列世間之淨化,世間之解脫兩表;而菩薩道一表,則列之第十一章第叁節末,意許錫蘭傳大乘非佛說,以大乘爲小乘學派分化進展而出……或余他處所謂五乘共法與叁乘共法,而特大乘法則竟未爲承受。故雖特尊龍樹亦不能完全宗奉,而有“已啓梵化之機”之微詞;所余大乘經論不爲所尊重,複何足訝!其附攝大乘于小乘,不容有超出小乘之大乘,自當與大乘佛菩薩立場有異。”大師于此尖銳指出,印順其實是假弘菩薩精神、龍樹學說之名來貶毀大乘真義,骨子裏正是不折不扣的“大乘非佛說”邪見的信徒。
在很多具體問題上,印順法師對傳統佛教也有看法。例如,他堅持認爲:傳出大乘經典的“龍宮”,和人世間的龍民族或者龍王廟有關;大日如來、文殊菩薩、普賢菩薩、觀音菩薩等不過是後世佛教徒編造出來的“藝術性”人物而已;外道的太陽神崇拜是阿彌陀佛信仰的生活原型(“仔細研究起來,阿彌陀佛與太陽是有關系的。印度的婆羅門教,有以太陽爲崇拜對象的。佛法雖本無此說(這一“有”一“無”二字,下得妙不可言,正是印順法師的伶俐處。——引者注),然在大乘普應衆機的過程中,太陽崇拜的思想,也就方便的含攝到阿彌陀中。這是從哪裏知道的呢?一、“觀無量壽佛經”第一觀是落…
《第四章 不容亵渎的尊嚴 第叁節 學術研究的誤區(1)》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