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當代漢文大藏經整理傳譯之方向

　　內容摘要：“漢文大藏經”是一切漢文佛典的總稱，是漢語文佛典叢書大全，既包括漢文譯籍，也包括用漢語文寫成的種種佛教注疏和著述。⑴ 將這些既有的佛典搜尋和保藏起來，加以整理傳譯，對于佛教弘法事業、僧才培養和探索生存發展以及與時代相適應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曆史現實意義。在“薪火相傳、衆緣和合、守正出新”的基本原則下，曆代高僧大德和學界互動，對漢文大藏經整理傳譯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爲佛教與中華傳統文化的融合和人類社會文明的進步提供了豐富的智慧資源。近些年各種版本的大藏經陸續被整理出版，在版本、文獻方面的意義較大，但在實用方面尚有缺欠。因此，對漢文大藏經全面進行錄入、句讀、校對，以適合現代人閱讀習慣的簡體字重新排版印行並加以提要、導讀尤爲迫切，尤其是要酌情適度地對漢文大藏經進行白話傳譯。惟有如此，才能惠利衆生。

　　關鍵詞：漢文大藏經 整理 傳譯 方向

　　引言

　　佛教在其長期發展過程中，産生了大量的文獻，這些文獻統稱之爲一切經、大藏經和叁藏等等。釋迦牟尼所說的教義和所製定的戒律最初沒有文字記載，只是口頭相傳和靠記憶背誦。在他逝世後，弟子們感到這樣輾轉的口授，容易産生誤解和思想上的分歧，因而舉行了結集(集體會誦經律)，開始編集律藏和經藏，以後又編集論藏，並對叁藏進行了注解。佛教向南北傳播後，很多地方的佛教徒使用當地的語言文字翻譯編寫了種種佛教典籍，並彙輯成經典，因之目前大藏經中有巴利語、漢語、藏語、蒙語、滿語、西夏語及日語等體系，另外，還有用梵語、吐火羅語、粟特語、于阗語、突厥語等譯寫的佛典。

　　一、漢文大藏經整理傳譯的基本情況及其特點

　　傳承文明的方式多種多樣，但主要依靠典籍。典籍的産生使得文明傳承可以跨越時間與空間。所以，在中國，修史造藏、整理典籍、抄書印書藏書，成爲代代相承的傳統。⑵

　　佛教傳入中國兩千多年，經曆了從一個外來宗教轉變爲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過程。整理、研究大藏經，同樣也是發揚、傳承我國的傳統文化不可或缺的寶貴經驗。在我國佛教史上，曆朝曆代虔心收集、翻譯、整理、傳抄、供養、編修大藏經的佛教僧俗信徒不勝枚舉。正是因爲有了他們的努力，各種形態的大藏經才得以形成和發展。根據現有資料，漢文大藏經大約有叁種情況：唐代以前的寫本藏經；宋代以後的木版雕刻印本；漢文大藏經的排印版本。⑶

　　1、漢文大藏經的基本情況

　　我們知道，如何對待文化遺産曆來是有爭論的，問題是首先需要把散亂各地的文獻經書收集和保存下來。只有收集和保存下來，提供了解和研究的基礎，才有全面評價和討論如何運用的可能。⑷

　　佛教傳入中國內地以後的千余年間，僅藏經目錄即近50種之多，流傳至今尚有20余種，收錄的經籍數量不等。各個時代編纂的大藏經，形式和內容互有不同。除房山石經外，宋代以前的基本上都是卷軸裝幀的書寫本。北宋開寶(968~975)年間，第一部木版雕印的大藏經問世後，曆元、明、清至民國，共出版過木雕版和排印本大藏經20種(一說21種)。

　　傳統大藏經雖然利于保存，但不便閱讀。就大藏經的整理而言，雖然有多種大藏版本被影印傳世，但依然有《崇甯藏》、《毗盧藏》、《資福藏》、《普甯藏》、《永樂南藏》等重要版本沒有影印公諸于世。我國曆代大藏經的多數已成文物，尤其是宋元版大藏經，它們不是已基本亡佚，如《開寶藏》、《契丹藏》；就是成了稀世的孤本、殘本；或是流落海外，如《趙城藏》就是世間僅存的孤本，《崇甯藏》、《毗盧藏》基本保存于日本；明清諸版大藏經國內雖有完整的印本存世，但數量很少，基本上是各大寺院的供品。上世紀初，日本佛教界首先發起並重編了《卍續藏》、《大正藏》，成爲之後佛教界及學術界廣泛使用的版本。民國時期，還出版過鉛字排印的《頻伽藏》和《普慧藏》。以後，中國再沒有大規模的官方編纂漢文大藏經之舉。上世紀30年代，在西安的開元、臥龍兩寺發現了宋《碛砂藏》本，遂引發了我國佛教學術界整理和研究大藏經的熱潮。在之後的年代，上海的僧俗學者整理影印了《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經》；在這一過程中，又在山西發現了《趙城藏》，並從中整理影印了《宋藏遺珍》，著名佛學家歐陽漸的弟子蔣唯心還發表了《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上世紀50年代，重編《中華藏》的計劃首先由臺灣學者蔡運辰提出。1956年在臺灣成立“修訂中華大藏經會”，1982年完成了臺灣版《中華藏》。上世紀60年代初，大陸的佛學界也提出重編《中華藏》的計劃，呂澄先生爲此編著了《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一書。但因之後的政治運動，這一計劃沒有付諸實施。

　　綜觀國內外刊印的各種版本大藏經，都有收錄不全、排印錯漏等缺點，都不是理想的版本。

　　2、漢文大藏經的傳譯

　　漢文大藏經是在佛教傳入我國後，經過長期的翻譯、撰著和編纂起來的佛教經、律、論彙集。流行于中國漢、蒙地區和朝鮮、日本、越南等國。我國佛典的翻譯最早是在東漢末年恒帝(147-167)、靈帝(168-189)時代，最早的譯者是西域來我國的僧人安世高和支婁迦谶。在南北魏晉時期隨著佛教的蓬勃發展，譯經事業也在更大規模上進行，翻譯的質量有所提高。在隋唐時期，佛經翻譯獲得了統治者的直接支持，由國家出面組織譯場進行，並建立了一套極爲嚴格的翻譯製度，譯經順序分爲宣讀梵文、證義、證文、審聽、筆授、綴文、參譯、刊定、潤文等九個階段，從而保證了譯文的質量。隋唐是我國譯經事業臻于鼎盛時期，但五代以後就開始衰落，北宋時，佛典的翻譯雖未中斷，但只在少數人或個別人中進行。在佛經傳譯的2000年漫長曆史過程中，我國翻譯了大量的佛教經典，培育了一大批翻譯家。據不完全的統計，現有佛經中可以確定爲屬于翻譯印度次大陸各國的約1482部5702卷，除重譯本外，還有4400卷，其中小乘佛典約1400卷，大乘經、律、論約3000卷，約合梵文250萬頌。自後漢末至北宋末年(2-12世紀)，約1000年間直接參加翻譯的有150余人，其中有史書可尋，屬次大陸來華的僧侶、學者計71人。鸠摩羅什、真谛、玄奘和不空等稱爲中國翻譯史上的“四大翻譯家”。

　　3、漢文大藏經的特點

　　漢文大藏經的特點如下：

　　第一、量多。在大部分印度原典都已失的今日，要理解印度佛教曆史，漢譯是最重要的資料。第二、僅就量上來說，後述的西藏大藏經幾乎也可媲美漢譯，藏譯始于八世紀後，但中國在五世紀已經翻譯了現今仍被廣爲讀誦的經典；六、七世紀時，主要經典的漢譯皆已齊備。也就是說，漢譯最能反映印度佛教的全盛時期。第叁、同樣的聖典有多種譯本。在印度即使是相同的典籍，也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改訂或增，也會有古籍資料的流失。含義保存了其新舊形態，所以可以追尋變化發展的軌迹。第四、因漢譯年代大體皆有正確的記載，所以可據此重構印度文獻史。但是，反過來說，漢譯數據也不是沒有它的缺點。因爲中國文學與印度文學都有古老的曆史，有其各自的發展，所以將印度原典翻譯成漢語時，未必能忠實于原文。這種顧慮在鸠摩羅什的漢譯中非常周詳，玄奘以後的譯文較重視于原文，即使如此，爲尊重漢文的成規與習慣，以使譯文易懂易讀，有時候也有重新編輯本文的痕迹。即使是現代要將他國語言翻譯成英文等，爲尊重英文本身的表現形式，甚至要犧牲對原文的忠實性；即使從語法構造相近的法文、德文等譯成英文時，常常很難從英文去推定其原文。漢譯佛教聖典同樣也有此困難。將此視爲缺點或許不太恰當，但從原典批判的立場來說，這確實是相當棘手的問題。因此，很難逐字來作梵漢對照。⑸

　　二、當代漢文大藏經整理傳譯方面做出的有益探索

　　1、新時代漢文大藏經的編撰

　　改革開放以後，國家委派時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任繼愈主持，調集了一批專家學者編纂《中華大藏經》。從1982年8月整理出版工程正式啓動，經過13年的苦幹，160多人的努力，這部共收錄典籍1939種，約一億多字的大藏經，1994年底編纂完成，1997年由中華書局出齊全部106冊。這是新中國建國以來，佛教大藏經整理與研究的一項重大成就。《中華藏》憑現代印刷科技之便利，積13年孜孜校勘之苦功，使得它在寫本、刻本、近現代印刷本、數碼本這一漢文大藏經的發展序列中，位于近現代印刷本的最高端，從而在漢文大藏經發展史上，産生出一個新的品類，樹立起自己獨特的地位。

　　新時期大藏經的整理已不單單只是整理重印，當前，校點工作已成爲關注的重點。2007年，我國第一部標點本大藏經––《新編大藏經》編纂出版工作正式拉開帷幕。作爲目前國家最大的出版工程之一，據大藏經編委會估計，完成後的《新編大藏經》字數約3億，擬分300冊出版，預計五年內完成。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高僧一百余人組成了編委會，力求通過全面的收集、比勘、標點、整理，統一版式，科學分類排列，並加以標點句讀，使之成爲有史以來收編藏經種類最完備、版本權威、使用最便利的現代讀本。

　　2、大藏經電子數碼化

　　上世紀90年代之後，佛典電子化又成爲世界性的潮流。1993年韓國海印寺主持了一項宏大的工程：《高麗藏》數字化全文本。這一項目于2000年5月完成，現已有光盤傳世。之後，我國臺灣的佛教學者組成了“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啓動了電子版《大正藏》工程。目前，電子版《大正藏》光盤已在海內外廣泛流傳。我們正處在近現代印刷本時…

《淺談當代漢文大藏經整理傳譯之方向》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