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平措旺傑秘密組織了“藏族馬列主義青年聯盟”，平措旺傑擔任書記，吳振剛擔任副書記，在同學中秘密傳遞馬列主義書籍。後來校方發現了平措旺傑的進步活動，便將他開除。吳振綱得以幸免，畢業後被分配到國民黨政府蒙藏委員會搞聯絡工作。不久當局發現化名果瑞的吳振綱也是“共黨分子”，便下令通緝他。幸得友人通信，吳振綱逃脫，秘密來到甘南藏區，在他當喇嘛的哥哥推薦下，到貢唐倉大師身邊做秘書。
貢唐倉大師年輕時並不懂漢語。從靈童到正式成爲拉蔔楞寺大賽赤，以及後來在主持查理寺的10多年間，大師看的是藏文，講的是藏語，所接觸的更是操藏語的僧侶和百姓。在這樣的環境中，大師似乎不需要一個把漢語翻譯成藏語的秘書。因此大師對身邊多了一個秘書，開始並不怎麼在意。他有一臺收音機，因不懂漢語，只能聽聽音樂，秘書果瑞便給大師翻譯新聞節目，使大使及時了解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接觸多了，大師漸漸對果瑞有了好感。
在40年代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世事的變化真是日新月異。隨著抗日戰爭的結束，人民解放戰爭又節節勝利，社會的大變遷幾乎震撼著神州的每一個地方，包括一片牧歌聲中的藏區草原。果瑞在大師身邊，經常向大師講述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講起國民黨的腐敗，大師點頭認可；因爲他親眼目睹了國民黨政府在草原上的橫征暴斂。但當果瑞說起共産黨的時候，大活佛卻不表示態度。他以前聽老師毛爾蓋特蔔丹講過清朝政府、孫中山、吳佩孚，對共産黨卻知之不多，只聽說這個經過爬雪山、過草地壯大起來的政黨，代表窮人的利益，深受老百姓的擁護。如今其解放大軍正以排山倒海之勢席卷全國，打得國民黨軍隊節節後退。
拉蔔楞寺所在的夏河縣，當時有兩個“福音堂”，一個是天主教的，一個是基督教的，都是美國傳教士所建。有一個吉牧師和大師接觸較多，經常向大師講起“天主”、“耶酥”，大師只是出于禮貌靜聽而已，並不說什麼。雖然大師的心目中只有佛祖釋迦牟尼，但他認爲信仰什麼是每個人的自由，不能尊此抑彼，這是大師一貫的宗旨，也正是這一點，大師的影響才超越了藏區，贏得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國家人們的尊重和敬仰。雖然吉牧師未能在信仰上影響大師，但大師也從與這位碧眼黃發的傳教士接觸中有所收益，那就是學會了一些英語，知道了不少國外的情況。
有一天，大師的舅舅阿丹土司從若爾蓋草原來看大師。吉牧師知道後，特意宴請大師和佛舅。席間，吉牧師說國民黨政府快垮臺了，其失敗的命運已無可挽回，連上帝都救不了他們。共産黨在中國執政已經是確定無疑的事了，他們的大軍正向大西北進軍。這位牧師危言聳聽地說：“解放軍的到來，對宗教是極大的災難，寺廟經堂要被燒毀，宗教人士都要遭到象歐洲中世紀那樣的屠殺。”最後，牧師說他要關閉教堂，回美國去了，希望大師早作決斷，跟他一起到美國去，一切費用由他們負擔。
從吉牧師處回來，大師憂心忡忡，愁得連飯也不想吃，望著佛祖繡像，一句話也不說。果瑞見大師發愁，輕聲詢問大師“有什麼心事？”大師歎口氣說：“吉牧師說共産黨要毀滅宗教，這叫我怎麼不發愁呢？”果瑞平靜地告訴大師：“吉牧師只說對了一句話，共産黨的確快要來了，其它的話都是謠言。共産黨雖然信仰馬列主義，馬列主義是無神論者，但共産黨主張宗教信仰自由，尊重人們的宗教信仰。”說到這裏，果瑞向大師坦白他就是共産黨員，見大師似乎不驚訝，果瑞繼續說：“我雖然是共産黨員，但我十分敬重大師，也完全理解藏族人民對佛的一片赤誠，大師千萬不能相信美國傳教士的話，大師也知道，當年馬麒、馬麟毀壞拉蔔楞寺，屠殺藏族人民，後來還是共産黨員宣俠父和賈宗周聯絡各方人士，幫助成立了“甘青藏民大同盟”，發表了《甘邊藏民泣訴國人書》，最後才使馮玉祥派來國民革命軍趕走馬麟部隊，拉蔔楞寺得以恢複正常的宗教生活。
聽了果瑞的一番話，大師想想也有道理，他雖然沒有見過宣俠父、賈宗周，但聽五世嘉木樣大師講過，再聯系他身邊的這位共産黨員秘書，大師覺得吉牧師的話也許是靠不住的。然而當大師想起30年代中期紅四方面軍長征路過查理寺時，一些戰士打佛像、燒經卷的事時，心裏又憂愁起來。果瑞聽後對大師說：“長征時紅軍中確實發生過對宗教的過火行爲，但畢竟是少數人的行爲。共産黨早已糾正了那樣的錯誤，明確規定保護宗教。人民解放軍所過之處，甯肯露宿街頭，也不進寺院，不擾民宅，正是這樣的紀律嚴明，才受到群衆的擁護。”
過了幾天，吉牧師真的要走了，臨行前他來見大師。這位依舊穿著一身黑色的牧師袍，一個黃銅十字架挂在胸前甩來甩去的美國牧師，一改往日的滿面笑容，吊著面孔嚴肅地說：“大師，我們要離開中國了，最後再來勸勸您，希望您能同我們一起，到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的美國去，您和您的親屬及隨從人員的一切費用，由我們完全負責！”
看到相處了幾年的異國朋友要遠走高飛了，也許從此再也見不了面，大師不免有點傷感。但對吉牧師的勸說，大師依然不爲所動。他說：“吉先生，我再叁思考您的建議，對您的好意，我表示感謝。但我還是離不開我的寺院，我在這裏登席，在這裏利度，就要把終生交給這裏。我不能離開草原，離開信教的群衆。共産黨來了好也罷，壞也罷，我願與寺院共存亡，出家人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吉牧師聽後大失所望，悲天憫人地在胸前劃了劃十字，說：“願上帝保佑您！”大師不無幽默地合掌回答：“上帝是你們的，就讓他保佑你們吧！我作爲佛門弟子，只求佛祖保佑！”
吉牧師離去不久，便不斷傳來解放軍挺進蘭州，馬步芳軍隊節節敗退的消息，特別是谷關峽一役，馬步芳的精銳騎兵十四旅被人民解放軍全殲，號稱常勝將軍的旅長馬得勝也被擊斃，夏河等地的國民黨政府官員們惶惶不可終日。
就在這個時候，果瑞向大師建議：和共産黨建立聯系，迎接解放。大師果斷同意，讓果瑞代他寫了一封擁護共産黨的信。之後，大師離開拉蔔楞寺，到阿壩州查理寺，作迎接解放的准備。
果瑞帶著大師的信，在1949年7月到了西安，見到了王震將軍。王震將軍看了大師的信非常高興，叫秘書立即寫了回信交給果瑞，還特意贈送了一張毛主席的相片。信和相片輾轉多時才送到大師手中，那封信寫在一張發黃的紙上，鋼筆字，文字雖然簡短，內容卻十分熱情，對大活佛的深明大義，給予了高度評價，並說甘肅的解放已指日可待，到時再與大師相見，那張毛澤東主席的照片，大師很是珍愛，後來常年擺放在他的拉章，直到1958年他蒙冤被抄家時不見了蹤影。
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大師抉擇的果瑞，在人民解放軍進入夏河前，曾去勸說曾經但任過國民黨夏河縣參議長、這時准備逃往草原的黃祥留了下來，歡迎解放。黃祥解放後當了夏河縣第一任縣長，果瑞也是領導人之一。不幸的是，這位給貢唐倉大師留下深刻印象的共産黨員，有一天去夏河師範給師生講話，回來的路上被人刺殺了。大師爲此十分痛心。
周恩來總理拍著貢唐倉活佛的肩膀說：“桑木丹工作得很好。”簡短的一句話，竟使貢唐倉大師一生難忘。
1949年5月，貢唐倉大師回到川北的查理寺，主持安曲仁波且的轉世登席繼位。8月15日起，又應故鄉轄美部落民衆的請求，傳授時輪大灌頂(第叁次)。9月22日，與薩木察倉活佛一同主持了德瓦倉活佛的轉世入寺登席。在查理寺期間，大師聞訊解放軍已經抵達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首府臨夏，便立即召集梭磨、松崗、卓克基、卓斯甲等川西若爾蓋12個部落的土司，敦促他們擁護共産黨，前去同解放軍接恰。有些土司由于受以前國民黨所說共産黨要“同化、滅教“的宣傳影響，態度暧昧，聽大師說共産黨好，便轉變了態度，大家向活佛表示：“我們相信大師的話，大師說共産黨好，我們就擁護。”
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大師即帶著若爾蓋12個部落的代表，從查理寺返回拉蔔楞寺，對解放軍的到來表示歡迎。
在蘭州的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聽到這一消息後，非常高興。他說，對來自甘川草原的這一喜訊，他“比解放了一座大城市還高興”，當即派人(大師只記得當時稱宋主任)代表他，從蘭州來到夏河，向大師贈送了一面五星紅旗，同時送給大師叁條防身用的步槍。大師十分珍惜這面紅豔豔的新中國國旗，把它高高地懸挂起來，並常常站在經堂前面的臺階上久久凝視，心中充滿了對新中國的擁戴和期望。
1946年底，在波蘭華沙召開了世界和平大會，中國派出由郭沫若任團長的6人代表團，貢唐倉·丹貝旺旭大師作爲中國藏族人民的代表和有很高聲望的宗教人士，也名列其中。但最後真正赴會的卻是當時的夏河縣縣長黃祥。原來大師得知那次大會的組織者是前蘇聯後，便不願前往，因爲國民黨關于蘇聯的反面宣傳，給他的心裏留下了的不好印象尚未消除。他不願去，只好臨時由黃祥作了他的代表。這次誤會造成的遺憾，直到大師出獄後于1990年元月赴莫斯科參加了“人類環境保護與發展會議”，才得以彌補。
後來，大師應西北軍政委員會的邀請來到蘭州，受到了習仲勳等領導人的接見。他們握著大活佛的手說：“見到你很高興，感謝你在甘川藏區深明大義的行動。我們希望你能出山，代表那裏的藏族人民政府工作。”大師婉言謝絕，他說：“我身在佛門，政府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去做一做，我當盡力去做，但一不要官，二不要錢，還是讓我回草原去吧！”習仲勳等只好尊從了大師的意願。
1951年，拉蔔楞寺六大學院執事、親王府、各部落共同推舉，由貢唐倉大師主持，迎請住錫塔爾寺的十世班禅前來拉蔔楞寺認定五世嘉木樣的轉世。叁月初叁日，貢唐倉大師在西甯向班禅大師呈送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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