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十月初一日，班禅大師在拉蔔楞寺經堂前世嘉木樣的靈塔前確定靈童周本塔爾爲第六世嘉木樣。貢唐倉大師在六世嘉木樣·洛桑久美·圖丹卻吉尼瑪的尋訪認定上，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這年底，大師前往北京出席全國民族工作會議。路過西安時，初次會見了享譽國內外的藏傳佛教大師碌奔·喜铙嘉措大師(在趙樸初之前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習仲勳特意設宴款待。在北京出席會議時，大師就民族平等、民族區域自治、宗教信仰自由、保護寺院等問題作了發言，其間同代表們一道受到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接見。其中周總理在接見中說的一句簡簡單單的話，給貢唐倉大師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還是在1949年的時候，大師身邊有個叫毛爾蓋·桑木丹的藏族秘書。根據周恩來總理關于在藏族地區挑選精通藏文的藏族青年到北京做翻譯的指示，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專門向貢唐倉活佛寫信要求幫助。大師便把他的秘書桑木丹派到國務院翻譯局工作。桑木丹1949年底到北京，到貢唐倉大師赴京出席會議時，已工作了整整一年。毛澤東主席接見會議代表一個星期後，周恩來總理又在中南海國務院會議室接見大家。走到貢唐倉大師身邊時，當時擔任西北軍政委員會統戰部長的汪鋒介紹說：“這是甘肅拉蔔楞寺的貢唐倉活佛。”周恩來總理聽後用手拍著貢唐倉活佛的肩膀，十分親切地說：“桑木丹工作很好。”這句只有他們倆人才明白的話，在貢唐倉活佛聽起來包含了豐富的內容，尤其是那語氣和表情，都仿佛在向25歲的貢唐倉活佛說：我們倆個早就認識了，而且是好朋友了。這句簡短的話語，讓貢唐倉大師一生難忘。幾十年後，大師回想起來仍十分感慨，他說：“當時我什麼政治地位也沒有，周總理卻像老朋友一樣對我，這不僅使我十分感動，甚至讓同行的一些參加過長征的藏族幹部都有了意見。”
這位桑木丹因不習慣北京的氣候，後來離開北京回到四川省阿壩州工作，成了著名的藏族學者，一生著作很多，直到1993年80多歲時去世。
1952年，貢唐倉大師又回到了查理寺。宗教活動之余，大師以他的特殊身份和影響，協助政府做了許多有益于國計民生和社會安定的大事，其中一件就是勸說流竄在川西的一股殘軍土匪歸降人民政府。
四川西部的黑水縣，由于當時還未解放，國民黨軍隊一個叫胡炳勳的師長，帶著一批殘兵敗將盤踞在這一帶。爲壯大自己的勢力，這股殘軍糾集了當地的散兵遊勇，共同組成“叁省(甘川青)邊區反*指揮部”，利用川西一帶山大林深的地理，與解放軍爲敵，負隅頑抗。這股土匪人數雖然只有500余人。但他們熟悉當地地形，流竄不定，一時難以剿滅。剿匪部隊一到，他們便鑽進深山老林，隱匿不出；部隊一撤，他們又竄出來殺人搶劫，四處滋擾，使得當地農牧民人心惶惶，無法安居樂業。貢唐倉大師後來得知，原來是黑水大土司的道吉華桑(漢名蘇水和)，這時被匪部利用爲副司令，他曾和大師有過施主關系，對大師十分信服。爲老百姓的生命財産安全考慮，大師毅然展開了對土匪的勸降工作。
大師先是不顧辛苦，親自前往松潘、茂汶、汶川等地，向各土司宣講實現和平解放的好處，要求他們不要與匪軍來往，助纣爲虐。然後親筆署名，向土匪經常出沒之地撒去一張張傳單。大師傳單的大意是：爲民舉善，佛將賜福；禍害百姓，不要說政府不容，佛也不容！爾本我佛信徒，若繼續爲胡匪炳 勳所用，爲害草原，則難逃災禍。快快棄惡從善，我保爾等身家平安，政府也會既往不咎。我等著你急速歸來。我佛慈悲！
這張言辭懇切、恩威並重的傳單傳到道吉華桑手中，他展讀再叁，沈思良久，終于被大師所感化。在川西地區，道吉華桑聲名赫赫，是個出了名的鐵石心腸，鮮血流成河，他連眼都不眨一下。當年紅軍長征途經黑水時，道吉華桑憑仗地勢險要，硬是不讓紅軍通過，河裏的水都染紅了，道吉華桑的堡壘還是攻不下來。爲避免遭受損失，紅軍只好被迫改走雪山。道吉華桑也和國民黨軍隊打過仗，他曾和四川軍閥鄧錫侯的24軍兩次血戰，打得對方狼狽逃竄，對他毫無辦法，就是這麼一個藏族土司，毅然聽從了貢唐倉大師的勸說，率領自己的人馬，下山歸降了解放軍。他一走，胡炳勳殘軍如釜抽薪，很快土崩瓦解，被解放軍剿滅。匪亂平息，黑水縣隨之解放。爲感謝大師的慈心善舉，四川軍政領導天寶等專門在馬爾康接待了大師。在四川叁年期間，大師出任川北藏族自治區(即今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前身)人民監察委員會副主席和政協副主席。
道吉華桑歸降後，人民政府既往不咎，不久即讓他參加了赴朝慰問團，代表藏族人民去朝鮮慰問中國人民志願軍。後來他又出國定居到印度和加拿大，1979年歸來，兩年後在成都去世。大師聞訊，專程從北京趕去參加了追悼會。
1954年，根據六世嘉木樣大師的提名，拉蔔楞寺僧衆大會派代表嘎藏等到達貢唐倉大師靜修的“丹達林”(在今四川省紅原縣城附近)，敦請大師出任拉蔔楞寺第八十五任總法臺。總法臺是藏傳佛教寺院宗教事務的最高主持者，具有絕對權威，總法臺之下，各個學院如時輪學院、醫藥學院、喜金剛學院、續部上學院、續部下學院都有自己的法臺。這是貢唐倉大師第一次出任拉蔔楞寺總法臺，直到1957年8月15日辭職爲止，這一段時間是拉蔔楞寺曆史上最爲鼎盛的時期，僧侶多達3000名，活佛、格西雲集，施主人財兩旺，貢唐拉章也十分興盛。大師除主持日常經會、教務外，還廣爲布施，改善僧人的學經和生活條件
貢唐倉總法臺主持盛大的“柔紮”大法會。在政通人和、香火旺盛的曆史時刻，達賴喇嘛和班禅大師先後莅臨拉蔔楞寺。
貢唐倉·丹貝旺旭大師在1954年出任拉蔔楞寺總法臺不久，便主持舉行了盛大的七月“法會”。在藏傳佛教衆多的法會與紀念日中，藏語稱爲“柔紮”的七月法會僅次于正月的默朗木祈願大法會，默朗木法會由藏傳佛教格魯派始祖宗喀巴大師于1409年在拉薩首創，柔紮法會則是宗喀巴大師範的弟子加央卻傑(1379——1449年)創立，在拉蔔楞寺則開始于第二世嘉木樣時期，後由第叁世貢唐倉大師丹貝仲美倡行至今。這一法會主要是紀念護法神和法王的，會期自農曆6月29日至7月15日，共17天，正式大會在七月初八日。一年一度的“柔紮”大法會在草原上最美好的季節舉行，即是盛大的佛學知識競賽會，又是熱鬧的民間物資交流盛會。參加者除本寺的所有僧侶，還有附近寺院的喇嘛和成千上萬的信徒。寺院周圍的空地上，早早便布滿了繡著祥雲圖案的大小帳篷。大法會的施主是總法臺，他不僅對所有參加法會的僧侶提供齋飯，還要每日向每個僧人布施七元。這個費用是十分驚人的，既是對總法臺財力的一次檢驗，也是其在信民中影響、威望、號召力的一次反應。供齋飯的情景是非常壯觀的，數千喇嘛就地一排排坐在法會場地上，由負責供齋的喇嘛提著桶將齋飯一勺一勺舀到大家自備的碗中。
法會的第一項內容是進行佛學答辯。第一天由總法臺講述聞思學院(俗稱大經堂)大業，之後和學院法臺(每年只有一個學院的法臺參加)進行辯論。這一天由學院法臺提問，總法臺宣講。第二天學院法臺講述後，由總法臺提問，學院法臺回答。如此認真，是爲了表示法臺必須要有高深的學問，才能擔任。從七月初一開始便進行佛教哲學大辯論。這一天，貢唐大師身著紅色袈裟，頭戴金色尖頂的法帽，在衆高僧簇擁下來到聞思學院前的廣場上，就坐于爲他設的專座上，其它賽赤和堪布地位的活佛則坐在他的兩旁。全體僧侶和信徒磕頭拜見後，大師宣布辨論開始。
參加大辯論的喇嘛，爲六至十二年級的學習優秀者和各班級中有地位的少年活佛。辯論前一天，大家要前往各個經堂、佛殿的佛像前獻花，並在大經堂向僧衆散花，花瓣如雨，蔚爲奇觀。大辯論既有秩序又有很大的隨意性，誰都可以進入場內發表自己的意見，因爲這是學習和展示自己才華的最好時機。辯論時或一人講衆人聽，或七嘴八舌，手舞足蹈，掌聲、歡呼聲時起時伏，妙趣橫生。
七月初八日是“米拉日巴勸法會”表演。早晨先在大經堂背後獻(曬)巨幅佛象，同時到冬季講臺上陳列寺主及各大活佛的衣服、法器等，供信徒們觸額祈福。中午時分，便在大經堂前面的廣場上演出聖僧米拉日巴勸化獵夫貢保多吉的故事。
米拉日巴(1040——1123)，生于西藏後藏貢塘的加阿雜地方，是藏傳佛教噶舉派創始人之一，一生以苦修著稱于世。在藏族人民中米拉日巴是位婦孺皆知的聖僧。他七歲時父親去世，與母親相依爲命，受盡了親戚們的欺侮，家産被瓜分一空，生活十分艱難。他便開始學法，起初只是想以惡咒咒死仇人，後自忏罪孽，改信佛教。公元1077年，他38歲時找到當時已負盛名的噶舉派創始人瑪爾巴。瑪爾巴經過對他六年八個月的觀察，看他勤服勞役，極盡苦行，確信他“根器”好、可以造就成才，便對他口傳了密道全部修法。米拉日巴遂在45歲時返回西藏海撥4000米以上、絕世苦寒的阿裏地區，隱迹山岩中，只著白棉布衣，采食荨麻度日，按照瑪爾巴傳授的密法潛心修行9年，終于練出騰空飛行、降妖除怪等等神通，成爲藏族地區廣爲流傳、經久不衰的傳奇人物。觀看法會表演時，僧俗群衆均坐于廣場，內層爲僧人，外層爲群衆，嘉木樣大師、總法臺貢唐倉大師及各大活佛，則就座于前殿二樓的前廊上，居高臨下觀看。
貢唐倉大師身任總法臺後，以盛大、歡樂的柔紮大法會揭開了拉蔔楞寺新的一頁。1955年，大師又以總法臺的身份，先後隆重接待了達賴喇嘛和班禅大師，爲拉蔔楞寺的曆史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中國藏傳佛教的兩位領袖，在同一年中先後來到拉蔔楞寺，這是前所未有的。這不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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