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拉蔔楞寺的榮幸，更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整個藏區和睦團結的象征。當兩位大師將來拉蔔楞寺的消息傳出之後，整個安多藏區爲之轟動，甘、青、川草原的幾乎所有僧侶和信徒，聞訊在半個月前趕去迎候，激動之心、虔誠之態，筆墨實難祥述。貢唐倉大師作爲拉蔔楞寺宗教事務的最高主持，自然率領全寺的活佛，喇嘛，早早地在馬蓮灘設帳迎接。

　　對于十世班禅大師，貢唐倉大師已經多次接觸，彼此十分了解。班禅大師在未被中央政府正式冊封、處境微妙的困難時期，是貢唐倉大師第一個率領僧俗信徒來到青海塔爾寺，以其在藏區的威望和影響，給予少年的班禅大師有力的支持；又通過請班禅大師認定安曲活佛轉世和六世嘉木樣，表示了對班禅大師的尊重的擁護。多次的相處和來往，兩人已建立了非同尋常的情誼。

　　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則是首次來到拉蔔楞寺。大師只和他見過一面：1954年9月，達賴和班禅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請，聯袂赴北京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次達賴喇嘛先期到達拉蔔楞寺，貢唐倉大師以總法臺的身份，陪同年輕的達賴喇嘛察看了寺院喇嘛們的學習和生活。晚上，達賴喇嘛又單獨和貢唐倉大師晤談，詳細詢問拉蔔楞寺的情況，大師從坐床不久的寺主嘉木樣六世到各大賽赤、堪布的佛學造詣，生活情況，僧侶數目，屬寺和群衆基礎等，一一作了簡要明確的彙報。在叁年之後達賴喇嘛逃亡印度，這次的晤談竟成爲貢唐倉大師的一條罪狀。

　　視察拉蔔楞寺時，達賴喇嘛和班禅大師前後分別傳授了大悲觀世音灌頂和獨雄大威德灌頂。

　　這年九月十九日，大師的經師毛爾蓋·圖丹嘉措圓寂，大師悲痛莫名，舉行了盛大的祭供。

　　1956年，甘南的碌曲和川北毛爾蓋的部分地區的民衆，因聽信了在藏區也要搞合作化的謠傳，發生了武裝動亂。面對草原上烏雲滾滾的局勢，貢唐倉大師十分憂慮。他不顧個人安危，毅然走出寺院，參加了政府組織的工作團，並擔任副團長，向參加動亂的群衆做說服教育工作。

　　聽說貢唐倉大師冒著槍林彈雨來到山下，山上的人派代表悄悄下山來探真相，果然見大師端坐于帳篷，正在爲多災多難的草原祈禱。人們惶恐地問：“大師，公家真的不在藏區搞合作化嗎？會不會是騙人？”

　　大師鄭重地回答：“不會，現在的公家不是過去的官家，是爲老百姓著想的，不會騙人。就是將來進行民主改革，也要大家自願，不會強迫。回去對山上的人說，不要再打了，各回各的帳篷，安心地放牧牛羊去吧。政府讓我來給你們做工作，是爲你們好，不要做不利于草原的事了。”

　　烏雲散去了，草原又恢複了安甯。貢唐倉大師也要返回拉蔔楞寺了，牧民們沿途頂禮相送。

　　這年8月15日起，大師接受青海省河南蒙旗達參部(今賽龍鄉)信民的請求，傳授了時輪大灌頂(第四次)。甘、青、川叁省二十一縣的數萬名僧俗信衆參加了法會。針對前一段叁省邊界地區不太安甯的情況，大師再次宣講國泰民安的道理。後來，在紅原縣附近發現了一藥水泉，大師親自爲之開光，被群衆稱爲“貢唐藥泉”。

　　1957年3月15日起，貢唐倉大師應甘南州卓尼縣車巴溝僧俗信衆的恭請，向以熱丹嘉措爲首的萬名信衆傳授時輪大灌頂(第五次)。也就是在這一年，反“右”擴大化的影響開始波及甘南藏區，加上一股要搞高級合作社的傳聞，剛剛平靜的藏區又一次人心不安了。貢唐大師根據藏區的情況，把自己的一些意見和看法反映到甘肅省委，希望能引起省裏的重視，以維護藏區的穩定和安甯。不料省裏個別手握大權的領導，根本聽不進大師的意見。

　　大師沈默了。他不願被卷進可能發生的任何風潮中去，便于8月5日主動辭去拉蔔楞寺總法臺之職，把多年積攢的群衆給他的布施，大部分送給了僧侶們。當時拉蔔楞寺3000多僧侶，每人得到貢唐大師贈送的一袋面，外加九塊銀元。九月初，大師憂心忡忡地離開了拉蔔楞寺，面對依依不舍前來相送的喇嘛們，大師說：“佛門中人，與世無爭。我走後你們好自爲之，以寺院爲重，以學業修行爲重，少管寺外之事。我想我總有一天還會回來的！”

　　大師回到了四川查理寺，閉門靜修、講經說法之余，大師決心爲藏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他看到牧區畜産品資源十分豐富，卻處于自給自足、初級消費的自然經濟階段，沒有加工，商品經濟十分落後，便自己拿出30萬元銀元，在四川紅原縣建起了貢唐和平乳品廠。這在當時的藏區是破天荒的事，引起了很大的轟動，以至直到1979改革開放之初，四川省委的一位領導還用大師這一深具遠見卓識的善舉，啓發各級幹部從計劃經濟“以糧爲綱”的影響中解放出來，引導群衆大力發展商品生産。1994年10月，大師在北京回憶這件事時說：“當時我手頭只有30萬銀元，又要辦學校，又要辦乳品廠，資金不夠，還是群衆聽說後紛紛捐助，才得以辦成。”大師出獄後，還經常關心廠裏的生産，幫助解決困難。現在貢唐乳品廠有職工200多人，生産的各種奶粉銷到成都、上海、廣州等地。

　　也就是在這一年，貢唐倉大師的詩學著作在佐蓋新寺刻成。1958年春節，大師主持編導、上演了叁世貢唐倉·丹貝仲美著的《琅吉惹哇王傳》，被有關專家贊譽爲“對藏族戲劇藝術有新的創新”。2月15日起，大師根據原來之請向查理寺僧俗信衆一萬多人傳授時輪大灌頂。這是大師從21歲開始大講經以來，舉行的第六次時輪大灌頂。不曾想，大師從此竟遭厄運，與熱愛、崇拜他的信民，一別就是21載！

　　其實，大師對此早有預感，在查理寺傳授時輪大灌頂後，大師曾到附近一座叫“嘎爾欽寺”的小寺，一次念經時，殿中挂的唐卡畫上繪的牛首護法神，鼻中突然流血。對于虔誠的佛教徒來說，這是不祥之兆是不言而喻的。當時，不少人勸大師出國避禍，但大師不爲所動；這一方面是大師襟懷坦蕩、光明磊落，無所畏懼，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大師心裏真不願離開草原、離開熱愛他的信民。

　　一場災難終于降臨到大活佛身上……

　　蒙冤入獄二十一載

　　五十年代的西藏，和平與動蕩交替出現。風雲突變中，貢唐倉大師遭遇了本可以避免的災難……

　　如高大的界碑聳立在中國西南邊陲的西藏，總面積120萬平方公裏，相當于11個浙江省或33個臺灣省。這個舉世無雙的地方，不管王朝如何更替，同祖國大家庭始終密不可分。

　　早在公元7世紀到9世紀，青藏高原上以藏族爲主體建立的吐蕃王朝，就與盛世大唐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唐朝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先後嫁給吐蕃贊普(王)。公元821年的唐蕃會盟載明：唐朝與吐蕃“舅甥二主，商議社稷如一，結立大和盟約，永無渝替”。這種親密無間的關系，正如大詩人白居易在《代王 答吐蕃北道節度使論贊勃藏書》所說：“國家與彼蕃，代爲舅甥，日洽恩信。雖雲兩國，實若一家。”

　　元朝時，西藏已被納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轄之下，成爲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元世祖忽必烈1260年即位後，仿照中國曆代舊製，設置了掌管全國佛教事務和西藏地方軍事民政事務的總製院，命藏傳佛教薩迦派領袖八思巴以國師身份兼管總製院院務。

　　到了清朝，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管理更加系統化和製度化。1652年，清朝順治皇帝在北京親自接見第五世達賴，正式冊封其“達賴喇嘛”的名號。1713年，康熙皇帝又冊封第五世班禅羅桑益西爲“班禅額爾德尼”的尊號。從1727年起，雍正皇帝在西藏設置駐藏大臣，在拉薩設衙辦公。1751年，乾隆皇帝又在西藏地方建立噶廈政府，規定四名噶倫由叁俗一僧出任，地位平等，秉承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的指示，共同處理西藏地方事務。

　　歲月如梭。曆史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西藏局勢風雲激蕩、麗日和風與山雨欲來交替顯現。

　　1949年7月，西藏噶夏政府在國外反動勢力的唆使、慫勇之下，驅逐了駐拉薩的國民黨政府機構，製造了震驚中外的“驅漢事件”。

　　1950年3月29日，根據正在原蘇聯出訪的毛澤東主席從莫斯科發來的電報指示，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組成進藏先遣部隊，從四川樂山正式出發，揭開了解放軍進軍西藏的序幕。

　　同年8月6日，張國華、譚冠叁率領的十八軍主力部隊向西藏進發。部隊“一邊修路、一邊進軍”，于9月到達康北重鎮甘孜。

　　但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堅持的既定方針，早在1950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要求西藏地方當局派代表進京商談西藏和平解放問題；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式宣布進軍西藏後，再次電告西藏地方當局速派員進京談判，並要求對方隨時與進軍中的解放軍司令部聯系。但以攝政達紮爲首的噶廈當局，卻在外國反動勢力的慫恿支持下，關閉了和談的大門。

　　德高望重的西康甘孜白利寺格達活佛，1936年紅軍長征經過甘孜時，曾與朱德總司令成爲好兄弟。解放軍到達甘孜後，深明大義的格達活佛以西藏民族利益爲重，不顧朱德、鄧小平的急電勸阻，毅然前往拉薩勸和。在到達昌都後，于1950年8月13日被英國特務福特下毒茶毒死。

　　1950年10月5日夜，18軍52師突擊隊突破被認爲“雪山惡水賽過十萬大軍”的金沙江天險，順利偷渡過江，打響了昌都戰役。不久，新任昌都總管阿沛·阿旺晉美命令藏軍放下了武器。10月19日，古城昌都宣告解放。

　　1950年11月17日(藏曆10月8日)，年僅15歲的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在西藏局勢動蕩不安、人心浮動的時刻，在布達拉宮舉行了親政典禮。

　　1951年1月，達賴喇嘛在亞東親自任命阿沛·阿旺晉美爲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權談判代表，與同時由拉薩派出的四品官土登列門和桑頗·丹增頓珠一道，經康區前往北京和談。達賴喇嘛親自擬定了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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