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拉卜楞寺的荣幸，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整个藏区和睦团结的象征。当两位大师将来拉卜楞寺的消息传出之后，整个安多藏区为之轰动，甘、青、川草原的几乎所有僧侣和信徒，闻讯在半个月前赶去迎候，激动之心、虔诚之态，笔墨实难祥述。贡唐仓大师作为拉卜楞寺宗教事务的最高主持，自然率领全寺的活佛，喇嘛，早早地在马莲滩设帐迎接。

　　对于十世班禅大师，贡唐仓大师已经多次接触，彼此十分了解。班禅大师在未被中央政府正式册封、处境微妙的困难时期，是贡唐仓大师第一个率领僧俗信徒来到青海塔尔寺，以其在藏区的威望和影响，给予少年的班禅大师有力的支持；又通过请班禅大师认定安曲活佛转世和六世嘉木样，表示了对班禅大师的尊重的拥护。多次的相处和来往，两人已建立了非同寻常的情谊。

　　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则是首次来到拉卜楞寺。大师只和他见过一面：1954年9月，达赖和班禅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请，联袂赴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次达赖喇嘛先期到达拉卜楞寺，贡唐仓大师以总法台的身份，陪同年轻的达赖喇嘛察看了寺院喇嘛们的学习和生活。晚上，达赖喇嘛又单独和贡唐仓大师晤谈，详细询问拉卜楞寺的情况，大师从坐床不久的寺主嘉木样六世到各大赛赤、堪布的佛学造诣，生活情况，僧侣数目，属寺和群众基础等，一一作了简要明确的汇报。在三年之后达赖喇嘛逃亡印度，这次的晤谈竟成为贡唐仓大师的一条罪状。

　　视察拉卜楞寺时，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前后分别传授了大悲观世音灌顶和独雄大威德灌顶。

　　这年九月十九日，大师的经师毛尔盖·图丹嘉措圆寂，大师悲痛莫名，举行了盛大的祭供。

　　1956年，甘南的碌曲和川北毛尔盖的部分地区的民众，因听信了在藏区也要搞合作化的谣传，发生了武装动乱。面对草原上乌云滚滚的局势，贡唐仓大师十分忧虑。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走出寺院，参加了政府组织的工作团，并担任副团长，向参加动乱的群众做说服教育工作。

　　听说贡唐仓大师冒着枪林弹雨来到山下，山上的人派代表悄悄下山来探真相，果然见大师端坐于帐篷，正在为多灾多难的草原祈祷。人们惶恐地问：“大师，公家真的不在藏区搞合作化吗？会不会是骗人？”

　　大师郑重地回答：“不会，现在的公家不是过去的官家，是为老百姓着想的，不会骗人。就是将来进行民主改革，也要大家自愿，不会强迫。回去对山上的人说，不要再打了，各回各的帐篷，安心地放牧牛羊去吧。政府让我来给你们做工作，是为你们好，不要做不利于草原的事了。”

　　乌云散去了，草原又恢复了安宁。贡唐仓大师也要返回拉卜楞寺了，牧民们沿途顶礼相送。

　　这年8月15日起，大师接受青海省河南蒙旗达参部(今赛龙乡)信民的请求，传授了时轮大灌顶(第四次)。甘、青、川三省二十一县的数万名僧俗信众参加了法会。针对前一段三省边界地区不太安宁的情况，大师再次宣讲国泰民安的道理。后来，在红原县附近发现了一药水泉，大师亲自为之开光，被群众称为“贡唐药泉”。

　　1957年3月15日起，贡唐仓大师应甘南州卓尼县车巴沟僧俗信众的恭请，向以热丹嘉措为首的万名信众传授时轮大灌顶(第五次)。也就是在这一年，反“右”扩大化的影响开始波及甘南藏区，加上一股要搞高级合作社的传闻，刚刚平静的藏区又一次人心不安了。贡唐大师根据藏区的情况，把自己的一些意见和看法反映到甘肃省委，希望能引起省里的重视，以维护藏区的稳定和安宁。不料省里个别手握大权的领导，根本听不进大师的意见。

　　大师沉默了。他不愿被卷进可能发生的任何风潮中去，便于8月5日主动辞去拉卜楞寺总法台之职，把多年积攒的群众给他的布施，大部分送给了僧侣们。当时拉卜楞寺3000多僧侣，每人得到贡唐大师赠送的一袋面，外加九块银元。九月初，大师忧心忡忡地离开了拉卜楞寺，面对依依不舍前来相送的喇嘛们，大师说：“佛门中人，与世无争。我走后你们好自为之，以寺院为重，以学业修行为重，少管寺外之事。我想我总有一天还会回来的！”

　　大师回到了四川查理寺，闭门静修、讲经说法之余，大师决心为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他看到牧区畜产品资源十分丰富，却处于自给自足、初级消费的自然经济阶段，没有加工，商品经济十分落后，便自己拿出30万元银元，在四川红原县建起了贡唐和平乳品厂。这在当时的藏区是破天荒的事，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以至直到1979改革开放之初，四川省委的一位领导还用大师这一深具远见卓识的善举，启发各级干部从计划经济“以粮为纲”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引导群众大力发展商品生产。1994年10月，大师在北京回忆这件事时说：“当时我手头只有30万银元，又要办学校，又要办乳品厂，资金不够，还是群众听说后纷纷捐助，才得以办成。”大师出狱后，还经常关心厂里的生产，帮助解决困难。现在贡唐乳品厂有职工200多人，生产的各种奶粉销到成都、上海、广州等地。

　　也就是在这一年，贡唐仓大师的诗学著作在佐盖新寺刻成。1958年春节，大师主持编导、上演了三世贡唐仓·丹贝仲美著的《琅吉惹哇王传》，被有关专家赞誉为“对藏族戏剧艺术有新的创新”。2月15日起，大师根据原来之请向查理寺僧俗信众一万多人传授时轮大灌顶。这是大师从21岁开始大讲经以来，举行的第六次时轮大灌顶。不曾想，大师从此竟遭厄运，与热爱、崇拜他的信民，一别就是21载！

　　其实，大师对此早有预感，在查理寺传授时轮大灌顶后，大师曾到附近一座叫“嘎尔钦寺”的小寺，一次念经时，殿中挂的唐卡画上绘的牛首护法神，鼻中突然流血。对于虔诚的佛教徒来说，这是不祥之兆是不言而喻的。当时，不少人劝大师出国避祸，但大师不为所动；这一方面是大师襟怀坦荡、光明磊落，无所畏惧，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大师心里真不愿离开草原、离开热爱他的信民。

　　一场灾难终于降临到大活佛身上……

　　蒙冤入狱二十一载

　　五十年代的西藏，和平与动荡交替出现。风云突变中，贡唐仓大师遭遇了本可以避免的灾难……

　　如高大的界碑耸立在中国西南边陲的西藏，总面积12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1个浙江省或33个台湾省。这个举世无双的地方，不管王朝如何更替，同祖国大家庭始终密不可分。

　　早在公元7世纪到9世纪，青藏高原上以藏族为主体建立的吐蕃王朝，就与盛世大唐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唐朝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先后嫁给吐蕃赞普(王)。公元821年的唐蕃会盟载明：唐朝与吐蕃“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正如大诗人白居易在《代王 答吐蕃北道节度使论赞勃藏书》所说：“国家与彼蕃，代为舅甥，日洽恩信。虽云两国，实若一家。”

　　元朝时，西藏已被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元世祖忽必烈1260年即位后，仿照中国历代旧制，设置了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西藏地方军事民政事务的总制院，命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管总制院院务。

　　到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更加系统化和制度化。1652年，清朝顺治皇帝在北京亲自接见第五世达赖，正式册封其“达赖喇嘛”的名号。1713年，康熙皇帝又册封第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的尊号。从1727年起，雍正皇帝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在拉萨设衙办公。1751年，乾隆皇帝又在西藏地方建立噶厦政府，规定四名噶伦由三俗一僧出任，地位平等，秉承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的指示，共同处理西藏地方事务。

　　岁月如梭。历史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藏局势风云激荡、丽日和风与山雨欲来交替显现。

　　1949年7月，西藏噶夏政府在国外反动势力的唆使、怂勇之下，驱逐了驻拉萨的国民党政府机构，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驱汉事件”。

　　1950年3月29日，根据正在原苏联出访的毛泽东主席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组成进藏先遣部队，从四川乐山正式出发，揭开了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序幕。

　　同年8月6日，张国华、谭冠三率领的十八军主力部队向西藏进发。部队“一边修路、一边进军”，于9月到达康北重镇甘孜。

　　但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坚持的既定方针，早在1950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要求西藏地方当局派代表进京商谈西藏和平解放问题；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宣布进军西藏后，再次电告西藏地方当局速派员进京谈判，并要求对方随时与进军中的解放军司令部联系。但以摄政达扎为首的噶厦当局，却在外国反动势力的怂恿支持下，关闭了和谈的大门。

　　德高望重的西康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1936年红军长征经过甘孜时，曾与朱德总司令成为好兄弟。解放军到达甘孜后，深明大义的格达活佛以西藏民族利益为重，不顾朱德、邓小平的急电劝阻，毅然前往拉萨劝和。在到达昌都后，于1950年8月13日被英国特务福特下毒茶毒死。

　　1950年10月5日夜，18军52师突击队突破被认为“雪山恶水赛过十万大军”的金沙江天险，顺利偷渡过江，打响了昌都战役。不久，新任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命令藏军放下了武器。10月19日，古城昌都宣告解放。

　　1950年11月17日(藏历10月8日)，年仅15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西藏局势动荡不安、人心浮动的时刻，在布达拉宫举行了亲政典礼。

　　1951年1月，达赖喇嘛在亚东亲自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谈判代表，与同时由拉萨派出的四品官土登列门和桑颇·丹增顿珠一道，经康区前往北京和谈。达赖喇嘛亲自拟定了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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