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地方政府方面的五项谈判条件。

　　4月27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和他的堪布会议厅各负责官员一行45人也到达北京。

　　1951年4月29日，西藏和平谈判在北京正式拉开了序幕。中央人民政府指派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李维汉为首席代表，同西藏地方代表团举行谈判。

　　1951年5月21日，举世关注的西藏和谈胜利拉下了帷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了签字仪式。

　　首先是离开30年的班禅大师回到了西藏。

　　1951年5月30日，十世班禅主动给十四世达赖发了一封表示祝贺的电报。电文中说：“在您亲政之日，……派遣了自己的代表来中央谈判，并签定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这是我们西藏民族僧俗人民的伟大胜利，班禅愿竭绵薄，精诚团结，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协助您和西藏地方政府彻底实行协议，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奋斗。”

　　1951年7月19日，十四世达赖复电十世班禅：“……希望您即速启程回寺，所经道路决定后希先来电为荷。”

　　这是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失和后，十世班禅与十四世达赖第一次彼此以友好的态度发生的联系。对于班禅返藏，中央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周恩来总理于1951年初，亲自主持专门会议，对班禅返藏的组织领导、交通运输、物资供应、安全保卫等各个方面，都做了认真周到的安排。

　　1951年10月26日，张国华将军、谭冠三政委率领的十八军主力部队，经过两个多月艰苦卓绝的行军，到达拉萨。在各界人民两万多人的盛大欢迎下，进藏部队举行了雄壮的入城式。

　　1951年12月，达赖和三大寺派遣的欢迎班禅返藏的代表到达塔尔寺。

　　1951年12月18日，毛泽东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特命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为代表，前住西宁为班禅送行。班禅一行从西宁出发，经香日德，翻过唐古拉山，过黑河(今藏北那曲)，终于在1952年4月28日抵达拉萨。这次长途行军极其艰苦，到达黑河时，随行三万余峰骆驼便已死去大半，牛马也死去不少。

　　据西藏地方档案记载：班禅在返回后藏之前，曾在拉萨逗留了43天，在这43天里，拉萨市到处洋溢着团结喜悦的气氛，人们传唱着“达赖班禅和好，幸福的好时光”的新歌，班禅驻拉萨办事处不断接到各地僧俗人民的来信，许多信件真挚地写道：“在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班禅大师光荣地回来了。达赖和班禅和好了，我们永远忘不了毛主席的这个恩情……”

　　1952年6月25日，班禅一行经过由拉萨到后藏首城日喀则的15天行程，在班禅行辕的500人警卫营和西藏军区警卫营二连的护送下，到达日喀则。从1923年11月15日九世班禅离开日喀则流亡内地，到此时十世班禅光荣返回，整整30个年头过去了。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后藏各地的属民们，奔走相告，妇孺老幼，蜂拥而出，前来迎接的竟达6万多人！

　　西藏和平解放了，但千百年来形成的封建农奴制度，却仍然牢固地束缚着广柔的西藏高原。斗争和动荡一直时起时伏于西藏高原。

　　先是1952年1月中旬，在司曹鲁康娃等人的策动下，西藏上层组织了一个“人民会议”，公开提出反对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反对改编藏军。3月31日清晨，“人民会议”以请愿为名，纠集约4000人，包围了阿沛·阿旺晋美等上层爱国人士的住宅，同时包围了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全权代表张经武的办公处，在四周屋顶架起机枪，公然提出要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的要求。在中央代表张经武的交涉下，达赖喇嘛解除了幕后策划的两名司曹职务，取缔了“人民会议”，拉萨的局势暂时趋于平静。

　　1954年，十四世达赖喇嘛与十世班禅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请，联袂赴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摄下一张历史性的照片：毛泽东主席和达赖、班禅同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人人笑容满面，神态十分融洽和谐。

　　1955年3月4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以协助西藏地方政府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改革。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央派来了陈毅为团长，由各兄弟民族、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拉萨祝贺。本着“要以和平协商方式进行改革的”的宗旨，中央决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西藏不进行民主改革，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改革，也要到时视情况再定……”把等待民主改革的期限延长到1967年。

　　然而西藏的局势却一天天严峻起来，反动分子到处聚众闹事，上书请愿，公然号召反对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反对民主改革。这股浪潮越涌越汹，很快波及到甘肃、青海、四川的藏族地区。从此，以西藏为中心，包括四川、青海、甘肃等藏族地区在内，开始发生了一系列流血事件，直到1959年3月10日拉萨发生大规模武装叛乱而达到高潮，随后人民解放军奉命平息叛乱，达赖喇嘛出走印度……

　　贡唐仓大师遭遇的21载牢狱之灾，就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降临的……

　　1958年5月22日深夜，32岁的贡唐仓大师在成都突然被捕。没有逮捕证，也不知什么罪名……

　　1957年底到1958年初，受西藏局势的影响，冰雪地的甘青川草原一反常态，到处涌动着一股不安定的气息。先后住在查理寺和四川红原的贡唐仓大师，却安之若泰，处变不惊，一如既住地夜夜坐禅，全身心沉浸在佛法经典描绘的玄妙世界里。农历3月15日，大师在查理寺如期举行了大法会，向万千僧众讲经传法，劝导人心向善，祝愿草原六畜兴旺、人民安居乐业。象以往多次一样，大师以他宽广的胸怀和慈悲的佛心，祈祷已经降临草原的“暴风骤雨”快快过去，不要使绝大多数善良的人们陷入无边的痛苦。不曾想，这次“暴风骤雨”竟是如此狂烈无情，连大师本人也不幸蒙冤其中。

　　1958年4月左右，四川省委统战部一位姓刘的处长受省委领导的委派到贡唐仓大师在红原县的住所，说四川藏区有些地方发生了动乱，有的寺院也被卷进去了，为防大师被牵连，请大师到成都去。大师感谢政府的关心，毫不犹豫地启程前往成都，住在离成都50公里的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招待所，其间，大师还兴致勃勃地登上峨嵋山，从佛教圣地空灵悠远的意境中，感悟宇宙之大、佛法之妙。在成都休养期间，藏族副省长天宝经常来看望大师。

　　有一天，大师的家乡来人向大师禀报说，他的那位以前的热合东部落土司、解放后担任若尔盖县副县长的舅舅去世了。虽然在大师看来，人的生死祸福自有定数，谁也无法改变，但对舅舅的辞世，他依然十分伤悲；因为他生在舅舅家，舅舅一直抚养他到5岁被认定为贡唐仓五世的转世灵童，他对舅舅的感情非同一般。大师准备回若尔盖为舅舅奔丧，便去向省领导告别。一向对他十分敬重的一位省领导却突然避而不见。大师又写信给这位领导，回答说是等两天，等他去重庆开会回来再说。

　　过了几天，阿坝州统战部突然派大师的一位学生前来“陪伴”他，起初大师曾感到奇怪，来成都多时都不曾有人来陪伴，怎么突然派人来陪伴他呢？但他没有深想，过后他才明白原来是来监视他的。这位学生“陪伴”大师不做别的事，几乎天天晚上拉着大师去看电影。不管大师愿不愿看，看的电影无一例外都是国民党怎样镇压、屠杀共产党人的。大师不由猜疑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国民党过去镇压共产党，与我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国民党对共产党所犯的暴行中，有我的份儿不成？

　　疑问就这样一步一步变成了现实。大师清楚地记得这一夜：5月22日晚，他又一次看完电影回来，洗了澡，那位学生提议大师量量体重，他尽管觉得没多大必要，还是无可无不可地站上了体重仪。之后便回到卧室就寝。

　　夜里12点正，自称从阿坝州来的人来敲大师卧室的门：“麻烦您开一下门。”大师开了门，来人进来便说：“州上来了电话，您去接一下。”成都的五月已经很热，大师只穿着单衣往客厅接电话，来人却把绒衣给大师披上，还让他带上手表和护身符。大师莫名其妙，接个电话何必如此呢。但还是无可不可地接受了来人的举动。这时他看见他的随员特布丹等人，站在他们住的房间门口望着他。

　　几步走到与卧室相连的客厅，大师看到两边的沙发上各坐着两个人。他正要去抓屋角的电话，那四个人忽地站起来，把他围了起来。大师开始还以为这些人站起来是对他的礼貌和尊重，顿时又觉得不对头。他想问问阿坝州来的那个人，那人已不见了踪影。这时围住他的四个人，一人手中拿着枪，一人亮出手铐，大师这时反而镇定了，心想肯定是发生了什么误会，便坦然地伸出双手，让拿手铐的人把手铐戴在了他的手腕。大师是如此坦然和不慌不忙，以至于捉他的人十分紧张，尤其在靠近他时呼吸是那样急促。

　　从大师走出卧室接电话，到那四个人围起来铐他，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谁也没有说话，铐他的人既没有说明他们是什么人，也没有向大师出示逮捕证，宣布为何要逮铺他。

　　在四个人中的一个打了一个“走”的手势后，大师便被他们押着走出了房子，他看见院子里停着一辆白色的捷克造小轿车，院墙的四周架着机枪。这时候，大师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是不是有人组织对他暗杀？因为这很有可能，在解放初甘肃甘南和川北藏区发生的几次风波中，他都亲自出面做了平息工作，自然会有人怨恨他。眼下听说又发生了动乱，是不是有人怕他出面做平息工作，提前来下毒手呢？

　　正这么想着，大师已被推进汽车，铐他的人也钻进来左右围定了他。汽车在夜幕下急速驶去，拐了几个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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