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地方政府方面的五項談判條件。
4月27日，第十世班禅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和他的堪布會議廳各負責官員一行45人也到達北京。
1951年4月29日，西藏和平談判在北京正式拉開了序幕。中央人民政府指派李維漢、張經武、張國華、孫志遠爲全權代表，李維漢爲首席代表，同西藏地方代表團舉行談判。
1951年5月21日，舉世關注的西藏和談勝利拉下了帷幕，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在中南海勤政殿隆重舉行了簽字儀式。
首先是離開30年的班禅大師回到了西藏。
1951年5月30日，十世班禅主動給十四世達賴發了一封表示祝賀的電報。電文中說：“在您親政之日，……派遣了自己的代表來中央談判，並簽定了關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這是我們西藏民族僧俗人民的偉大勝利，班禅願竭綿薄，精誠團結，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協助您和西藏地方政府徹底實行協議，爲和平解放西藏而奮鬥。”
1951年7月19日，十四世達賴複電十世班禅：“……希望您即速啓程回寺，所經道路決定後希先來電爲荷。”
這是十叁世達賴與九世班禅失和後，十世班禅與十四世達賴第一次彼此以友好的態度發生的聯系。對于班禅返藏，中央人民政府十分重視，周恩來總理于1951年初，親自主持專門會議，對班禅返藏的組織領導、交通運輸、物資供應、安全保衛等各個方面，都做了認真周到的安排。
1951年10月26日，張國華將軍、譚冠叁政委率領的十八軍主力部隊，經過兩個多月艱苦卓絕的行軍，到達拉薩。在各界人民兩萬多人的盛大歡迎下，進藏部隊舉行了雄壯的入城式。
1951年12月，達賴和叁大寺派遣的歡迎班禅返藏的代表到達塔爾寺。
1951年12月18日，毛澤東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特命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習仲勳爲代表，前住西甯爲班禅送行。班禅一行從西甯出發，經香日德，翻過唐古拉山，過黑河(今藏北那曲)，終于在1952年4月28日抵達拉薩。這次長途行軍極其艱苦，到達黑河時，隨行叁萬余峰駱駝便已死去大半，牛馬也死去不少。
據西藏地方檔案記載：班禅在返回後藏之前，曾在拉薩逗留了43天，在這43天裏，拉薩市到處洋溢著團結喜悅的氣氛，人們傳唱著“達賴班禅和好，幸福的好時光”的新歌，班禅駐拉薩辦事處不斷接到各地僧俗人民的來信，許多信件真摯地寫道：“在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下，在人民解放軍的幫助下，班禅大師光榮地回來了。達賴和班禅和好了，我們永遠忘不了毛主席的這個恩情……”
1952年6月25日，班禅一行經過由拉薩到後藏首城日喀則的15天行程，在班禅行轅的500人警衛營和西藏軍區警衛營二連的護送下，到達日喀則。從1923年11月15日九世班禅離開日喀則流亡內地，到此時十世班禅光榮返回，整整30個年頭過去了。在這激動人心的時刻，後藏各地的屬民們，奔走相告，婦孺老幼，蜂擁而出，前來迎接的竟達6萬多人！
西藏和平解放了，但千百年來形成的封建農奴製度，卻仍然牢固地束縛著廣柔的西藏高原。鬥爭和動蕩一直時起時伏于西藏高原。
先是1952年1月中旬，在司曹魯康娃等人的策動下，西藏上層組織了一個“人民會議”，公開提出反對成立西藏軍政委員會，反對改編藏軍。3月31日清晨，“人民會議”以請願爲名，糾集約4000人，包圍了阿沛·阿旺晉美等上層愛國人士的住宅，同時包圍了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全權代表張經武的辦公處，在四周屋頂架起機槍，公然提出要人民解放軍撤出西藏的要求。在中央代表張經武的交涉下，達賴喇嘛解除了幕後策劃的兩名司曹職務，取締了“人民會議”，拉薩的局勢暫時趨于平靜。
1954年，十四世達賴喇嘛與十世班禅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請，聯袂赴北京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攝下一張曆史性的照片：毛澤東主席和達賴、班禅同坐在一張長沙發上，人人笑容滿面，神態十分融洽和諧。
1955年3月4日，周恩來總理主持國務院第七次會議，通過了《關于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決定》，以協助西藏地方政府有組織、有步驟地進行改革。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正式成立，中央派來了陳毅爲團長，由各兄弟民族、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組成的中央代表團到拉薩祝賀。本著“要以和平協商方式進行改革的”的宗旨，中央決定：“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西藏不進行民主改革，第叁個五年計劃期間是否改革，也要到時視情況再定……”把等待民主改革的期限延長到1967年。
然而西藏的局勢卻一天天嚴峻起來，反動分子到處聚衆鬧事，上書請願，公然號召反對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反對民主改革。這股浪潮越湧越洶，很快波及到甘肅、青海、四川的藏族地區。從此，以西藏爲中心，包括四川、青海、甘肅等藏族地區在內，開始發生了一系列流血事件，直到1959年3月10日拉薩發生大規模武裝叛亂而達到高潮，隨後人民解放軍奉命平息叛亂，達賴喇嘛出走印度……
貢唐倉大師遭遇的21載牢獄之災，就是在這樣特定的曆史背景下降臨的……
1958年5月22日深夜，32歲的貢唐倉大師在成都突然被捕。沒有逮捕證，也不知什麼罪名……
1957年底到1958年初，受西藏局勢的影響，冰雪地的甘青川草原一反常態，到處湧動著一股不安定的氣息。先後住在查理寺和四川紅原的貢唐倉大師，卻安之若泰，處變不驚，一如既住地夜夜坐禅，全身心沈浸在佛法經典描繪的玄妙世界裏。農曆3月15日，大師在查理寺如期舉行了大法會，向萬千僧衆講經傳法，勸導人心向善，祝願草原六畜興旺、人民安居樂業。象以往多次一樣，大師以他寬廣的胸懷和慈悲的佛心，祈禱已經降臨草原的“暴風驟雨”快快過去，不要使絕大多數善良的人們陷入無邊的痛苦。不曾想，這次“暴風驟雨”竟是如此狂烈無情，連大師本人也不幸蒙冤其中。
1958年4月左右，四川省委統戰部一位姓劉的處長受省委領導的委派到貢唐倉大師在紅原縣的住所，說四川藏區有些地方發生了動亂，有的寺院也被卷進去了，爲防大師被牽連，請大師到成都去。大師感謝政府的關心，毫不猶豫地啓程前往成都，住在離成都50公裏的四川省民族事務委員會的招待所，其間，大師還興致勃勃地登上峨嵋山，從佛教聖地空靈悠遠的意境中，感悟宇宙之大、佛法之妙。在成都休養期間，藏族副省長天寶經常來看望大師。
有一天，大師的家鄉來人向大師禀報說，他的那位以前的熱合東部落土司、解放後擔任若爾蓋縣副縣長的舅舅去世了。雖然在大師看來，人的生死禍福自有定數，誰也無法改變，但對舅舅的辭世，他依然十分傷悲；因爲他生在舅舅家，舅舅一直撫養他到5歲被認定爲貢唐倉五世的轉世靈童，他對舅舅的感情非同一般。大師准備回若爾蓋爲舅舅奔喪，便去向省領導告別。一向對他十分敬重的一位省領導卻突然避而不見。大師又寫信給這位領導，回答說是等兩天，等他去重慶開會回來再說。
過了幾天，阿壩州統戰部突然派大師的一位學生前來“陪伴”他，起初大師曾感到奇怪，來成都多時都不曾有人來陪伴，怎麼突然派人來陪伴他呢？但他沒有深想，過後他才明白原來是來監視他的。這位學生“陪伴”大師不做別的事，幾乎天天晚上拉著大師去看電影。不管大師願不願看，看的電影無一例外都是國民黨怎樣鎮壓、屠殺共産黨人的。大師不由猜疑起來，這是怎麼回事呢？國民黨過去鎮壓共産黨，與我有什麼關系呢？難道國民黨對共産黨所犯的暴行中，有我的份兒不成？
疑問就這樣一步一步變成了現實。大師清楚地記得這一夜：5月22日晚，他又一次看完電影回來，洗了澡，那位學生提議大師量量體重，他盡管覺得沒多大必要，還是無可無不可地站上了體重儀。之後便回到臥室就寢。
夜裏12點正，自稱從阿壩州來的人來敲大師臥室的門：“麻煩您開一下門。”大師開了門，來人進來便說：“州上來了電話，您去接一下。”成都的五月已經很熱，大師只穿著單衣往客廳接電話，來人卻把絨衣給大師披上，還讓他帶上手表和護身符。大師莫名其妙，接個電話何必如此呢。但還是無可不可地接受了來人的舉動。這時他看見他的隨員特布丹等人，站在他們住的房間門口望著他。
幾步走到與臥室相連的客廳，大師看到兩邊的沙發上各坐著兩個人。他正要去抓屋角的電話，那四個人忽地站起來，把他圍了起來。大師開始還以爲這些人站起來是對他的禮貌和尊重，頓時又覺得不對頭。他想問問阿壩州來的那個人，那人已不見了蹤影。這時圍住他的四個人，一人手中拿著槍，一人亮出手铐，大師這時反而鎮定了，心想肯定是發生了什麼誤會，便坦然地伸出雙手，讓拿手铐的人把手铐戴在了他的手腕。大師是如此坦然和不慌不忙，以至于捉他的人十分緊張，尤其在靠近他時呼吸是那樣急促。
從大師走出臥室接電話，到那四個人圍起來铐他，只有幾分鍾的時間，誰也沒有說話，铐他的人既沒有說明他們是什麼人，也沒有向大師出示逮捕證，宣布爲何要逮鋪他。
在四個人中的一個打了一個“走”的手勢後，大師便被他們押著走出了房子，他看見院子裏停著一輛白色的捷克造小轎車，院牆的四周架著機槍。這時候，大師腦子裏閃過一個念頭：是不是有人組織對他暗殺？因爲這很有可能，在解放初甘肅甘南和川北藏區發生的幾次風波中，他都親自出面做了平息工作，自然會有人怨恨他。眼下聽說又發生了動亂，是不是有人怕他出面做平息工作，提前來下毒手呢？
正這麼想著，大師已被推進汽車，铐他的人也鑽進來左右圍定了他。汽車在夜幕下急速駛去，拐了幾個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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