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后停了下来，前面是一座监狱。司机一打喇叭，沉重的大铁门开了。大师这时反而放下了心，看来这不是暗杀，而是政府采取的行动，这就好了，误会总会解除的。
进了铁门，下了汽车，众人拥着他来到一间像是办公室的房间。在门口给他开了手铐。办公桌后坐着一个年轻人，有人介绍说是处长，旁边还有两个来做翻译的藏民(那时大师还不懂汉话)。年轻处长神色严峻地在大师全身上下摸了一遍，见没发现什么危险东西，便让大师坐在一张凳子上，随即这位年轻处长操着北京口音问：
“你的事情你知道吗？”
“不知道。”大师回答。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你若没有什么事，怎么会让你到这里来呢？”
“我也感到奇怪。我是省领导请到成都来的，除了休息，不接触其他的人。为什么把我突然抓到这里来呢？”大师镇定而不解地询问。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年轻处长带着无奈的口吻说。
“有逮捕证吗？”大师问。
“有个电报。你要看吗？”
“不看了。”
审问到此结束。年轻处长要去了大师的手表和护身符，说是代为保管。临走时，处长告诫大师：不要和别的犯人说话，也不要告诉别人你是什么人。
年轻处长拿着被褥，带大师穿过一道小铁门，来到一间牢房。房子倒还比较干净，只是竖着铁条的窗户比一般的房子高得多。牢房中有四张床，三张床上已有人，大师便被安排在中间床上。这一夜，大师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眼前老是晃动着最近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五一”节那天他还坐在主席台上检阅庆祝节日的游行队伍，没有几天经常见他的省领导突然不再见他，学生整天寸步不离地陪他，接连让他看那种电影，看来这一切都是有意安排的。大师想自己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政府的事，这样做一定是有误会，既有误会，就应该明确问，为什么这么神秘呢？
与大师同牢房的三个犯人，一位是上海人，一位是工程师，另一位原是部队干部，自我介绍在西藏呆过，懂得几句藏语，便问大师“是从哪里来的？”大师根据年轻处长的叮嘱，没有回答。
第二天，那位处长把大师叫到办公室，例行公事又把昨夜入狱时问的话重复了一遍，末了还劝大师不要担心，说你这样的人政府会宽大处理的。态度和蔼，与审问别的犯人俨然不同，大师一笑置之。
十天之后，年轻处长又把大师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面已经有几个陌生的人。处长向大师一一介绍了几位生人后，先问：“贡唐仓，你在这里生活习惯吗？”大师没有回答，心想：坐监狱难道还有习惯不习惯的？处长见大师不语，笑了一下说：“甘肃来人接你，你的问题在甘肃。”
为了在路上不让人出来，甘肃来的人便让大师换衣服。大师身材魁悟，他们带来的衣服不能穿，监狱方面帮着找来一些衣服，试来试去还是穿不了。后来不知谁想到了戏衣，便找来一件唱戏穿的宽腰大裆灯笼裤，才解决了这一难题，不过如此一来，大师被他们打扮得不成“样子”：裤子是蓝底红条的戏剧服，上衣却是袖口有红道的大号公安服，外披一件斗篷。手上戴着手铐，脸上则是一副大口罩，一副墨镜。
从成都出发前，四川方面的那位年轻处长把他代为保管的大师的手表交给甘肃的公安人员，把护身符还给了大师，并说：“这是你的信仰，你戴上。事情总会搞明白，你思想上不要有负担，路上也不要想着跑。”大师点了点头，算是对他“关心”的答谢。至于跑，不要说有这么多人武装押解，就是大师心里，根本没有跑的念头：我无愧于政府、无愧于人民，为什么跑呢？那不是畏罪潜逃吗？
汽车送他们到了成都火车站，直接上了软卧包厢。大师在下铺，对面是甘肃来的那位处长，一位科长在上铺，门口荷枪站着两个士兵。从成都开往兰州的火车上，白天，双手戴着手铐的大师盘腿端坐打禅，依然一副活佛仪态。到了晚上，这位被押解的犯人若无其事地酣然入睡，押解他的四个人，却谁也不敢合眼，唯恐这位修行高深的大活佛施展什么法力，跳窗逃跑，或有崇信他的信徒在半道营救。
大师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变成了特殊的“二十四”号。在狱中，大师以惊人的毅力开始学习汉语
经过两天大师泰然自若、押解者却紧张不安的旅程，火车到了兰州。一下火车，大师便被直接关进了贡元巷看守所。这个看守所十分破旧，很脏，有臭虫，很有些历史了。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就有，不过那时候多用来关押被捕的共产党人和其他政治犯。关押大活佛尚是破天荒第一次。
从被关进贡元巷看守所开始，贡唐仓大师便失去了自己的名字，成了一个代号——二十四号。
“二十四号出来！”静夜的灯影里，看守喊道。大师从狭小的监房中站起来，脚上的长铐发出沉重的撞击声。出牢门向审讯室走去，身后又发出轻轻的金属之声，大师虽没有回头，但他听得明白，那是子弹推上膛的响声。
第一次审讯还算客气。参加的人很多，其中有两位翻译，大师后来得知，一位是民委干部，一位是从西北民族学院请来的老师。大师走进审讯室时，里面的人们原来坐着，先是一位藏族女副处长和一个藏族干部站了起来，接着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人人显得比较恭敬。正式审讯时，对方只提出一个要求：只要大师承认参与了甘南的武装叛乱，就可以放大师出去。
大师以他惯有的沉静自若的口吻，认真地回答：“你们也知道，我去年就辞去了拉卜楞寺总法台职务，到四川去已经快一年了，甘南发生的事，我一概不知道。现在让我承认参与叛乱，这不是让我说谎吗？作为一个佛教徒，我无法做到”。
第一次审讯一无所获。从第二次审讯开始，对大师的态度就变了，审问者声大气粗，表情严厉，常常一审就两三个小时。有一次审问时，有人说他1956年去美武地方六天，向群众搜刮了60万元。大师一改往日的冷静沉默，据理反驳：“共产党怎能说假话呢？我要是六天收了60万无，现在有多少钱？反过来说，我要是那么搜刮钱财，不但有愧于人民政府，而且在佛门也难以立足”。大师愤然质问：“你们不是查抄了我的家吗？我到底有多少钱财，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嘛！”
大师在牢中受审，对外间发生的一切，并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他在与同牢一个干部出身的犯人对话时，有意问“知不知道贡唐仓这个人”时，这位犯人告诉大师：早在1959年八九月间，报上已经公布了贡唐仓的“罪行”，说他是甘南大规模武装叛乱的总后台，已经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而且还举办了“罪行展览”，有电台、机关枪、手榴弹等实物照片。大师问这位只知道他是二十四号的犯人
么知祅让这么清楚？”那人回答说他当过“罪行展罉”的讲絎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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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7月1日，贡唐仓大师被“换了地方”，从贡元巷看守所转押到甘肃省第一监狱。这里不愧是“第一监狱”，环境比贡元巷看守所好多了，监房干净整洁，被褥也是新的，伙食也好得多，不仅能吃饱，隔三差五还有点肉吃。在这里，大师一直被关押到1969年。
还是在兰州被押往第一监狱时，大师发现和他一同“换地方”的还有一个气质不同一般的人，到监狱后和他一样住的是一个单间。每当放风时，大师和这个人常常碰面，因语言不通，无法交谈，只有互相点点头，笑一笑。后来他才知道，这个人叫蒋云台，是解放前夕起义的国民党军长，在当时“左”的狂风下，他也未能幸免。
自从被捕入狱以来，大师与过去生活的环境完全隔绝了，看不到一望无际、绿毯一样连绵起伏的大草原了，年复一年触目所见的是监狱高高的围墙和几平方米大的监房窗外那一片狭小的天空。再也见不到善良、纯朴、骠悍，跨骏马、讲藏话、吃牛羊肉的虔诚信民们了，不论是神色严厉的管教干部，还是垂头丧气的犯人，清一色讲的是汉语。在这样一个本来十分封闭，压抑的环境里，又不懂汉语，可想而知，会是一种什么境况！
与人交流只能以目示意，需要什么只能用手比划。面对这种因语言不通而带来的困扰，大师决心用最短的时间学会汉语。最初的时候，大师为此曾闹了不少笑话和误会。比如，他指着杯子想问“这叫什么？”对方却以为他要喝水，便给他倒来一杯开水。大师却以此为起步，借审问的机会，跟翻译学会了“这叫什么东西”，这是大师学会的第一句汉话。以这句话为敲门砖，大师抓住一切机会，向管教干部学习，他指着门、窗、床、墙壁问：“这叫什么东西？”又指着被子、枕头、床单乃至碗、筷子、吃的食物问：“这叫什么东西？”总之，凡是牢房里能看到的一切，都被大师问遍了。为了举一反三学习，大师还在纸上画上人的眼睛、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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