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子、嘴、手以及树林、汽车、房子、草原上的牦牛、藏羊、河曲马等等，用汉语一遍一遍地读出来。或把汉语的读法用藏语注音，对照着念。这样学了几个月，便会说了不少汉语单词。在此基础上，大师又开始学写汉字，他用写交待材料的纸，一笔一画地写，会写了不会念，再向人请教；会念了不知字的含义，再向人问。
有了一定的汉语读、写的基础后，大师请人先后从外面买来藏文版和汉文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毛泽东著作。在那个“左”的年代，一位正被“改造”的藏族大活佛主动要求买来毛泽东著作，这自然被监狱方面看作是好的表现，不仅不予干涉，而且积极支持。大师呢，买这些著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学习汉语，他夜以继日地坐在桌前，面前打开汉、藏两种文字的书，看一句藏文，对照着看一句汉文，并为此自己编出厚厚一本藏汉文对照词典。就这样，大师就像当年全身心投入到学经中一样，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写汉语上。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从未间断，以至经常错过了放风的时间。蒋云台看大师如此用功，曾多次劝他：“学汉语是应该的，可不能不顾身体啊！”大师用生硬的汉语回答：“关系的没有(没有关系)，我身体很好。”
贡唐仓大师在狱中这样一个十分封闭的特殊环境里，用一年时间便学会了汉语，可以读报纸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之所以能有这个奇迹，除了大师超乎常人的聪慧和努力外，更主要的是大师以他对人生和社会独特的感悟和信心，具有了常人难以达到的处逆境而自强，遭厄运而不悲的精神境界。大师为此写了许多感受和心得，发表过《纪念经师》、《赞鹰》等文。
到1969年，贡唐仓大师已在甘肃省第一监狱度过了漫长的8年岁月。这年3月，大师从报纸上看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在中国和苏联界河乌苏里江，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报道说，中国边防部队自卫还击，打退了苏联入侵者。这个事件当年虽然震动世界，但对于囚居在中国西北一座监狱中的贡唐仓大师来说，惊心只是短暂的；因为西北一座监狱中的贡唐仓大师来说，惊心只是短暂的；因为西北距离事件发生的东北毕竟十分遥远，何况他此时正身陷囹圄。然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这件事还是影响到了贡唐仓大师， 这年11月，他住的牢房外响起了已经久违了的“二十四号出来”的喊声。看管人员对他说：“收拾东西，要给你换地方。”
在这里8年了，为什么又要换地方？换到什么地方去？大师心里想着这些不能问的问题，回到牢房收拾自己的洗漱用具，特别是与他朝夕相伴的汉藏两种文字的书籍和他自编的汉藏对照词典，向他的狱中朋友蒋云台告别。之后在又一番大口罩、墨镜的化装后，大师被监狱方面送进一辆拉严了窗帘的小汽车。汽车离开兰州向东驶去，翻过车道岭、华家岭、六盘山，到了距离兰州300多公里的甘肃省平凉地区，甘肃省第四监狱就设在这里。大师后来才知道知道，他之所以被转关到平凉第四监狱，是因为有关方面因“珍宝岛事件”而对他采取的“预防”措施。大师闻之，苦笑一叹：“怎么说我也是中国人啊！”
大师成了学习马列著作的模范，款款登台向犯人们讲课，并为此写下20多万字的讲稿
在平凉第四监狱，大师被关在一号监房，这是一个看管十分严密的院子，房里共住着四个人，除了三个犯人，另外一个是监狱内管理图书的工作人员。虽然这里受严加看管，犯人只能在放风时间在指定的区域活动，但条件还算不错，除了比较整洁的床褥外，房内还有桌椅，可供看书、写字，生活上也比较优待。在其他犯人眼里，大师是个神秘的人物，大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是“重点严管”的“二十四号”，身份不同于他们，狱内称大师这样的人为“特犯”或“高犯。”
大师一如既往，安之若泰，利用一切时间读书。开始看管得很严，不许他与别的犯人接触，他便除了放风，整天埋头于桌前，一边学习，一边写读书笔记，真是“两耳不闻监外事，一心只读汉文书”。后来渐渐放得宽了，大师便与同监区的犯人有了点接触，其中有一个大学生与大师很谈得来，经常向大师请教一些藏族历史和草原牧区风俗习惯方面的知识。大师也把他视为朋友，把自己写的一些学习心得拿给大学生看，互相交流。这位大学生见大师谈吐充满哲理，看问题与众不同，又对哲学方面的书籍很有兴趣，便向大师推荐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在这位大学生朋友的帮助下，大师每读一部分，都要写下心得体会。作为博学多才的大活佛，大师对佛教哲理的研究和认识博大精深，见微知著，他想从毛泽东的著作中探究这样一个问题：马列主义、唯物主义与佛教哲理，到底真是像宣传的那样，是互相对立、水火不相容的，还是有某种共同之处？
就这样，大师饶有兴味地在两个哲学的世界里徜洋。默念经卷和坐禅时，大师的心神沉浸在佛祖释加牟尼和藏传佛教格鲁派始祖宗咯巴大师等佛教高僧大德阐述的佛学世界里，心境超脱了世俗世界的烦恼，进入物我合一，无欲无求，无喜无悲的境界，甚至自己所受的牢狱之灾，也是那么微不足道。学习《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时，大师的思考之舟又驶入马列主义的哲学领域，一切又显得那么客观、唯物、理智而辨证。久久思索的结果，大师豁然顿悟：佛教和马列主义，虽然一个有神，一个无神，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强调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强调人的主观努力的重要。辨证唯物论与佛教唯心论之间有一座相通的桥梁，即是客观世界，用马列主义的眼光看，佛教即是“客观唯心主义”。
大师对知识的渴求，引起了监狱方面的关注，他们起初不明白，这位慈眉善目，乐观豁达的藏族大活佛，学会了汉话，会写了汉字之后，又孜孜不倦学习马列著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及至有一天监管人员查房时发现大师写的厚厚一本读书笔记时，人们更为惊讶了。这些政治上十分积极，但文化不高的监管人员，翻看大师的心得笔记时虽然不能全部理解，但对大师的敬佩之情却是溢于言表的。监管人员对大师又多了几分尊敬，监狱“领导”则对大师直率地说出“学得不错，好好学”的赞许。
他们对大师的关注很快就变成了行动。有一天，一位监管人员走进大师房间，一改过去命令的口吻，很客气地问大师：“我们想开一次学习讲用会，想请你在会上讲一讲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行不行？”大师看这位监管人员一脸真诚，觉得这是练习汉语的一次好机会，便点头答应了。然后用当年吉牧师送给他的派克金笔(他带进监狱的旧物只有这支笔和一只手表)，连夜写讲用稿。大师一气呵成，在一种16开大的横格稿纸上，写了四页讲解提纲。
这真是一次独特的讲解会：监管人员指挥全监几百名犯人，整齐地坐在一间大房间里。监狱“领导”简短的训话之后，宣布“现在由二十号讲”。身穿囚衣的贡唐仓大师从人群中站起来，在数百名犯人惊异的目光下，不慌不忙地走上台去。那时的大师脸色红润，短发乌黑，当他在台上的小桌后坐下后，神情庄重，炯炯的目光先扫视一眼台下目不转睛盯着他的听众，就像当年他在法座上扫视他的信民一样。听众中有一百多名藏民，掩饰不住兴奋地对旁边的人窃窃私语：“这是我们的大佛爷。”当大师开口用流畅的汉语讲起时，不少犯人惊奇地张大了嘴，会场鸦雀无声，人们专注的神情不亚于当年讲经时聚精会神的信徒们！大师用他惯有的不急不缓的语调，用身边的小事、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景来讲述马列毛著作中抽象的论述，通俗而形象，客观而不褒贬，不仅犯人们听得津津津有味，连那些听惯了简单说教的监管干部，也被大师新鲜、生动的讲述所吸引。
第一次讲解获得监狱方面和犯人们一致的好评。大师却没想到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监管人员经常找上门来，要大师去给犯人作“改造思想”的讲说。讲的次数多了，大师难免有自找麻烦的感觉，但反过来一想，经常讲讲又有什么不好呢？一则可以提高汉语的读、写、讲的能力，二则向狱中这些来历复杂的犯人多做一些弃恶从善的教育，也符合佛家普渡众生的宗旨。如此一想，大师也就心安理得，只要监狱方面有要求，他就去讲，而且每欠都要写讲解提纲。在大师心里，他把这种讲说就当作昔日的讲经，只不过对象不同、形式不同罢了。前后算起来，大师在平凉第四监狱期间，先后给犯人做“改造思想”的讲解达五十多次，写了不下二十万字的讲解稿，这些讲解稿，是马列主义思想与佛教哲理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在监狱这种特殊的环境和政治气候下，大师只能以谈马列为主，另一方面，大师在其中又融会了他对人生和社会的认识和感悟，大师以他佛教大师的特殊眼光和认识高度，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佛教哲理之间构通的桥梁。正是因为这一点，大师的讲解别具一格，不同于某些政治工作者只是简单的说教和灌输。这是大师的讲说特别受欢迎的真正原因。
历代贡唐仓大师以博学多才、才华横溢闻名藏区，第六世贡唐仓大师更无愧于这一赞誉。在无数的犯人喟叹着命运的苦难，在监狱中接受强制改造，深感度日如年的时候，贡唐仓大师却把监狱当作一个大学校，他就象一个闭门苦读的大学者，读完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又去读《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仿佛他不是来蹲监狱而是来读书的。到后来，他的床头、桌上，堆满了厚厚薄薄的书籍，虽然这些书籍中没有一本是佛家经典，但这并不影响大师的参禅感悟。在大师看来，知识是没有穷尽的，真正的智者应当是无论身处何境，都会从一草一木乃至风雨雷电这些最常见的自然天象中，都会有所悟求，从而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得到升华。何况他现在所读的是造就了许多象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这种被资本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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