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子、嘴、手以及樹林、汽車、房子、草原上的牦牛、藏羊、河曲馬等等，用漢語一遍一遍地讀出來。或把漢語的讀法用藏語注音，對照著念。這樣學了幾個月，便會說了不少漢語單詞。在此基礎上，大師又開始學寫漢字，他用寫交待材料的紙，一筆一畫地寫，會寫了不會念，再向人請教；會念了不知字的含義，再向人問。
有了一定的漢語讀、寫的基礎後，大師請人先後從外面買來藏文版和漢文版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毛澤東著作。在那個“左”的年代，一位正被“改造”的藏族大活佛主動要求買來毛澤東著作，這自然被監獄方面看作是好的表現，不僅不予幹涉，而且積極支持。大師呢，買這些著作的目的主要是爲了學習漢語，他夜以繼日地坐在桌前，面前打開漢、藏兩種文字的書，看一句藏文，對照著看一句漢文，並爲此自己編出厚厚一本藏漢文對照詞典。就這樣，大師就像當年全身心投入到學經中一樣，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學寫漢語上。日複一日，月複一月，從未間斷，以至經常錯過了放風的時間。蔣雲臺看大師如此用功，曾多次勸他：“學漢語是應該的，可不能不顧身體啊！”大師用生硬的漢語回答：“關系的沒有(沒有關系)，我身體很好。”
貢唐倉大師在獄中這樣一個十分封閉的特殊環境裏，用一年時間便學會了漢語，可以讀報紙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迹。之所以能有這個奇迹，除了大師超乎常人的聰慧和努力外，更主要的是大師以他對人生和社會獨特的感悟和信心，具有了常人難以達到的處逆境而自強，遭厄運而不悲的精神境界。大師爲此寫了許多感受和心得，發表過《紀念經師》、《贊鷹》等文。
到1969年，貢唐倉大師已在甘肅省第一監獄度過了漫長的8年歲月。這年3月，大師從報紙上看到一個驚人的消息，在中國和蘇聯界河烏蘇裏江，發生了“珍寶島事件”，報道說，中國邊防部隊自衛還擊，打退了蘇聯入侵者。這個事件當年雖然震動世界，但對于囚居在中國西北一座監獄中的貢唐倉大師來說，驚心只是短暫的；因爲西北一座監獄中的貢唐倉大師來說，驚心只是短暫的；因爲西北距離事件發生的東北畢竟十分遙遠，何況他此時正身陷囹圄。然而在“以階級鬥爭爲綱”的那個年代，這件事還是影響到了貢唐倉大師， 這年11月，他住的牢房外響起了已經久違了的“二十四號出來”的喊聲。看管人員對他說：“收拾東西，要給你換地方。”
在這裏8年了，爲什麼又要換地方？換到什麼地方去？大師心裏想著這些不能問的問題，回到牢房收拾自己的洗漱用具，特別是與他朝夕相伴的漢藏兩種文字的書籍和他自編的漢藏對照詞典，向他的獄中朋友蔣雲臺告別。之後在又一番大口罩、墨鏡的化裝後，大師被監獄方面送進一輛拉嚴了窗簾的小汽車。汽車離開蘭州向東駛去，翻過車道嶺、華家嶺、六盤山，到了距離蘭州300多公裏的甘肅省平涼地區，甘肅省第四監獄就設在這裏。大師後來才知道知道，他之所以被轉關到平涼第四監獄，是因爲有關方面因“珍寶島事件”而對他采取的“預防”措施。大師聞之，苦笑一歎：“怎麼說我也是中國人啊！”
大師成了學習馬列著作的模範，款款登臺向犯人們講課，並爲此寫下20多萬字的講稿
在平涼第四監獄，大師被關在一號監房，這是一個看管十分嚴密的院子，房裏共住著四個人，除了叁個犯人，另外一個是監獄內管理圖書的工作人員。雖然這裏受嚴加看管，犯人只能在放風時間在指定的區域活動，但條件還算不錯，除了比較整潔的床褥外，房內還有桌椅，可供看書、寫字，生活上也比較優待。在其他犯人眼裏，大師是個神秘的人物，大家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只知道他是“重點嚴管”的“二十四號”，身份不同于他們，獄內稱大師這樣的人爲“特犯”或“高犯。”
大師一如既往，安之若泰，利用一切時間讀書。開始看管得很嚴，不許他與別的犯人接觸，他便除了放風，整天埋頭于桌前，一邊學習，一邊寫讀書筆記，真是“兩耳不聞監外事，一心只讀漢文書”。後來漸漸放得寬了，大師便與同監區的犯人有了點接觸，其中有一個大學生與大師很談得來，經常向大師請教一些藏族曆史和草原牧區風俗習慣方面的知識。大師也把他視爲朋友，把自己寫的一些學習心得拿給大學生看，互相交流。這位大學生見大師談吐充滿哲理，看問題與衆不同，又對哲學方面的書籍很有興趣，便向大師推薦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等哲學著作。在這位大學生朋友的幫助下，大師每讀一部分，都要寫下心得體會。作爲博學多才的大活佛，大師對佛教哲理的研究和認識博大精深，見微知著，他想從毛澤東的著作中探究這樣一個問題：馬列主義、唯物主義與佛教哲理，到底真是像宣傳的那樣，是互相對立、水火不相容的，還是有某種共同之處？
就這樣，大師饒有興味地在兩個哲學的世界裏徜洋。默念經卷和坐禅時，大師的心神沈浸在佛祖釋加牟尼和藏傳佛教格魯派始祖宗咯巴大師等佛教高僧大德闡述的佛學世界裏，心境超脫了世俗世界的煩惱，進入物我合一，無欲無求，無喜無悲的境界，甚至自己所受的牢獄之災，也是那麼微不足道。學習《矛盾論》、《實踐論》等著作時，大師的思考之舟又駛入馬列主義的哲學領域，一切又顯得那麼客觀、唯物、理智而辨證。久久思索的結果，大師豁然頓悟：佛教和馬列主義，雖然一個有神，一個無神，但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都強調現實世界的客觀存在，強調人的主觀努力的重要。辨證唯物論與佛教唯心論之間有一座相通的橋梁，即是客觀世界，用馬列主義的眼光看，佛教即是“客觀唯心主義”。
大師對知識的渴求，引起了監獄方面的關注，他們起初不明白，這位慈眉善目，樂觀豁達的藏族大活佛，學會了漢話，會寫了漢字之後，又孜孜不倦學習馬列著作到底是爲了什麼？及至有一天監管人員查房時發現大師寫的厚厚一本讀書筆記時，人們更爲驚訝了。這些政治上十分積極，但文化不高的監管人員，翻看大師的心得筆記時雖然不能全部理解，但對大師的敬佩之情卻是溢于言表的。監管人員對大師又多了幾分尊敬，監獄“領導”則對大師直率地說出“學得不錯，好好學”的贊許。
他們對大師的關注很快就變成了行動。有一天，一位監管人員走進大師房間，一改過去命令的口吻，很客氣地問大師：“我們想開一次學習講用會，想請你在會上講一講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心得，行不行？”大師看這位監管人員一臉真誠，覺得這是練習漢語的一次好機會，便點頭答應了。然後用當年吉牧師送給他的派克金筆(他帶進監獄的舊物只有這支筆和一只手表)，連夜寫講用稿。大師一氣呵成，在一種16開大的橫格稿紙上，寫了四頁講解提綱。
這真是一次獨特的講解會：監管人員指揮全監幾百名犯人，整齊地坐在一間大房間裏。監獄“領導”簡短的訓話之後，宣布“現在由二十號講”。身穿囚衣的貢唐倉大師從人群中站起來，在數百名犯人驚異的目光下，不慌不忙地走上臺去。那時的大師臉色紅潤，短發烏黑，當他在臺上的小桌後坐下後，神情莊重，炯炯的目光先掃視一眼臺下目不轉睛盯著他的聽衆，就像當年他在法座上掃視他的信民一樣。聽衆中有一百多名藏民，掩飾不住興奮地對旁邊的人竊竊私語：“這是我們的大佛爺。”當大師開口用流暢的漢語講起時，不少犯人驚奇地張大了嘴，會場鴉雀無聲，人們專注的神情不亞于當年講經時聚精會神的信徒們！大師用他慣有的不急不緩的語調，用身邊的小事、人們的日常生活情景來講述馬列毛著作中抽象的論述，通俗而形象，客觀而不褒貶，不僅犯人們聽得津津津有味，連那些聽慣了簡單說教的監管幹部，也被大師新鮮、生動的講述所吸引。
第一次講解獲得監獄方面和犯人們一致的好評。大師卻沒想到由此一發而不可收拾，監管人員經常找上門來，要大師去給犯人作“改造思想”的講說。講的次數多了，大師難免有自找麻煩的感覺，但反過來一想，經常講講又有什麼不好呢？一則可以提高漢語的讀、寫、講的能力，二則向獄中這些來曆複雜的犯人多做一些棄惡從善的教育，也符合佛家普渡衆生的宗旨。如此一想，大師也就心安理得，只要監獄方面有要求，他就去講，而且每欠都要寫講解提綱。在大師心裏，他把這種講說就當作昔日的講經，只不過對象不同、形式不同罷了。前後算起來，大師在平涼第四監獄期間，先後給犯人做“改造思想”的講解達五十多次，寫了不下二十萬字的講解稿，這些講解稿，是馬列主義思想與佛教哲理的有機結合，一方面，在監獄這種特殊的環境和政治氣候下，大師只能以談馬列爲主，另一方面，大師在其中又融會了他對人生和社會的認識和感悟，大師以他佛教大師的特殊眼光和認識高度，發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佛教哲理之間構通的橋梁。正是因爲這一點，大師的講解別具一格，不同于某些政治工作者只是簡單的說教和灌輸。這是大師的講說特別受歡迎的真正原因。
曆代貢唐倉大師以博學多才、才華橫溢聞名藏區，第六世貢唐倉大師更無愧于這一贊譽。在無數的犯人喟歎著命運的苦難，在監獄中接受強製改造，深感度日如年的時候，貢唐倉大師卻把監獄當作一個大學校，他就象一個閉門苦讀的大學者，讀完四卷本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又去讀《列甯全集》、《斯大林全集》，仿佛他不是來蹲監獄而是來讀書的。到後來，他的床頭、桌上，堆滿了厚厚薄薄的書籍，雖然這些書籍中沒有一本是佛家經典，但這並不影響大師的參禅感悟。在大師看來，知識是沒有窮盡的，真正的智者應當是無論身處何境，都會從一草一木乃至風雨雷電這些最常見的自然天象中，都會有所悟求，從而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得到升華。何況他現在所讀的是造就了許多象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這種被資本主義視爲“洪水猛獸”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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