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何以成爲千百萬勞苦大衆的精神支柱？這難道不值得智者探求嗎？
在這種滲透世俗人生的境界下，大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通過馬列著作這一辨證唯物主義的特殊載體，從全新的認識角度進一步參悟佛理的玄妙廣大。監獄有統一的關燈時間，燈熄了他就盤腿坐在床上，閉目進入參禅的境界，經常一坐就是幾個小時。這種功夫是他從小在寺院學經時練出來的。在佛的境界裏，宇宙是無窮無盡、無量數、不可知的，如果一定要用量數來表示，今天科學認爲大得不得了的太陽系，在佛看來僅僅是一個小千世界，一千個像太陽系這麼大的小千世界才構成一個中千世界，而一千個中千世界才是一個大千世界，在目前人類所感知的虛空中，至少有叁千個大千世界，這是多大的一個概念啊！佛卻說，世界何止這叁千世界，它是不可知、不可量的，就象印度恒河和中國黃河的沙子一樣，根本是數不清的！
現在，貢唐倉大師身處監獄這個小小的小世界，他就用佛理和唯物主義的雙重眼光，來審視他周圍的犯人。這些來自社會各個階層，被大衆眼光視爲“罪人”的人，卻是有好有壞、有善有惡，這些人同聚一圍高牆之內，集中了社會的複雜性、人性的多樣性。對此大師曾有一個親身感受；有一個來自河南的小偷吃了信徒們給大師送進來的酥油，反去向監管人員告發，說大師拉攏他。大師聞聽一笑置之，對這位告發者毫無責怪之意。在多年的相處中已對大師爲人深有了解的管教幹部和犯人們，更是把小偷的“檢舉”當作笑料而已。正是由于社會複雜，生活環境千差萬別，才有了監獄中這些品質各異的人。把他們放在監獄這個特殊的環境來改造，首先就改變了他們“存在”的環境，斷絕了他們任意妄爲的條件，強製他們按社會認可的道德、行爲標准改變自己，這無論對于社會、還是對于完善個人，無疑是“大慈大悲”的善事、好事啊！
刻字、焊接、製鞋、設計圖案……貢唐倉大師那雙從未勞動過的手，竟出奇的靈巧。監管人員稱他是“技術多面手”，人們紛紛請大師刻公章、印鑒
即使是身陷囹圄之中，貢唐倉大師慈悲之心依然。在監管幹部看來，這位落難的“大活佛”只知讀書學習，要求他們的事情最少，給他們的幫助卻最多，他不僅自覺遵守監獄規定，不越雷池半步，而且經常通過他深入淺出的講解，解除犯人們心中的煩慮，燃起他們對人生美好的希望。除了在精神上鼓勵之外，他還常常樂善好施。後來幾年，對他的看管不怎麼嚴了，監獄方面允許信徒們送吃的東西給他。有了這一“松動”，從甘肅甘南、四川阿壩及青海草原，大師虔誠的信徒們經常叁五成群向大師送來産自草原的酥油、牛羊肉。每當收到這些包含了信民真誠之意的的食物，大師總要分給同監獄的人分享，尤其是那些家裏困難吃不飽的犯人。因爲在大師的心目中，始終有一個群衆觀點，他認爲他所擁有的東西，來之于群衆，應用之于群衆，盡管這兩個“群衆”內含是不同的，一方是真誠信仰他的信民，另一方面卻是被強製改造的犯人。但在“佛”的眼裏，他們都是經受人生苦難的人們，只是善根有別，醒悟程度不同罷了。
爲了更多地體會人生的苦樂，大師後來又向監獄方面提出參加勞動的要求，回答說他這樣的“特犯”監獄無權決定，要“上面”發話才行。大師想，這個“上面”層次太多，凡是級別大于監獄的都屬于“上面”。于是，大師直接給大權在握、紅得發紫的北京“中央文革小組”寫信，要求參加勞動。理由堂皇而充足：“勞動也是思想改造的一種方式。”不知經過多少次的周轉，後來終于傳來了：“上面”的決定：“二十四號”要求勞動的願望是好的，但他從來沒有勞動過，還是以思想改造爲主，勞動要以他本人自願爲好，不能強迫，也不定任務。
有了這道“上方寶劍”，大師勞動的願望得以實現。當時監獄中最大的勞動場地是印刷廠，大師便從滿是書籍的監房踏進了印刷車間。他那雙先後翻遍了藏文經卷和馬列著作的大手，勞動起來竟是出奇的靈巧，先是排字，接著又去鑄字，幾乎都是一學便會。這更引起了大師勞動的興趣，經常工作起來忘了時間，更不顧髒和累。久而久之，連監管幹部也爲他擔心起來，常常提醒他：“二十四號，你沒有生産指標，願意幹就幹，不想幹就休息，可別累著了。”大師輕松地笑笑，回答說：“我身體很好，不累。毛主席說過勞動其樂無窮，幹幹活，掌握點生産技術，我也覺得其樂無窮。”
印刷車間有一個刻字、修版的老師傅，技術很好，帶了兩個年輕的徒弟。大師學會排字、鑄字之後，也跟著去學刻字。結果兩個正式的徒弟學得半生不熟，他這位業余學員卻很快學會了。不久這位老師傅刑滿出獄了，刻字、修版的工作理當由兩個徒弟承擔，但這兩位徒弟功夫不到家，不是刻字老是出錯，就是機械故障頻頻。看到監管幹部十分著急，大師便毛遂自薦說：“讓我來試試。”監管幹部有點不相信地問：“他們兩個學了很長的時間都不會，你能行嗎？”大師不動聲色地說：“我說過試試看嘛！”
大師坐到工作臺前，在衆目睽睽之下，不慌不忙刻字、修版，結果大出人們意料，他刻的字幾乎和字模鑄出的字難以分辨，修的版和以前的老師傅修的沒有兩樣。監管幹部反複查看，最後不得不由衷地感歎：“二十四號真是一個不一般的人啊！”大師刻字刻出了名，先是平涼地區司法機關的一些公章拿來讓他刻，後來恢複被砸爛的公檢法時，門牌匾也讓他來刻。至于監獄幹部的名章，大師刻的就更多了。工廠産品的商標版，差不多全是他所刻的，爲此監獄曾給予他15元人民幣的最高技術獎勵。
就這樣，貢唐倉大師把監獄當作體味人生的一所大學校，以常人難以想象的辛勞和毅力，學會了排字、鑄字、刻字、修版、製鞋、圖案設計乃至錫焊技術，成爲當時監獄中有名的“技術多面手”。盡管由于歲月的流逝，人們難以親睹大師親手製作的“産品”，然而筆者卻十分榮幸見過大師的勞動成果。那是1993年10月在甘肅省政協大師那間鋪了地毯、十分雅致的辦公室，筆者無意中發現書架上有一個紅色的硬書匣，裏面裝了四本毛澤東選集。方方正正的硬書匣，看起來與正規工廠生産的沒有什麼差別。筆者初以爲這書連同書匣均是大師買來的。便問大師“現在還看這些書嗎？”大師回答：“只是留著作個紀念。”見筆者不解的樣子，大師只好直言相告，“因爲這書匣和上面的字是我在監獄中親手做的。”我細細看去，硬紙書匣的正面，有燙金的“毛澤東選集”四個大字及五角星圖案，與我過去在書店看到的一模一樣。
對于勞動，大師有自己獨特的認識。不少人曾這樣問大師：“坐牢是件不幸的事，所有的犯人都在熬時光，像你這樣享受特殊待遇的人，又沒有人強迫你，爲什麼這麼努力地勞動呢？”
大師深沈地回答：“我的出身很特別，從小在比較優裕的環境中生活，入獄使我有了體會人生之苦的機會，勞動便是我體會人生的一種方式，對我來說，能夠通過勞動，掌握技術，親身感受一下大衆創造物質世界的辛勞，何樂而不爲呢！”
對于21載牢獄之災，大師同樣有其不同于常人的感悟。他說：“開始抓我時我思想上是想不通的，因爲我解放前就與共産黨有來往，後來硬說我反對共産常，根本沒有的事。甘南發生了動亂，我事前一無所知，就因爲我是活佛，群衆相信我，就想當然把我抓了起來。其實我要到國外去的話，早就走了。1957年，安曲活佛等去西藏時，希望我一同前往，說西藏形勢不好再去印度，我對他們說：共産黨的政策好，群衆幸福，我不會有事。政策變了，群衆受難，我也要受難。我要與群衆站在一起，同甘共苦。後來看到爲共産黨打江山、國民黨曾懸賞幾百萬大洋捉拿的高級領導人，像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等，最後也是那樣悲慘的下場，與他們相比，我的這點痛苦算不了什麼。這樣一想，我便想通了。
“另一方面，從藏族、佛教徒的角度說，入獄這是我前世欠的債，我這一世把它還清就行了，入獄後我原來100多萬元的財産沒有了，後來官方問我有什麼想法，我說：我的財産來自人民，又還給了人民，我沒有什麼意見。我出獄後也從未提過財産的事，後來政府給了7萬元補償，又給了4萬元的房屋補償，用這11萬元，我在蘭州小西湖柏樹巷建了一所住宅，現在實際成了各地藏民來蘭州的辦事處。
“在獄中，我學馬列，學技術，學會了漢話，再也不用翻譯了，尤其是知道了毛澤東說過什麼？馬克思主義又是什麼？它與佛教哲理有什麼不同，又有什麼共同之處？從這個意義上說，壞事對我變成了好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說，這就是辨證法。
沒有“罪名”，監獄方面只好尴尬地在“釋放證”上寫下“因長期關押”的字樣，並不得不用“押”字蓋住“罪”字。激動的人們狂熱地歡迎貢唐倉大師出獄歸來
到1974年，貢唐倉大師蒙冤入獄已經16個年頭了，其實，在這之前，他的“事”不論是在監獄的犯人中，還是在管教幹部中，都漸漸明白了是怎麼回事，但人間的事就是這麼奇怪，尤其是在那個“左”得不可理喻的年代，雖然人們都明白事實的真相已經清楚，但大師卻出不了獄，原因並不複雜：1958年逮捕大師時，有關方面上報中央說貢唐倉是甘南大規模武裝叛亂的總後臺、幕後指揮者。大師入獄後，他們又是在甘南七縣、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行了所謂大師的“罪行”展覽，有電臺、機關槍、手榴彈等拼湊的“實物”照片，要判刑又無真正的根據，只好長期關押下去，到後來想放了，首先“上面”交待不了，你們不是上報說他是“總後臺”嗎？怎麼就放了？再次給群衆也不好交待，“罪行”展覽不是有電臺等照片嗎？拿出來給大家看看？又拿不出來，就這樣，大師被年複一年地關在監獄。
直到1974年這一年，獄中傳來消息，說要特赦國民黨團以上的黨政軍犯人。雖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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