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何以成为千百万劳苦大众的精神支柱？这难道不值得智者探求吗？
在这种渗透世俗人生的境界下，大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通过马列著作这一辨证唯物主义的特殊载体，从全新的认识角度进一步参悟佛理的玄妙广大。监狱有统一的关灯时间，灯熄了他就盘腿坐在床上，闭目进入参禅的境界，经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这种功夫是他从小在寺院学经时练出来的。在佛的境界里，宇宙是无穷无尽、无量数、不可知的，如果一定要用量数来表示，今天科学认为大得不得了的太阳系，在佛看来仅仅是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像太阳系这么大的小千世界才构成一个中千世界，而一千个中千世界才是一个大千世界，在目前人类所感知的虚空中，至少有三千个大千世界，这是多大的一个概念啊！佛却说，世界何止这三千世界，它是不可知、不可量的，就象印度恒河和中国黄河的沙子一样，根本是数不清的！
现在，贡唐仓大师身处监狱这个小小的小世界，他就用佛理和唯物主义的双重眼光，来审视他周围的犯人。这些来自社会各个阶层，被大众眼光视为“罪人”的人，却是有好有坏、有善有恶，这些人同聚一围高墙之内，集中了社会的复杂性、人性的多样性。对此大师曾有一个亲身感受；有一个来自河南的小偷吃了信徒们给大师送进来的酥油，反去向监管人员告发，说大师拉拢他。大师闻听一笑置之，对这位告发者毫无责怪之意。在多年的相处中已对大师为人深有了解的管教干部和犯人们，更是把小偷的“检举”当作笑料而已。正是由于社会复杂，生活环境千差万别，才有了监狱中这些品质各异的人。把他们放在监狱这个特殊的环境来改造，首先就改变了他们“存在”的环境，断绝了他们任意妄为的条件，强制他们按社会认可的道德、行为标准改变自己，这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完善个人，无疑是“大慈大悲”的善事、好事啊！
刻字、焊接、制鞋、设计图案……贡唐仓大师那双从未劳动过的手，竟出奇的灵巧。监管人员称他是“技术多面手”，人们纷纷请大师刻公章、印鉴
即使是身陷囹圄之中，贡唐仓大师慈悲之心依然。在监管干部看来，这位落难的“大活佛”只知读书学习，要求他们的事情最少，给他们的帮助却最多，他不仅自觉遵守监狱规定，不越雷池半步，而且经常通过他深入浅出的讲解，解除犯人们心中的烦虑，燃起他们对人生美好的希望。除了在精神上鼓励之外，他还常常乐善好施。后来几年，对他的看管不怎么严了，监狱方面允许信徒们送吃的东西给他。有了这一“松动”，从甘肃甘南、四川阿坝及青海草原，大师虔诚的信徒们经常三五成群向大师送来产自草原的酥油、牛羊肉。每当收到这些包含了信民真诚之意的的食物，大师总要分给同监狱的人分享，尤其是那些家里困难吃不饱的犯人。因为在大师的心目中，始终有一个群众观点，他认为他所拥有的东西，来之于群众，应用之于群众，尽管这两个“群众”内含是不同的，一方是真诚信仰他的信民，另一方面却是被强制改造的犯人。但在“佛”的眼里，他们都是经受人生苦难的人们，只是善根有别，醒悟程度不同罢了。
为了更多地体会人生的苦乐，大师后来又向监狱方面提出参加劳动的要求，回答说他这样的“特犯”监狱无权决定，要“上面”发话才行。大师想，这个“上面”层次太多，凡是级别大于监狱的都属于“上面”。于是，大师直接给大权在握、红得发紫的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写信，要求参加劳动。理由堂皇而充足：“劳动也是思想改造的一种方式。”不知经过多少次的周转，后来终于传来了：“上面”的决定：“二十四号”要求劳动的愿望是好的，但他从来没有劳动过，还是以思想改造为主，劳动要以他本人自愿为好，不能强迫，也不定任务。
有了这道“上方宝剑”，大师劳动的愿望得以实现。当时监狱中最大的劳动场地是印刷厂，大师便从满是书籍的监房踏进了印刷车间。他那双先后翻遍了藏文经卷和马列著作的大手，劳动起来竟是出奇的灵巧，先是排字，接着又去铸字，几乎都是一学便会。这更引起了大师劳动的兴趣，经常工作起来忘了时间，更不顾脏和累。久而久之，连监管干部也为他担心起来，常常提醒他：“二十四号，你没有生产指标，愿意干就干，不想干就休息，可别累着了。”大师轻松地笑笑，回答说：“我身体很好，不累。毛主席说过劳动其乐无穷，干干活，掌握点生产技术，我也觉得其乐无穷。”
印刷车间有一个刻字、修版的老师傅，技术很好，带了两个年轻的徒弟。大师学会排字、铸字之后，也跟着去学刻字。结果两个正式的徒弟学得半生不熟，他这位业余学员却很快学会了。不久这位老师傅刑满出狱了，刻字、修版的工作理当由两个徒弟承担，但这两位徒弟功夫不到家，不是刻字老是出错，就是机械故障频频。看到监管干部十分着急，大师便毛遂自荐说：“让我来试试。”监管干部有点不相信地问：“他们两个学了很长的时间都不会，你能行吗？”大师不动声色地说：“我说过试试看嘛！”
大师坐到工作台前，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慌不忙刻字、修版，结果大出人们意料，他刻的字几乎和字模铸出的字难以分辨，修的版和以前的老师傅修的没有两样。监管干部反复查看，最后不得不由衷地感叹：“二十四号真是一个不一般的人啊！”大师刻字刻出了名，先是平凉地区司法机关的一些公章拿来让他刻，后来恢复被砸烂的公检法时，门牌匾也让他来刻。至于监狱干部的名章，大师刻的就更多了。工厂产品的商标版，差不多全是他所刻的，为此监狱曾给予他15元人民币的最高技术奖励。
就这样，贡唐仓大师把监狱当作体味人生的一所大学校，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和毅力，学会了排字、铸字、刻字、修版、制鞋、图案设计乃至锡焊技术，成为当时监狱中有名的“技术多面手”。尽管由于岁月的流逝，人们难以亲睹大师亲手制作的“产品”，然而笔者却十分荣幸见过大师的劳动成果。那是1993年10月在甘肃省政协大师那间铺了地毯、十分雅致的办公室，笔者无意中发现书架上有一个红色的硬书匣，里面装了四本毛泽东选集。方方正正的硬书匣，看起来与正规工厂生产的没有什么差别。笔者初以为这书连同书匣均是大师买来的。便问大师“现在还看这些书吗？”大师回答：“只是留着作个纪念。”见笔者不解的样子，大师只好直言相告，“因为这书匣和上面的字是我在监狱中亲手做的。”我细细看去，硬纸书匣的正面，有烫金的“毛泽东选集”四个大字及五角星图案，与我过去在书店看到的一模一样。
对于劳动，大师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不少人曾这样问大师：“坐牢是件不幸的事，所有的犯人都在熬时光，像你这样享受特殊待遇的人，又没有人强迫你，为什么这么努力地劳动呢？”
大师深沉地回答：“我的出身很特别，从小在比较优裕的环境中生活，入狱使我有了体会人生之苦的机会，劳动便是我体会人生的一种方式，对我来说，能够通过劳动，掌握技术，亲身感受一下大众创造物质世界的辛劳，何乐而不为呢！”
对于21载牢狱之灾，大师同样有其不同于常人的感悟。他说：“开始抓我时我思想上是想不通的，因为我解放前就与共产党有来往，后来硬说我反对共产常，根本没有的事。甘南发生了动乱，我事前一无所知，就因为我是活佛，群众相信我，就想当然把我抓了起来。其实我要到国外去的话，早就走了。1957年，安曲活佛等去西藏时，希望我一同前往，说西藏形势不好再去印度，我对他们说：共产党的政策好，群众幸福，我不会有事。政策变了，群众受难，我也要受难。我要与群众站在一起，同甘共苦。后来看到为共产党打江山、国民党曾悬赏几百万大洋捉拿的高级领导人，像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等，最后也是那样悲惨的下场，与他们相比，我的这点痛苦算不了什么。这样一想，我便想通了。
“另一方面，从藏族、佛教徒的角度说，入狱这是我前世欠的债，我这一世把它还清就行了，入狱后我原来100多万元的财产没有了，后来官方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的财产来自人民，又还给了人民，我没有什么意见。我出狱后也从未提过财产的事，后来政府给了7万元补偿，又给了4万元的房屋补偿，用这11万元，我在兰州小西湖柏树巷建了一所住宅，现在实际成了各地藏民来兰州的办事处。
“在狱中，我学马列，学技术，学会了汉话，再也不用翻译了，尤其是知道了毛泽东说过什么？马克思主义又是什么？它与佛教哲理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共同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坏事对我变成了好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这就是辨证法。
没有“罪名”，监狱方面只好尴尬地在“释放证”上写下“因长期关押”的字样，并不得不用“押”字盖住“罪”字。激动的人们狂热地欢迎贡唐仓大师出狱归来
到1974年，贡唐仓大师蒙冤入狱已经16个年头了，其实，在这之前，他的“事”不论是在监狱的犯人中，还是在管教干部中，都渐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但人间的事就是这么奇怪，尤其是在那个“左”得不可理喻的年代，虽然人们都明白事实的真相已经清楚，但大师却出不了狱，原因并不复杂：1958年逮捕大师时，有关方面上报中央说贡唐仓是甘南大规模武装叛乱的总后台、幕后指挥者。大师入狱后，他们又是在甘南七县、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了所谓大师的“罪行”展览，有电台、机关枪、手榴弹等拼凑的“实物”照片，要判刑又无真正的根据，只好长期关押下去，到后来想放了，首先“上面”交待不了，你们不是上报说他是“总后台”吗？怎么就放了？再次给群众也不好交待，“罪行”展览不是有电台等照片吗？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又拿不出来，就这样，大师被年复一年地关在监狱。
直到1974年这一年，狱中传来消息，说要特赦国民党团以上的党政军犯人。虽然大…
《金席大师贡唐仓》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