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师对这个消息并不关注，因为他与国民党没有什么关系，但出乎意料，他也被列为特赦对象。首先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他不再吃犯人饭了，而改吃一种“特赦饭”，一天吃多少报多少，保证供应。当时在平凉的甘肃省“四监”里，关着两个国民党团以上的犯人，但特赦大会开过很久了，这两个人也走了一个多月了，还没有人来宣布释放他。人们都莫名其妙，连管教干部也不理解，还劝大师放宽心，心里不要波动，大师却平静地说：“我本来与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从未担任他们的职务，释放国民党人员不会与我联系到一起，这我心里很清楚。我很坦然，谈不上思想波动。”
于是，大师继续吃“特赦饭”，但释放的事却杳无音讯，一拖又是五年。
但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1979年4月13日，大师被宣布特赦出狱。此时，发生了一件令监狱方面尴尬、大师却说“很有意思”的事：释放犯人要发“释放证”，那是早已铅印好的一张纸，抬头空着，放谁就写谁的名字。下面印着“因什么罪，关押到什么时候”等内容。大师在狱中一蹲便是21年，却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定罪，要发释放证，一定要写上是什么罪，这可作难了监狱方面，怎么办呢？监狱方面无计可施，只好在释放证上写上“因长期关押”，并用“押”字盖住已印好的“罪”字，以免尴尬。如不盖住“罪”字，便是“因长期关押罪”，倒成了监狱方面的过错了。
大师至今忘不了4月13日出狱那天监狱内外肃穆的气氛，他从监狱往外走，早已知道大师身份的犯人们，聚拢在监狱院子里，默默地目送大师，有的招手，有的作揖。大师双手合掌，微笑地向这些苦难未尽的犯人们告别，默祝他们洗心革面，早结善缘。监狱门外同样聚满了送别的人们，除了监狱干部和他们的家属，还有不少从附近赶来的群众，他们是专来看看“活佛是什么模样”的，大师缓缓走过送别的人们，神情泰然，面容慈善，从他沉静安祥的举止，人们看不出常人那种结束21年冤狱之后的喜悦和兴奋，大师真是一派“获喜不惊，遇难不怨，渗透人生、大彻大悟”的圣者之风。
大师登上停在监狱门外的一辆大轿车，同车的大部分人是因1958年甘南事件被判重刑、如今也被释放的藏民。轿车驶离平凉，翻山越岭，向甘南方向进发。想当年，大师被从兰州转押到平凉途中，车上荷枪实弹，车窗帘被拉得严严实实，不知外面是什么景象。这一次，大师自由了，他随着颠簸的汽车临窗远眺，但见四月的黄土高原，到处是一派寒冬尽逝、生机勃勃的春天景象，起伏的田野麦苗翠绿，村庄的四周、农家的庄前屋后，盛开着粉红的杏花、桃花、雪白的梨花。公路边，笔直的白杨在清风中摇动着圆圆的叶子；山坡上，瘦乏了一个冬天的羊群悠然啃吃着刚刚冒出的嫩草。眼前汉族农区的田园风光，虽与贡唐仓大师从小熟悉的草原牧区大不一样，但他同样感到亲切而生动。世事沧桑，而年复一年，春天却照例降临人间，给芸芸众生带来多少欢乐、多少希翼。春光是这么美好，而大师却被无端剥夺了21年感受春天的自由！今天，春天终于迎来了大师，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大师知道，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路线，才把春天还给了他。
4月14日，大师回阔别20多年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合作(解放前叫黑错)，被安排住在合作第一旅社。大师出狱回来的消息，就象轻灵的春风一样吹遍了草原，几乎是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信民从四面八方涌到合作，争相来朝拜他们朝思暮想的贡唐仓佛爷。当人们打听到大师住在旅社二楼之后，立即把旅社里外围得水泄不通，木结构的旅社二楼及一楼到二楼的楼道，挤满了风尘仆仆骑马赶来的牧民们，激动的人们争先恐后，拜见完的下不来，急着拜见的又上不去，其情之切，笔难描述。面对此情此景，大师不免感慨万千：这各人山人海的场面他已有二十多年不见了，二十年，政治的狂飙冲跨了多少人人生的信念和心中的追求。而草原上这些质朴善良的人们，却矢志不移、痴心不改，如此魂牵梦萦他们心中大慈大悲的佛爷，这是怎样的一种信仰啊！“文革”中，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些造反派想把大师从狱中揪出去批斗，却又担心大师出现后群众对他叩头朝拜，他们控制不了局面，最后只好拿着大师的照片去组织批斗会。
朝拜的人们川流不息地涌向大师居住的小楼，人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州上的领导担心起来，怕拥挤的人群挤塌了那幢土木结构的小楼，更怕出了挤伤事故。州里派来一辆小车，以开会名义把大师接到公安处，随后公安处长、副处长来见大师，寒暄后，他希望大师能在第二天的释放大会上代表释放人员讲讲话，大师说：“你们清楚 ，我不是叛乱的总后台，怎么能在释放叛乱分子的大会上代表他们发言呢？”公安处长无言以对，只好“随机应变”：“那就代表您个人讲几句，您在监狱学得好嘛 。”
在第二天的释放大会上，大师说：“我不代表别人，代表我自己讲几句。我坐了二十多年的冤狱，被抓进去时32岁，出来进时已经53岁了，说没有怨言那是不真实的。但一想到一些出生入死打江山的老帅最后都冤死了，我觉得我受的冤枉算不了什么。现在出来了，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佛教讲因果报应，马克思主义要人们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其实两者都是讲人的主观努力的重要，如果一个人纠缠于往事不能自拔，那还怎么往前走呢？更不要说去济世救人了！”
大师宽广的胸怀，令当年一些愧对大师的当事人既惭愧又感动。
在释放大会结束时，又给每个释放人员发一个“释放证”。给大师的“释放证”上，竟赫然写着“因参加叛乱”的“罪名”。大师一看，严肃地对有关人员说：“二十年多年了，我有没有参加叛乱还没搞清楚吗？还要让我背这种罪名吗？这个释放证，我不能接受。”对大师这个理直气壮的要求，主持会议的州委副书记是无力答复的。他只能诚恳地表示向省里如实反映大师的意见。
释放大会之后，大师又被请到州委会议室开座谈会，朝拜的群众知道后，又扶老携幼赶到州委，不顾一切地开门就来拜见佛爷。州委会议室自然不能成为朝佛之地，尽管这是群众自发、自愿而来，但如果真是那样，在拨乱反正正在进行、“左”的思想还比较浓厚的1979年，很可能又会作为大师的一桩“罪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大师只好悄悄离开，坐一辆小车绕道来到甘南民族学校。校长班智达以前曾是大师的秘书，看到大师突然出现在他家门口，真是又惊又喜，急忙将大师迎进家。在班智达家，大师刚刚吃了碗糌粑，朝拜的群众又涌到了甘南民族学校，恳求在门口劝阻的几位干部让他们进去看一眼佛爷，有的情急之中干脆硬往里闯，竟把拦阻的人都挤伤了。听着信民们非要给他当面磕个头才心甘的急切之语，坐在房里的大师真想出去见见群众，亲自劝说他们回去，但他知道这样一来人群会更拥挤，赶来的人会更多。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离开这里。于是，好多人把大师围在中间，有的开道，有的断后，奋力才将大师从人群中护送了出来。
合作城里到处是前来朝拜的群众。显然，不管住在哪里，都会被发现。没有办法，大师只好悄悄住到城外的合作寺。
但街上的群众还在到处寻找大师，这些至诚至信的人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见不了佛爷的日子。20多年了，他们朝思暮想的佛爷终于回来了，可一时却难以见着，这是多么令人伤心的事啊！如果能当面给佛爷磕个头，再让佛爷用手摸摸顶，他们心中有多大的痛苦和怨屈，也在那一磕一摸间烟消云散了。
人们没有找到大师，却在一处地方发现了大师在匆忙中留下的行李。于是，人群激动了，无数的人扑上去，很快把大师的行李“瓜分”贻尽：被子、毛毯、褥子、枕头，被千百双手撕扯得粉碎，你抓了一片，他拿了一条，人人就象见到了佛爷一样，欣喜万分。在信民们的眼里，大活佛用过的东西吉祥万分，如能拿一点供在家里，那是一生的福份，可大师的行李毕竟有限，无法使成千上万的人个个如愿，没有抢到一点的，便在大师坐过的地方不断磕头，或把大师走过地方的土，捧起来拿回家去。
真像俗话说的：“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大师住在合作寺的消息，很快又被群众知道了。人们便又涌向合作寺。在这种情况下，大师只好按照省里的安排，于18日下午离开合作，先到临夏，第二天到了兰州，被接到甘肃省委干部招待所住下。
第一个来看大师的是省政协秘书长沈求我。他们过去就认识，久别重逢，自然格外高兴。沈求我告诉大师：省里正在组织一个老干部参观团，大部分是在“文革”中受过冲击的，共40多人，其中有四名省部级干部，省上领导特别关照要请大师一起去南方参观。
大师说：“谢谢省上，还记得我！”沈求我说：“明天就要出发了，每个人的后面要有职务，不知您的事有没有结论？”
大师谈了出狱和到甘南的情况。沈求我听后着急起来：“这次去参观的都是老干部，到一个地方都要介绍，可怎么介绍您呢？”
事不宜迟。经请示国务院有关部门，晚上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位副院长匆匆来到大师的住处，写了一个“根据党的政策和本人表现，给予公民权利”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留下了许多“尾巴”，言下之意，不是大师无罪，而是因为党的政策宽大、本人表现又好，才给予释放和公民权利的。虽然如此，大师还是暂时默认了：就当这个结论是来应急的吧！大师的身份，最后被定为“甘肃省政协委员、宗教界知名人士”。
从1979年4月20日起，贡唐仓大师参加甘肃省老干部参观团，从兰州乘火车南下，开始了他出狱以来第一次较大范围的参观考察活动。大师随团陆续到达成都、重庆、武汉、南昌、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等地，足迹几乎踏遍祖国南方的名山大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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