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師對這個消息並不關注，因爲他與國民黨沒有什麼關系，但出乎意料，他也被列爲特赦對象。首先有一個明顯的變化。他不再吃犯人飯了，而改吃一種“特赦飯”，一天吃多少報多少，保證供應。當時在平涼的甘肅省“四監”裏，關著兩個國民黨團以上的犯人，但特赦大會開過很久了，這兩個人也走了一個多月了，還沒有人來宣布釋放他。人們都莫名其妙，連管教幹部也不理解，還勸大師放寬心，心裏不要波動，大師卻平靜地說：“我本來與國民黨沒有任何關系，從未擔任他們的職務，釋放國民黨人員不會與我聯系到一起，這我心裏很清楚。我很坦然，談不上思想波動。”
于是，大師繼續吃“特赦飯”，但釋放的事卻杳無音訊，一拖又是五年。
但這一天終于還是來了。1979年4月13日，大師被宣布特赦出獄。此時，發生了一件令監獄方面尴尬、大師卻說“很有意思”的事：釋放犯人要發“釋放證”，那是早已鉛印好的一張紙，擡頭空著，放誰就寫誰的名字。下面印著“因什麼罪，關押到什麼時候”等內容。大師在獄中一蹲便是21年，卻一直沒有確鑿的證據定罪，要發釋放證，一定要寫上是什麼罪，這可作難了監獄方面，怎麼辦呢？監獄方面無計可施，只好在釋放證上寫上“因長期關押”，並用“押”字蓋住已印好的“罪”字，以免尴尬。如不蓋住“罪”字，便是“因長期關押罪”，倒成了監獄方面的過錯了。
大師至今忘不了4月13日出獄那天監獄內外肅穆的氣氛，他從監獄往外走，早已知道大師身份的犯人們，聚攏在監獄院子裏，默默地目送大師，有的招手，有的作揖。大師雙手合掌，微笑地向這些苦難未盡的犯人們告別，默祝他們洗心革面，早結善緣。監獄門外同樣聚滿了送別的人們，除了監獄幹部和他們的家屬，還有不少從附近趕來的群衆，他們是專來看看“活佛是什麼模樣”的，大師緩緩走過送別的人們，神情泰然，面容慈善，從他沈靜安祥的舉止，人們看不出常人那種結束21年冤獄之後的喜悅和興奮，大師真是一派“獲喜不驚，遇難不怨，滲透人生、大徹大悟”的聖者之風。
大師登上停在監獄門外的一輛大轎車，同車的大部分人是因1958年甘南事件被判重刑、如今也被釋放的藏民。轎車駛離平涼，翻山越嶺，向甘南方向進發。想當年，大師被從蘭州轉押到平涼途中，車上荷槍實彈，車窗簾被拉得嚴嚴實實，不知外面是什麼景象。這一次，大師自由了，他隨著顛簸的汽車臨窗遠眺，但見四月的黃土高原，到處是一派寒冬盡逝、生機勃勃的春天景象，起伏的田野麥苗翠綠，村莊的四周、農家的莊前屋後，盛開著粉紅的杏花、桃花、雪白的梨花。公路邊，筆直的白楊在清風中搖動著圓圓的葉子；山坡上，瘦乏了一個冬天的羊群悠然啃吃著剛剛冒出的嫩草。眼前漢族農區的田園風光，雖與貢唐倉大師從小熟悉的草原牧區大不一樣，但他同樣感到親切而生動。世事滄桑，而年複一年，春天卻照例降臨人間，給芸芸衆生帶來多少歡樂、多少希翼。春光是這麼美好，而大師卻被無端剝奪了21年感受春天的自由！今天，春天終于迎來了大師，這是多麼令人高興的事啊！大師知道，是中國共産黨召開的十一屆叁中全會，恢複了實事求是的路線，才把春天還給了他。
4月14日，大師回闊別20多年的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合作(解放前叫黑錯)，被安排住在合作第一旅社。大師出獄回來的消息，就象輕靈的春風一樣吹遍了草原，幾乎是一夜之間，成千上萬的信民從四面八方湧到合作，爭相來朝拜他們朝思暮想的貢唐倉佛爺。當人們打聽到大師住在旅社二樓之後，立即把旅社裏外圍得水泄不通，木結構的旅社二樓及一樓到二樓的樓道，擠滿了風塵仆仆騎馬趕來的牧民們，激動的人們爭先恐後，拜見完的下不來，急著拜見的又上不去，其情之切，筆難描述。面對此情此景，大師不免感慨萬千：這各人山人海的場面他已有二十多年不見了，二十年，政治的狂飙沖跨了多少人人生的信念和心中的追求。而草原上這些質樸善良的人們，卻矢志不移、癡心不改，如此魂牽夢萦他們心中大慈大悲的佛爺，這是怎樣的一種信仰啊！“文革”中，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一些造反派想把大師從獄中揪出去批鬥，卻又擔心大師出現後群衆對他叩頭朝拜，他們控製不了局面，最後只好拿著大師的照片去組織批鬥會。
朝拜的人們川流不息地湧向大師居住的小樓，人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州上的領導擔心起來，怕擁擠的人群擠塌了那幢土木結構的小樓，更怕出了擠傷事故。州裏派來一輛小車，以開會名義把大師接到公安處，隨後公安處長、副處長來見大師，寒暄後，他希望大師能在第二天的釋放大會上代表釋放人員講講話，大師說：“你們清楚 ，我不是叛亂的總後臺，怎麼能在釋放叛亂分子的大會上代表他們發言呢？”公安處長無言以對，只好“隨機應變”：“那就代表您個人講幾句，您在監獄學得好嘛 。”
在第二天的釋放大會上，大師說：“我不代表別人，代表我自己講幾句。我坐了二十多年的冤獄，被抓進去時32歲，出來進時已經53歲了，說沒有怨言那是不真實的。但一想到一些出生入死打江山的老帥最後都冤死了，我覺得我受的冤枉算不了什麼。現在出來了，過去的事情就讓他過去吧。佛教講因果報應，馬克思主義要人們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其實兩者都是講人的主觀努力的重要，如果一個人糾纏于往事不能自拔，那還怎麼往前走呢？更不要說去濟世救人了！”
大師寬廣的胸懷，令當年一些愧對大師的當事人既慚愧又感動。
在釋放大會結束時，又給每個釋放人員發一個“釋放證”。給大師的“釋放證”上，竟赫然寫著“因參加叛亂”的“罪名”。大師一看，嚴肅地對有關人員說：“二十年多年了，我有沒有參加叛亂還沒搞清楚嗎？還要讓我背這種罪名嗎？這個釋放證，我不能接受。”對大師這個理直氣壯的要求，主持會議的州委副書記是無力答複的。他只能誠懇地表示向省裏如實反映大師的意見。
釋放大會之後，大師又被請到州委會議室開座談會，朝拜的群衆知道後，又扶老攜幼趕到州委，不顧一切地開門就來拜見佛爺。州委會議室自然不能成爲朝佛之地，盡管這是群衆自發、自願而來，但如果真是那樣，在撥亂反正正在進行、“左”的思想還比較濃厚的1979年，很可能又會作爲大師的一樁“罪過”。爲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大師只好悄悄離開，坐一輛小車繞道來到甘南民族學校。校長班智達以前曾是大師的秘書，看到大師突然出現在他家門口，真是又驚又喜，急忙將大師迎進家。在班智達家，大師剛剛吃了碗糌粑，朝拜的群衆又湧到了甘南民族學校，懇求在門口勸阻的幾位幹部讓他們進去看一眼佛爺，有的情急之中幹脆硬往裏闖，竟把攔阻的人都擠傷了。聽著信民們非要給他當面磕個頭才心甘的急切之語，坐在房裏的大師真想出去見見群衆，親自勸說他們回去，但他知道這樣一來人群會更擁擠，趕來的人會更多。最好的辦法，就是趕快離開這裏。于是，好多人把大師圍在中間，有的開道，有的斷後，奮力才將大師從人群中護送了出來。
合作城裏到處是前來朝拜的群衆。顯然，不管住在哪裏，都會被發現。沒有辦法，大師只好悄悄住到城外的合作寺。
但街上的群衆還在到處尋找大師，這些至誠至信的人們，什麼苦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見不了佛爺的日子。20多年了，他們朝思暮想的佛爺終于回來了，可一時卻難以見著，這是多麼令人傷心的事啊！如果能當面給佛爺磕個頭，再讓佛爺用手摸摸頂，他們心中有多大的痛苦和怨屈，也在那一磕一摸間煙消雲散了。
人們沒有找到大師，卻在一處地方發現了大師在匆忙中留下的行李。于是，人群激動了，無數的人撲上去，很快把大師的行李“瓜分”贻盡：被子、毛毯、褥子、枕頭，被千百雙手撕扯得粉碎，你抓了一片，他拿了一條，人人就象見到了佛爺一樣，欣喜萬分。在信民們的眼裏，大活佛用過的東西吉祥萬分，如能拿一點供在家裏，那是一生的福份，可大師的行李畢竟有限，無法使成千上萬的人個個如願，沒有搶到一點的，便在大師坐過的地方不斷磕頭，或把大師走過地方的土，捧起來拿回家去。
真像俗話說的：“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大師住在合作寺的消息，很快又被群衆知道了。人們便又湧向合作寺。在這種情況下，大師只好按照省裏的安排，于18日下午離開合作，先到臨夏，第二天到了蘭州，被接到甘肅省委幹部招待所住下。
第一個來看大師的是省政協秘書長沈求我。他們過去就認識，久別重逢，自然格外高興。沈求我告訴大師：省裏正在組織一個老幹部參觀團，大部分是在“文革”中受過沖擊的，共40多人，其中有四名省部級幹部，省上領導特別關照要請大師一起去南方參觀。
大師說：“謝謝省上，還記得我！”沈求我說：“明天就要出發了，每個人的後面要有職務，不知您的事有沒有結論？”
大師談了出獄和到甘南的情況。沈求我聽後著急起來：“這次去參觀的都是老幹部，到一個地方都要介紹，可怎麼介紹您呢？”
事不宜遲。經請示國務院有關部門，晚上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一位副院長匆匆來到大師的住處，寫了一個“根據黨的政策和本人表現，給予公民權利”的結論。這個結論顯然留下了許多“尾巴”，言下之意，不是大師無罪，而是因爲黨的政策寬大、本人表現又好，才給予釋放和公民權利的。雖然如此，大師還是暫時默認了：就當這個結論是來應急的吧！大師的身份，最後被定爲“甘肅省政協委員、宗教界知名人士”。
從1979年4月20日起，貢唐倉大師參加甘肅省老幹部參觀團，從蘭州乘火車南下，開始了他出獄以來第一次較大範圍的參觀考察活動。大師隨團陸續到達成都、重慶、武漢、南昌、上海、南京、杭州、蘇州、無錫等地，足迹幾乎踏遍祖國南方的名山大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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