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平措旺杰秘密组织了“藏族马列主义青年联盟”，平措旺杰担任书记，吴振刚担任副书记，在同学中秘密传递马列主义书籍。后来校方发现了平措旺杰的进步活动，便将他开除。吴振纲得以幸免，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搞联络工作。不久当局发现化名果瑞的吴振纲也是“共党分子”，便下令通缉他。幸得友人通信，吴振纲逃脱，秘密来到甘南藏区，在他当喇嘛的哥哥推荐下，到贡唐仓大师身边做秘书。
贡唐仓大师年轻时并不懂汉语。从灵童到正式成为拉卜楞寺大赛赤，以及后来在主持查理寺的10多年间，大师看的是藏文，讲的是藏语，所接触的更是操藏语的僧侣和百姓。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师似乎不需要一个把汉语翻译成藏语的秘书。因此大师对身边多了一个秘书，开始并不怎么在意。他有一台收音机，因不懂汉语，只能听听音乐，秘书果瑞便给大师翻译新闻节目，使大使及时了解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接触多了，大师渐渐对果瑞有了好感。
在40年代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世事的变化真是日新月异。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人民解放战争又节节胜利，社会的大变迁几乎震撼着神州的每一个地方，包括一片牧歌声中的藏区草原。果瑞在大师身边，经常向大师讲述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讲起国民党的腐败，大师点头认可；因为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在草原上的横征暴敛。但当果瑞说起共产党的时候，大活佛却不表示态度。他以前听老师毛尔盖特卜丹讲过清朝政府、孙中山、吴佩孚，对共产党却知之不多，只听说这个经过爬雪山、过草地壮大起来的政党，代表穷人的利益，深受老百姓的拥护。如今其解放大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打得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
拉卜楞寺所在的夏河县，当时有两个“福音堂”，一个是天主教的，一个是基督教的，都是美国传教士所建。有一个吉牧师和大师接触较多，经常向大师讲起“天主”、“耶酥”，大师只是出于礼貌静听而已，并不说什么。虽然大师的心目中只有佛祖释迦牟尼，但他认为信仰什么是每个人的自由，不能尊此抑彼，这是大师一贯的宗旨，也正是这一点，大师的影响才超越了藏区，赢得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国家人们的尊重和敬仰。虽然吉牧师未能在信仰上影响大师，但大师也从与这位碧眼黄发的传教士接触中有所收益，那就是学会了一些英语，知道了不少国外的情况。
有一天，大师的舅舅阿丹土司从若尔盖草原来看大师。吉牧师知道后，特意宴请大师和佛舅。席间，吉牧师说国民党政府快垮台了，其失败的命运已无可挽回，连上帝都救不了他们。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事了，他们的大军正向大西北进军。这位牧师危言耸听地说：“解放军的到来，对宗教是极大的灾难，寺庙经堂要被烧毁，宗教人士都要遭到象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屠杀。”最后，牧师说他要关闭教堂，回美国去了，希望大师早作决断，跟他一起到美国去，一切费用由他们负担。
从吉牧师处回来，大师忧心忡忡，愁得连饭也不想吃，望着佛祖绣像，一句话也不说。果瑞见大师发愁，轻声询问大师“有什么心事？”大师叹口气说：“吉牧师说共产党要毁灭宗教，这叫我怎么不发愁呢？”果瑞平静地告诉大师：“吉牧师只说对了一句话，共产党的确快要来了，其它的话都是谣言。共产党虽然信仰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无神论者，但共产党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说到这里，果瑞向大师坦白他就是共产党员，见大师似乎不惊讶，果瑞继续说：“我虽然是共产党员，但我十分敬重大师，也完全理解藏族人民对佛的一片赤诚，大师千万不能相信美国传教士的话，大师也知道，当年马麒、马麟毁坏拉卜楞寺，屠杀藏族人民，后来还是共产党员宣侠父和贾宗周联络各方人士，帮助成立了“甘青藏民大同盟”，发表了《甘边藏民泣诉国人书》，最后才使冯玉祥派来国民革命军赶走马麟部队，拉卜楞寺得以恢复正常的宗教生活。
听了果瑞的一番话，大师想想也有道理，他虽然没有见过宣侠父、贾宗周，但听五世嘉木样大师讲过，再联系他身边的这位共产党员秘书，大师觉得吉牧师的话也许是靠不住的。然而当大师想起30年代中期红四方面军长征路过查理寺时，一些战士打佛像、烧经卷的事时，心里又忧愁起来。果瑞听后对大师说：“长征时红军中确实发生过对宗教的过火行为，但毕竟是少数人的行为。共产党早已纠正了那样的错误，明确规定保护宗教。人民解放军所过之处，宁肯露宿街头，也不进寺院，不扰民宅，正是这样的纪律严明，才受到群众的拥护。”
过了几天，吉牧师真的要走了，临行前他来见大师。这位依旧穿着一身黑色的牧师袍，一个黄铜十字架挂在胸前甩来甩去的美国牧师，一改往日的满面笑容，吊着面孔严肃地说：“大师，我们要离开中国了，最后再来劝劝您，希望您能同我们一起，到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的美国去，您和您的亲属及随从人员的一切费用，由我们完全负责！”
看到相处了几年的异国朋友要远走高飞了，也许从此再也见不了面，大师不免有点伤感。但对吉牧师的劝说，大师依然不为所动。他说：“吉先生，我再三思考您的建议，对您的好意，我表示感谢。但我还是离不开我的寺院，我在这里登席，在这里利度，就要把终生交给这里。我不能离开草原，离开信教的群众。共产党来了好也罢，坏也罢，我愿与寺院共存亡，出家人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吉牧师听后大失所望，悲天悯人地在胸前划了划十字，说：“愿上帝保佑您！”大师不无幽默地合掌回答：“上帝是你们的，就让他保佑你们吧！我作为佛门弟子，只求佛祖保佑！”
吉牧师离去不久，便不断传来解放军挺进兰州，马步芳军队节节败退的消息，特别是谷关峡一役，马步芳的精锐骑兵十四旅被人民解放军全歼，号称常胜将军的旅长马得胜也被击毙，夏河等地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
就在这个时候，果瑞向大师建议：和共产党建立联系，迎接解放。大师果断同意，让果瑞代他写了一封拥护共产党的信。之后，大师离开拉卜楞寺，到阿坝州查理寺，作迎接解放的准备。
果瑞带着大师的信，在1949年7月到了西安，见到了王震将军。王震将军看了大师的信非常高兴，叫秘书立即写了回信交给果瑞，还特意赠送了一张毛主席的相片。信和相片辗转多时才送到大师手中，那封信写在一张发黄的纸上，钢笔字，文字虽然简短，内容却十分热情，对大活佛的深明大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说甘肃的解放已指日可待，到时再与大师相见，那张毛泽东主席的照片，大师很是珍爱，后来常年摆放在他的拉章，直到1958年他蒙冤被抄家时不见了踪影。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师抉择的果瑞，在人民解放军进入夏河前，曾去劝说曾经但任过国民党夏河县参议长、这时准备逃往草原的黄祥留了下来，欢迎解放。黄祥解放后当了夏河县第一任县长，果瑞也是领导人之一。不幸的是，这位给贡唐仓大师留下深刻印象的共产党员，有一天去夏河师范给师生讲话，回来的路上被人刺杀了。大师为此十分痛心。
周恩来总理拍着贡唐仓活佛的肩膀说：“桑木丹工作得很好。”简短的一句话，竟使贡唐仓大师一生难忘。
1949年5月，贡唐仓大师回到川北的查理寺，主持安曲仁波且的转世登席继位。8月15日起，又应故乡辖美部落民众的请求，传授时轮大灌顶(第三次)。9月22日，与萨木察仓活佛一同主持了德瓦仓活佛的转世入寺登席。在查理寺期间，大师闻讯解放军已经抵达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首府临夏，便立即召集梭磨、松岗、卓克基、卓斯甲等川西若尔盖12个部落的土司，敦促他们拥护共产党，前去同解放军接恰。有些土司由于受以前国民党所说共产党要“同化、灭教“的宣传影响，态度暧昧，听大师说共产党好，便转变了态度，大家向活佛表示：“我们相信大师的话，大师说共产党好，我们就拥护。”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大师即带着若尔盖12个部落的代表，从查理寺返回拉卜楞寺，对解放军的到来表示欢迎。
在兰州的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他说，对来自甘川草原的这一喜讯，他“比解放了一座大城市还高兴”，当即派人(大师只记得当时称宋主任)代表他，从兰州来到夏河，向大师赠送了一面五星红旗，同时送给大师三条防身用的步枪。大师十分珍惜这面红艳艳的新中国国旗，把它高高地悬挂起来，并常常站在经堂前面的台阶上久久凝视，心中充满了对新中国的拥戴和期望。
1946年底，在波兰华沙召开了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派出由郭沫若任团长的6人代表团，贡唐仓·丹贝旺旭大师作为中国藏族人民的代表和有很高声望的宗教人士，也名列其中。但最后真正赴会的却是当时的夏河县县长黄祥。原来大师得知那次大会的组织者是前苏联后，便不愿前往，因为国民党关于苏联的反面宣传，给他的心里留下了的不好印象尚未消除。他不愿去，只好临时由黄祥作了他的代表。这次误会造成的遗憾，直到大师出狱后于1990年元月赴莫斯科参加了“人类环境保护与发展会议”，才得以弥补。
后来，大师应西北军政委员会的邀请来到兰州，受到了习仲勋等领导人的接见。他们握着大活佛的手说：“见到你很高兴，感谢你在甘川藏区深明大义的行动。我们希望你能出山，代表那里的藏族人民政府工作。”大师婉言谢绝，他说：“我身在佛门，政府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去做一做，我当尽力去做，但一不要官，二不要钱，还是让我回草原去吧！”习仲勋等只好尊从了大师的意愿。
1951年，拉卜楞寺六大学院执事、亲王府、各部落共同推举，由贡唐仓大师主持，迎请住锡塔尔寺的十世班禅前来拉卜楞寺认定五世嘉木样的转世。三月初三日，贡唐仓大师在西宁向班禅大师呈送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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