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大師成功調解多起甘青邊界地區長期遺留的草山糾紛問題，不僅使數百年來爭爲奪草山打得不可開交、結下深仇大恨的藏族、蒙古族牧民重歸于好，更使幾十年來爲解決這些糾紛疲于奔命而未果的各級政府放下了久懸的心。人們的感謝之情是發自內心、溢于言表的。就在夏爾子溝草山糾紛協議正式簽字生效的1992年元月22 日，甘肅省、青海省政府聯名向大師送來一面致謝錦旗，上面繡著這樣的話：“治界安民繪新圖，造福子孫功千秋。”

　　至于民間，人們都在這樣傳說：每當草原上劍拔驽張、一觸即發的時刻，只要貢唐倉大師一出現，互相仇視對壘的人們便會立即匍匐在地，靜聽大師發話。貢唐倉大師卻說：“不是我說了算，我主要是通過群衆做工作，把雙方的距離慢慢拉近。“

　　對于調解草山爭議這種涉及萬千群衆貼身利益、又是曆史遺留下來的“老大難”問題，貢唐倉大師不僅有成功的實踐，更有自己獨特的認識。大師說：過去的調解之所以解決不了問題，有兩個原因；一是調解者采取簡單的一分爲二、各打五十板的辦法，爭執雙方往往手都伸得很遠，用一分爲二的辦法來調解，必然造成誰的手伸得遠誰就占大便宜，而老實的只能吃虧；二是權力不在群衆手中，而在幹部手裏。爲了拉選票，樹立自己的威信，有的縣由縣長出面強爭，爭的越厲害，群衆認爲縣長不錯，爲他們說話，便越支持他。有的縣鄉領導甚至把槍發給群衆，背後支持大家去械鬥。

　　掌握了這些情況後，貢唐倉大師調解時首先要求幹部不要參與，大師直截了當地告訴幹部們：“這是群衆的草山，他們世世代代聚居在這裏，應當由他們做主。調解時，大師既考慮曆史，也注意現實，把這兩種因素考慮到，群衆便容易接受。另一方面，大師常常是先給在群衆中有威望、大家信得過的人做通工作，再由他們帶動群衆。大師風趣地說：“表面看起來很厲害，態度強硬的人，並不是能做主的人，他們被幕後的人所操縱。而過去做調解的人不了解這一點，誰厲害，誰跳得凶，就做誰的工作，而這些人的工作是很難做通的，因爲他們聽命于幕後指揮的人。”

　　貢唐倉大師深有感觸地說：“群衆對我很信仰，在他們心裏，我去時大家和平相處，我走後如果再鬧便是對我的不尊重，因此凡是經我調解的，再未出現爭鬥。盡管如此，我調解也不是叁兩句話、主觀武斷就能解決的，經常要做叁四個月艱苦細致的工作。”

　　八十年代初期，“左”的思想還有一定的市場。貢唐倉大師成功地調解幾起草山糾紛後，竟有人說“怪話”：現在是活佛、土官、頭人說話算數，群衆不聽共産黨的話了。有的相當級別的領導也說：甘南是封建階級代替黨的領導。1981年大師調解了甘南的叁起“難點”糾紛後，《甘南報》報道時竟說是兩位老幹部調解的，只字不提貢唐倉大師和楊複興。甘南的幹部、群衆對此很有意見。大師卻平靜地說：“總的來說，問題解決了就好，報道不報道沒有關系。”大師常說：“民族之間的團結，民族內部的團結，都是對國家有利的事，能在我的晚年爲國家做些工作，也是我應盡的責任。”

　　爲了草原的安甯，大師的操勞是沒有窮盡的。夏爾子溝的爭議剛剛解決，1992年12月19日，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和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又聯名向兩省人民政府呈上報告，請求兩省政府授權貢唐倉大調處瑪曲縣尼瑪鄉河南縣柯生鄉邊界草山糾紛(即難度很大的後山爭議)……

　　大師經常宣講：“民族地區的發展，關鍵在于教育”。爲此，他把國內外信徒獻給他的布施，大部分用于興辦教育、改善醫療衛生條件等惠及藏族民衆的事業中去。大師在蘭州的府邸——“敦支尕察”，成了牧民們的“辦事處” ……

　　1992年年底，中國最大、最權威的新聞機構——新華通訊社，向海內外播發了一條新聞：“講經說法不忘捐資助學，廣闊草原今日書聲琅琅——著名活佛貢唐倉大師爲藏區學校捐款15萬多元。”出乎記者意料的是，這條簡短的新聞，播發後被國內外媒體廣泛采用。報道中援引了貢唐大師說的這樣一段話，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師說：“對于藏族人民來說，經濟要發展，社會要進步，生活要改善，關鍵是教育。我的錢都是群衆給的，民衆的錢就要用到民衆的事業中去。尤其近年來，在共産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藏區過去被毀壞的寺院陸續恢複起來了，目前國家資金有限，地方財政又不寬裕，我要在晚年把資金和精力用到提高民族地區的教育和醫療水平中去，這是我的一樁心願。”

　　大師自出獄重返寶座以來，就開始把心中這一造福草原民衆的美好心願付諸行動。在他不辭勞苦深入牧區講經傳法的時候，經常利用各種機會宣講“發展經濟，教育爲本”的道理，勸導牧民群衆送子女上學。看到基層邊遠牧區教學設施十分落後，辦學困難重重的現狀，大師常常慷慨解囊，並親自擔任基層學校的名譽校長，直接指導學校教學。爲了動員社會各界力量發展牧區教育事業，大師還倡導成立了甘南民族教育基金會，親自出任名譽會長。

　　1980年，大師向甘南州夏河縣桑科公社(現爲鄉)學校捐資500元，這是大師蒙冤21載出獄以來向藏區學校捐助的第一筆款。以此發端，大師每到一處，除了給寺院布施修複資金外，都要給學校和衛生院捐助資金。大師的錢，除海外信徒的捐獻外，大部分來自大師講經說法時信民們真誠的奉獻。貢唐倉大師作爲當世難得一遇的一位高僧大德，他在21歲起就在甘、青、川一帶傳法。大師第一次講經是1946年夏季在青海省河南蒙旗；第二次是1948年在四川省馬爾康縣松崗寺；第叁次是1949年在四川省若爾蓋縣；第四次是1956年在青海省河南蒙旗；第五次是1957年在甘肅省卓尼縣車巴溝；第六次是1958年在四川省阿壩查理寺。

　　從1988年6月25日起，貢唐倉大師應瑪曲縣僧俗信衆的請求，在阿萬倉草原傳授第七次時輪大灌頂，這是大師在1958年遭受不公正對待以來舉行的第一次大法會，與第六次大法會相距了整整30年！消息傳出，萬千如饑似渴的信民心靈爲之震撼！藏區100多座寺院的一萬叁千僧人，十萬信衆自發雲集草原，聆聽大師講經傳法。在這次空前規模的灌頂大法會上，大師仍不忘宣講發展藏族教育和加強兒童計劃免疫的重要。大師把這次大法會中群衆獻給他的布施，分別捐助給了寺院(其中有格魯派的寺院，也有紅教的寺院)和學校，其中給阿萬倉學校一次捐助達5萬元，這是大師資助教育最多的一筆款項，充分體現了大師“群衆的錢用于群衆的事業中去”的意願。

　　到底貢唐倉大師向教育事業捐助了多少資金，沒有確切的統計。僅以有收據的部分統計，大師近10年多來共向甘肅、青海、四川藏區的62所中小學校、兩家醫院及甘南民族教育基金會捐款達150多萬元，爲改善醫療衛生條件、扶貧等方面的捐資達30多萬元。

　　貢唐倉大師爲民族教育所做的實事，有口皆碑。中共甘南州委、州人民政府在1992年11月16日寫給大師的感謝信中說：“在我州民族教育事業的恢複、發展過程中，得到了各級黨政及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特別是得到了您的高度重視和具體幫助指導......面對縣鄉政府及群衆在辦學上的困難，您慷慨解囊，率先捐資，有力地促進了全州的捐資助學活動。您還親自擔任基層學校的名譽校長，直接指導學校教學，這對帶動社會上層人士擔任名譽校長工作，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目前全州寄宿製學校已發展爲54所，已培養畢業生10777人，已畢業小學生3893人，初中生2828人，高中生693人。辦學條件逐步改善。危房比例由1988年的16%下降爲1990年底的5.2%。牧區沒有小學畢業生的曆史已經一去不複返了！牧民子女上中學、進大學的新曆史已經開始了！這一切，包含著您付出的勞動和心血。我們謹代表全州各族人民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謝，並致以崇高的致意！”

　　對于民族地區的發展，大師有自己的深謀遠慮。他說：“共産黨實行各民族平等的政策，這非常好，但現在實際上並不平等，爲什麼呢？因爲文化教育是政治經濟的基礎，少數民族地區由于文化教育落後，經濟發展緩慢；經濟落後，反過來又製約文化、教育、醫療事業的進步。因此只有民族經濟發展了，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平等”。大師舉例說：從生活方式來說，牧民們衛生習慣差，到城市來，由于皮襖髒，乘公共汽車，司機嫌身上有酥油味不願意拉，姑娘們怕弄髒漂亮的衣裙不願靠近。經濟方面，至今還是老一套生産方式，商品經濟意義淡薄，不懂得加工增值，不懂得以十變百，以百變千。只知道放牧牛羊多多益善，卻不知道草場有限，牛羊出欄率不高，造成草原載畜量過大，冬天大雪壓境，春天缺草少料，肥畜變瘦，瘦畜凍饑而死……

　　大師經常感慨地對人們講：世界上許多發達國家牧業的效益是很高的，而我們的牧區爲什麼這麼窮困、落後呢？關鍵是教育跟不上，牧民的文化素質低，在牧區地方，至今文盲的比例還相當高，許多人想發展商品生産，卻看不懂報紙，無法了解信息，學習技術。而要科技興牧，進行畜産品的深加工，不掌握技術是根本不可能的。

　　大師爲了啓發牧民們的商品經濟意識，提高他們學習科學技術的興趣，常常通過種種實例給大家算細賬。他說：在澳大利亞，一頭奶牛一天可産100公斤奶，而我們牧區的奶牛一天只能産4公斤奶，擠奶技術好的也不過5公斤。外國的種牛與我國的牦牛雜交後，産量也明顯提高，如四川紅原縣瓦切牧場的改良牛，一天可産10至15公斤奶。同樣的草場，同樣的奶牛，改良的牛與未改良的大不一樣，這就是科學技術的力量。不過，要引進一頭外國種公牛，價錢昂貴，得花萬元以上，要沒有政府扶持，牧民無力解決，還有奶渣，在國際市場上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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