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大师成功调解多起甘青边界地区长期遗留的草山纠纷问题，不仅使数百年来争为夺草山打得不可开交、结下深仇大恨的藏族、蒙古族牧民重归于好，更使几十年来为解决这些纠纷疲于奔命而未果的各级政府放下了久悬的心。人们的感谢之情是发自内心、溢于言表的。就在夏尔子沟草山纠纷协议正式签字生效的1992年元月22 日，甘肃省、青海省政府联名向大师送来一面致谢锦旗，上面绣着这样的话：“治界安民绘新图，造福子孙功千秋。”
至于民间，人们都在这样传说：每当草原上剑拔驽张、一触即发的时刻，只要贡唐仓大师一出现，互相仇视对垒的人们便会立即匍匐在地，静听大师发话。贡唐仓大师却说：“不是我说了算，我主要是通过群众做工作，把双方的距离慢慢拉近。“
对于调解草山争议这种涉及万千群众贴身利益、又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老大难”问题，贡唐仓大师不仅有成功的实践，更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大师说：过去的调解之所以解决不了问题，有两个原因；一是调解者采取简单的一分为二、各打五十板的办法，争执双方往往手都伸得很远，用一分为二的办法来调解，必然造成谁的手伸得远谁就占大便宜，而老实的只能吃亏；二是权力不在群众手中，而在干部手里。为了拉选票，树立自己的威信，有的县由县长出面强争，争的越厉害，群众认为县长不错，为他们说话，便越支持他。有的县乡领导甚至把枪发给群众，背后支持大家去械斗。
掌握了这些情况后，贡唐仓大师调解时首先要求干部不要参与，大师直截了当地告诉干部们：“这是群众的草山，他们世世代代聚居在这里，应当由他们做主。调解时，大师既考虑历史，也注意现实，把这两种因素考虑到，群众便容易接受。另一方面，大师常常是先给在群众中有威望、大家信得过的人做通工作，再由他们带动群众。大师风趣地说：“表面看起来很厉害，态度强硬的人，并不是能做主的人，他们被幕后的人所操纵。而过去做调解的人不了解这一点，谁厉害，谁跳得凶，就做谁的工作，而这些人的工作是很难做通的，因为他们听命于幕后指挥的人。”
贡唐仓大师深有感触地说：“群众对我很信仰，在他们心里，我去时大家和平相处，我走后如果再闹便是对我的不尊重，因此凡是经我调解的，再未出现争斗。尽管如此，我调解也不是三两句话、主观武断就能解决的，经常要做三四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
八十年代初期，“左”的思想还有一定的市场。贡唐仓大师成功地调解几起草山纠纷后，竟有人说“怪话”：现在是活佛、土官、头人说话算数，群众不听共产党的话了。有的相当级别的领导也说：甘南是封建阶级代替党的领导。1981年大师调解了甘南的三起“难点”纠纷后，《甘南报》报道时竟说是两位老干部调解的，只字不提贡唐仓大师和杨复兴。甘南的干部、群众对此很有意见。大师却平静地说：“总的来说，问题解决了就好，报道不报道没有关系。”大师常说：“民族之间的团结，民族内部的团结，都是对国家有利的事，能在我的晚年为国家做些工作，也是我应尽的责任。”
为了草原的安宁，大师的操劳是没有穷尽的。夏尔子沟的争议刚刚解决，1992年12月19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和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又联名向两省人民政府呈上报告，请求两省政府授权贡唐仓大调处玛曲县尼玛乡河南县柯生乡边界草山纠纷(即难度很大的后山争议)……
大师经常宣讲：“民族地区的发展，关键在于教育”。为此，他把国内外信徒献给他的布施，大部分用于兴办教育、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等惠及藏族民众的事业中去。大师在兰州的府邸——“敦支尕察”，成了牧民们的“办事处” ……
1992年年底，中国最大、最权威的新闻机构——新华通讯社，向海内外播发了一条新闻：“讲经说法不忘捐资助学，广阔草原今日书声琅琅——著名活佛贡唐仓大师为藏区学校捐款15万多元。”出乎记者意料的是，这条简短的新闻，播发后被国内外媒体广泛采用。报道中援引了贡唐大师说的这样一段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师说：“对于藏族人民来说，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生活要改善，关键是教育。我的钱都是群众给的，民众的钱就要用到民众的事业中去。尤其近年来，在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藏区过去被毁坏的寺院陆续恢复起来了，目前国家资金有限，地方财政又不宽裕，我要在晚年把资金和精力用到提高民族地区的教育和医疗水平中去，这是我的一桩心愿。”
大师自出狱重返宝座以来，就开始把心中这一造福草原民众的美好心愿付诸行动。在他不辞劳苦深入牧区讲经传法的时候，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宣讲“发展经济，教育为本”的道理，劝导牧民群众送子女上学。看到基层边远牧区教学设施十分落后，办学困难重重的现状，大师常常慷慨解囊，并亲自担任基层学校的名誉校长，直接指导学校教学。为了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发展牧区教育事业，大师还倡导成立了甘南民族教育基金会，亲自出任名誉会长。
1980年，大师向甘南州夏河县桑科公社(现为乡)学校捐资500元，这是大师蒙冤21载出狱以来向藏区学校捐助的第一笔款。以此发端，大师每到一处，除了给寺院布施修复资金外，都要给学校和卫生院捐助资金。大师的钱，除海外信徒的捐献外，大部分来自大师讲经说法时信民们真诚的奉献。贡唐仓大师作为当世难得一遇的一位高僧大德，他在21岁起就在甘、青、川一带传法。大师第一次讲经是1946年夏季在青海省河南蒙旗；第二次是1948年在四川省马尔康县松岗寺；第三次是1949年在四川省若尔盖县；第四次是1956年在青海省河南蒙旗；第五次是1957年在甘肃省卓尼县车巴沟；第六次是1958年在四川省阿坝查理寺。
从1988年6月25日起，贡唐仓大师应玛曲县僧俗信众的请求，在阿万仓草原传授第七次时轮大灌顶，这是大师在1958年遭受不公正对待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大法会，与第六次大法会相距了整整30年！消息传出，万千如饥似渴的信民心灵为之震撼！藏区100多座寺院的一万三千僧人，十万信众自发云集草原，聆听大师讲经传法。在这次空前规模的灌顶大法会上，大师仍不忘宣讲发展藏族教育和加强儿童计划免疫的重要。大师把这次大法会中群众献给他的布施，分别捐助给了寺院(其中有格鲁派的寺院，也有红教的寺院)和学校，其中给阿万仓学校一次捐助达5万元，这是大师资助教育最多的一笔款项，充分体现了大师“群众的钱用于群众的事业中去”的意愿。
到底贡唐仓大师向教育事业捐助了多少资金，没有确切的统计。仅以有收据的部分统计，大师近10年多来共向甘肃、青海、四川藏区的62所中小学校、两家医院及甘南民族教育基金会捐款达150多万元，为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扶贫等方面的捐资达30多万元。
贡唐仓大师为民族教育所做的实事，有口皆碑。中共甘南州委、州人民政府在1992年11月16日写给大师的感谢信中说：“在我州民族教育事业的恢复、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各级党政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得到了您的高度重视和具体帮助指导......面对县乡政府及群众在办学上的困难，您慷慨解囊，率先捐资，有力地促进了全州的捐资助学活动。您还亲自担任基层学校的名誉校长，直接指导学校教学，这对带动社会上层人士担任名誉校长工作，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目前全州寄宿制学校已发展为54所，已培养毕业生10777人，已毕业小学生3893人，初中生2828人，高中生693人。办学条件逐步改善。危房比例由1988年的16%下降为1990年底的5.2%。牧区没有小学毕业生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牧民子女上中学、进大学的新历史已经开始了！这一切，包含着您付出的劳动和心血。我们谨代表全州各族人民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致意！”
对于民族地区的发展，大师有自己的深谋远虑。他说：“共产党实行各民族平等的政策，这非常好，但现在实际上并不平等，为什么呢？因为文化教育是政治经济的基础，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文化教育落后，经济发展缓慢；经济落后，反过来又制约文化、教育、医疗事业的进步。因此只有民族经济发展了，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大师举例说：从生活方式来说，牧民们卫生习惯差，到城市来，由于皮袄脏，乘公共汽车，司机嫌身上有酥油味不愿意拉，姑娘们怕弄脏漂亮的衣裙不愿靠近。经济方面，至今还是老一套生产方式，商品经济意义淡薄，不懂得加工增值，不懂得以十变百，以百变千。只知道放牧牛羊多多益善，却不知道草场有限，牛羊出栏率不高，造成草原载畜量过大，冬天大雪压境，春天缺草少料，肥畜变瘦，瘦畜冻饥而死……
大师经常感慨地对人们讲：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牧业的效益是很高的，而我们的牧区为什么这么穷困、落后呢？关键是教育跟不上，牧民的文化素质低，在牧区地方，至今文盲的比例还相当高，许多人想发展商品生产，却看不懂报纸，无法了解信息，学习技术。而要科技兴牧，进行畜产品的深加工，不掌握技术是根本不可能的。
大师为了启发牧民们的商品经济意识，提高他们学习科学技术的兴趣，常常通过种种实例给大家算细账。他说：在澳大利亚，一头奶牛一天可产100公斤奶，而我们牧区的奶牛一天只能产4公斤奶，挤奶技术好的也不过5公斤。外国的种牛与我国的牦牛杂交后，产量也明显提高，如四川红原县瓦切牧场的改良牛，一天可产10至15公斤奶。同样的草场，同样的奶牛，改良的牛与未改良的大不一样，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力量。不过，要引进一头外国种公牛，价钱昂贵，得花万元以上，要没有政府扶持，牧民无力解决，还有奶渣，在国际市场上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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