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會上，有記者問大師：“中國對信仰佛教的人進行限製嗎？”
大師回答：“沒有限製，信仰自由。”
記者又問：“那麼佛教信徒有多少呢？”
大師答：“我們國家宗教信仰自由。今天信仰，明天不信仰，是個人的自由；今天信這個宗教，明天信那個宗教，也是自由。因此無法統計具體的人數。”
利用開會的間隙，大師朝禮了佛陀誕生之地藍毗尼園等聖地。一千五百多年前中國高僧法顯留在尼泊爾的足迹，使他倍感親切。加德滿都濃郁的的宗教氣氛，如大街上的聖牛、外表裝飾守護神眼睛的寺廟、金片鋪就的廟頂，使大師沈浸在對精湛的宗教藝術的欣賞中而流連忘返。喜馬拉雅山南麓迥異于西藏的亞熱帶風光，高聳入雲的冰峰雪頂下青綠的草地、悠然出沒的牧牛人，繁茂的菩提樹，也使大師久久注目而難以忘懷。會議結束後，大師經泰國、香港回到北京。
在意大利出席“世界宗教界保衛和平會議”期間，大師召開新聞發布會，就宗教與政治的關系等敏感問題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1990年9月，貢唐倉大師又一次擔任團長，率領由全國基督教協會副主席、上海基督教協會主席沈誼藩等叁人組成的中國代表團，從北京坐飛機經香港、曼谷到達意大利，出席“世界宗教界保衛和平會議”。這是羅馬教皇倡議的每年一次的年會，有52個國家的宗教界知名人士、著名專家、教授參加。會議地點在巴裏，意大利總理致了開幕詞，羅馬教皇保羅二世及紅衣主教們對貢唐倉大師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會議期間，在巴裏神學院舉行了一次氣氛熱烈的演講會，來自世界各地的宗教界知名人士及許多教授、學者紛紛登臺各抒己見。貢唐倉大師也就宗教與當今世界發表了自己的觀點。
會議最後一天，舉行了別開生面的閉幕式。傍晚時分，貢唐倉大師同數千人一起聚集在廣場上，每人手舉一支點燃的蠟燭，然後隨著燭光閃亮的人流，穿過街巷進入教堂。在莊嚴的教堂裏，基督教徒們面對聖像高誦聖經。佛教代表沒有專門的場地，大家各想妙法：泰國代表在一張大凳子上放一尊半米高的佛像，供上寶瓶等物開始念經；印度、尼泊爾的代表也用各自的方式念經。貢唐倉大師與來自蒙古共和國的一位小活佛和一名老喇嘛，叁人盤做腿坐在一起念經。大家雖然各念各的經，但有一個共同的心願：那就是祈禱宗教健康發展，爲人類的和平與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
當天晚上，大師與沈誼藩一起召開記者招待會。各國記者提了許多敏感而尖銳的問題，大師均睿智而圓滿地給予了回答。
有記者問：“中國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嗎？”
大師回答：“過去有一段時間沒有信仰自由。改革開放以來真正有了宗教信仰自由。拿我本人來說，以前坐了21年冤獄，今天不僅能出國參加這樣的國際會議，還當上了團長，這難道還不能說明問題嗎？”
又有記者問：“羅馬教皇去韓國不能經過中國領空，爲什麼有這樣不友好的表示？”
大師鄭重回答：“每個國家都有 自己的主權尊嚴，包括領空在內。不管飛機上乘坐何人，主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我認爲教皇遇到的問題是主權問題，不是友好不友好的問題。”
記者又問：“藏族人民信仰達賴嗎？如果信仰，是否也接受他的政治主張？”
大師說：“信仰達賴這是曆史形成的，今天的達賴是十四世，在漫長的歲月裏，達賴和班禅成爲藏族人民心中的宗教領袖，這是曆史傳統和習慣。但信仰與政治是兩碼事，中東戰爭說明了這一點。他們都信仰伊斯蘭教，按理應互相幫助、和平共處，但他們爲了政治而打得不可開交。達賴是藏族人民的宗教領袖，但對于他要求西藏獨立的主張，是大家不能同意的。據我所知，絕大多數藏族人民是擁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
1991年1月13日至15日,德國電視二臺駐京女記者瑪爾曼通過中國外交部專程到夏河大師的府邸來訪問時，又一次提起這個敏感問題。大師依然作了上述回答。
會議結束後，貢唐倉大師又到羅馬參觀了叁天。他興致勃勃地走過由叁層高大的廊柱環抱的聖彼得廣場，走進穹頂莊嚴的聖彼得大教堂，仔細欣賞了教堂裏精美的雕刻、塑像、彩繪，以及白色大理石的聖母雕像，對世界天主教的王國梵蒂岡城展現的西方古代藝術精華贊歎不已。在參觀中，人們告訴貢唐倉大師：意大利還有藏傳佛教的兩個寺廟，信仰者有200多人。
大師的意大利之行給會議的參加者和組織者留下了美好的印象。1991年，主辦國又邀請大師去馬爾他參加年會，大師因在四川若爾蓋草原舉行有18萬信衆參加的第九次時輪大灌頂法會，未能成行。
1990年元月,大師還應邀赴莫斯科出席"人類環境保護與發展全球論壇會議”，在這次有100多個國家的1000多名代表參加的會議上，貢唐倉大師就人類的環境保護問題闡述自己的觀點，並出席了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舉行的招待宴會。
1993年12月，貢唐倉大師應香港寶蓮禅寺的盛情邀請，專程去香港出席了于12月29日隆重舉行的釋迦牟尼天壇大佛開光盛典，與國內外佛教界知名人士歡聚一堂，共祝香港繁榮穩定，世界和平吉祥。
身爲全國政協常委、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貢唐倉大師十分關注宗教的發展、寺院的管理等關于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對此發表了許多真知灼見。對于宗教問題，大師說：
應該承認宗教對社會有許多貢獻，曆史上看，不論是束縛、還是發展人們的思想及人類的發展，宗教一直教育著人們。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是罵不倒的。按馬克思的觀點說：人們的認識是無限的，因此對宗教的認識現在也不是最完善的。過去朝代沒有組織、沒有裝備現代化武器的部隊，但宗教束縛著人們，社會秩序比較穩定，殺人等犯罪行爲也不是很多，而現在的一些人什麼壞事也幹。過去受宗教束縛，活時幹了壞事，死後要遭報應。
宗教隨曆史的發展而變化。中國封建社會時代很漫長，因而給宗教帶來許多封建的糟粕。
2500年前沒有顯微鏡，但佛祖顯示了許多客觀存在而人類卻沒有認識到的東西。
宗教是個曆史的産物。只有科學技術的發展，文化水平的提高，自然就沒有人信仰了。用刀槍、用戰爭的方式消滅不了。“文革”即證明了這一點。
宗教終究是要滅亡的。這是一般規律。佛祖釋迦牟尼自己講，宗教可以存在5000年。現在已經存在2500多年了，這期間是發展時期，最後500年，等于名存實亡。對于這一點，佛祖2500年前就估計到了。從世界上看，有的地方似乎發展了，如美國40年代沒有佛教寺院，現在有30多座。但印度尼西亞原來佛教很興盛，現在沒有和尚，僅保存佛像、經典。有的發展，有的衰退。有的滅亡，盡管也有興盛，但總的趨勢是走下坡路。
1988年我在瑪曲{甘肅甘南}大講經的錄像帶，89年就到了臺灣，不知怎麼去的，由私人電視臺播放，我在臺灣的弟弟也看到了。後來國民黨不讓看了，因爲他們講共産黨如何消滅宗教，而共産黨的宣傳卻恰恰相反。雖然我講經的帶子裏沒有罵國民黨，沒有宣傳共産主義，但在某種意義上揭露了他們的虛假宣傳。
西藏自元代以來成爲中國的一部分，再早的話，中國的諸侯國也很多。西方國家心裏不想承認，但事實上又不得不承認這個現實；因爲曆史是抹殺不了的。
雖然生活習慣不同，信仰不同，如美國有白人、黑人、印第安人、瑪雅人，他們不僅民族不同，連膚色也不同，但總不能因此而否認他們不是在一個國家裏生活。
對于擬議中的〈〈宗教法〉〉，大師從穩定民族地區的大局出發，明確向有關部門建議不宜倉促出臺。大師說：
改革開放10多年來，共産黨的民族、宗教政策落實得好，信教群衆非常滿意，藏區現在可以說是最穩定的時期。因此，〈〈宗教法〉〉的製定和出臺，必須了解群衆的情緒，符合信教群衆的願望。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而急于製定，可能會“好心辦壞事”。
信教群衆現在有一種普遍心理，就是怕政策變，怕來之不易的穩定形勢變。這些群衆過去吃了不少“左”的苦頭，至今心有余悸。不少藏民曾問我：有些人老講《宗教法》，是不是共産黨的政策要變了？這種擔心不是沒有根據的。1989年“六四”風波以後，報上有一陣子大講“公有製”，四川藏區的群衆以爲又要搞“大鍋飯”了，結果出現突擊宰殺、出售牛羊的情況，對牧業生産造成不良影響。後來中央反複強調聯産承包責任製不變，人心才慢慢安定下來。群衆對過去政策多變嚇怕了，對變化的心理承受能力很脆弱。因此，製定《宗教法》一定要了解信教群衆的這種心理。不然脫離了群衆，良好的願望也會適得其反。
這幾年大家都講“宗教在憲法的範圍內活動”，這完全正確，人們都能接受。當前，根據各行各業都在立法的實際，提出製定《宗教法》完全可以理解，正像有人說的那樣“什麼都有法，就是沒有宗教法”。但我認爲目前需慎重對待，因爲熱衷于製定《宗教法》的有兩種情況：一是宗教界，主要是想以“法”的權威來維護宗教場所、財産不受侵犯；二是宗教管理部門，想以“法”來約束宗教。所以，雙方都呼籲《宗教法》，但目的不同，甚至相反。還有一種情況很值得注意：“文革”期間搞極“左”，宗教備受打擊；現在放開了，又走向另一個極端，許多地方出現了“宗教狂熱”。這就像河水被堵塞久了，疏通後便洶湧泛濫起來一樣。所以說，現在是宗教熱潮的“高漲時期”，而不是宗教發展的“正常時期”。“高漲時期”製定的“法”，肯定不符合“正常時期”的實際。應該等過了這一段，宗教發展平穩了，再製定《宗教法》，也許更有依據，更符合實際。不然倉促出臺，就貫徹不下去，更起不了作用。近年來製定了許多法，有的由于事前考慮不周，結果你說你的，我幹我的，正如人們所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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