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会上，有记者问大师：“中国对信仰佛教的人进行限制吗？”
大师回答：“没有限制，信仰自由。”
记者又问：“那么佛教信徒有多少呢？”
大师答：“我们国家宗教信仰自由。今天信仰，明天不信仰，是个人的自由；今天信这个宗教，明天信那个宗教，也是自由。因此无法统计具体的人数。”
利用开会的间隙，大师朝礼了佛陀诞生之地蓝毗尼园等圣地。一千五百多年前中国高僧法显留在尼泊尔的足迹，使他倍感亲切。加德满都浓郁的的宗教气氛，如大街上的圣牛、外表装饰守护神眼睛的寺庙、金片铺就的庙顶，使大师沉浸在对精湛的宗教艺术的欣赏中而流连忘返。喜马拉雅山南麓迥异于西藏的亚热带风光，高耸入云的冰峰雪顶下青绿的草地、悠然出没的牧牛人，繁茂的菩提树，也使大师久久注目而难以忘怀。会议结束后，大师经泰国、香港回到北京。
在意大利出席“世界宗教界保卫和平会议”期间，大师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等敏感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990年9月，贡唐仓大师又一次担任团长，率领由全国基督教协会副主席、上海基督教协会主席沈谊藩等三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从北京坐飞机经香港、曼谷到达意大利，出席“世界宗教界保卫和平会议”。这是罗马教皇倡议的每年一次的年会，有52个国家的宗教界知名人士、著名专家、教授参加。会议地点在巴里，意大利总理致了开幕词，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及红衣主教们对贡唐仓大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会议期间，在巴里神学院举行了一次气氛热烈的演讲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界知名人士及许多教授、学者纷纷登台各抒己见。贡唐仓大师也就宗教与当今世界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会议最后一天，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闭幕式。傍晚时分，贡唐仓大师同数千人一起聚集在广场上，每人手举一支点燃的蜡烛，然后随着烛光闪亮的人流，穿过街巷进入教堂。在庄严的教堂里，基督教徒们面对圣像高诵圣经。佛教代表没有专门的场地，大家各想妙法：泰国代表在一张大凳子上放一尊半米高的佛像，供上宝瓶等物开始念经；印度、尼泊尔的代表也用各自的方式念经。贡唐仓大师与来自蒙古共和国的一位小活佛和一名老喇嘛，三人盘做腿坐在一起念经。大家虽然各念各的经，但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祈祷宗教健康发展，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当天晚上，大师与沈谊藩一起召开记者招待会。各国记者提了许多敏感而尖锐的问题，大师均睿智而圆满地给予了回答。
有记者问：“中国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吗？”
大师回答：“过去有一段时间没有信仰自由。改革开放以来真正有了宗教信仰自由。拿我本人来说，以前坐了21年冤狱，今天不仅能出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还当上了团长，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又有记者问：“罗马教皇去韩国不能经过中国领空，为什么有这样不友好的表示？”
大师郑重回答：“每个国家都有 自己的主权尊严，包括领空在内。不管飞机上乘坐何人，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认为教皇遇到的问题是主权问题，不是友好不友好的问题。”
记者又问：“藏族人民信仰达赖吗？如果信仰，是否也接受他的政治主张？”
大师说：“信仰达赖这是历史形成的，今天的达赖是十四世，在漫长的岁月里，达赖和班禅成为藏族人民心中的宗教领袖，这是历史传统和习惯。但信仰与政治是两码事，中东战争说明了这一点。他们都信仰伊斯兰教，按理应互相帮助、和平共处，但他们为了政治而打得不可开交。达赖是藏族人民的宗教领袖，但对于他要求西藏独立的主张，是大家不能同意的。据我所知，绝大多数藏族人民是拥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
1991年1月13日至15日,德国电视二台驻京女记者玛尔曼通过中国外交部专程到夏河大师的府邸来访问时，又一次提起这个敏感问题。大师依然作了上述回答。
会议结束后，贡唐仓大师又到罗马参观了三天。他兴致勃勃地走过由三层高大的廊柱环抱的圣彼得广场，走进穹顶庄严的圣彼得大教堂，仔细欣赏了教堂里精美的雕刻、塑像、彩绘，以及白色大理石的圣母雕像，对世界天主教的王国梵蒂冈城展现的西方古代艺术精华赞叹不已。在参观中，人们告诉贡唐仓大师：意大利还有藏传佛教的两个寺庙，信仰者有200多人。
大师的意大利之行给会议的参加者和组织者留下了美好的印象。1991年，主办国又邀请大师去马尔他参加年会，大师因在四川若尔盖草原举行有18万信众参加的第九次时轮大灌顶法会，未能成行。
1990年元月,大师还应邀赴莫斯科出席"人类环境保护与发展全球论坛会议”，在这次有100多个国家的1000多名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贡唐仓大师就人类的环境保护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并出席了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举行的招待宴会。
1993年12月，贡唐仓大师应香港宝莲禅寺的盛情邀请，专程去香港出席了于12月29日隆重举行的释迦牟尼天坛大佛开光盛典，与国内外佛教界知名人士欢聚一堂，共祝香港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吉祥。
身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贡唐仓大师十分关注宗教的发展、寺院的管理等关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对此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对于宗教问题，大师说：
应该承认宗教对社会有许多贡献，历史上看，不论是束缚、还是发展人们的思想及人类的发展，宗教一直教育着人们。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是骂不倒的。按马克思的观点说：人们的认识是无限的，因此对宗教的认识现在也不是最完善的。过去朝代没有组织、没有装备现代化武器的部队，但宗教束缚着人们，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杀人等犯罪行为也不是很多，而现在的一些人什么坏事也干。过去受宗教束缚，活时干了坏事，死后要遭报应。
宗教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中国封建社会时代很漫长，因而给宗教带来许多封建的糟粕。
2500年前没有显微镜，但佛祖显示了许多客观存在而人类却没有认识到的东西。
宗教是个历史的产物。只有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水平的提高，自然就没有人信仰了。用刀枪、用战争的方式消灭不了。“文革”即证明了这一点。
宗教终究是要灭亡的。这是一般规律。佛祖释迦牟尼自己讲，宗教可以存在5000年。现在已经存在2500多年了，这期间是发展时期，最后500年，等于名存实亡。对于这一点，佛祖2500年前就估计到了。从世界上看，有的地方似乎发展了，如美国40年代没有佛教寺院，现在有30多座。但印度尼西亚原来佛教很兴盛，现在没有和尚，仅保存佛像、经典。有的发展，有的衰退。有的灭亡，尽管也有兴盛，但总的趋势是走下坡路。
1988年我在玛曲{甘肃甘南}大讲经的录像带，89年就到了台湾，不知怎么去的，由私人电视台播放，我在台湾的弟弟也看到了。后来国民党不让看了，因为他们讲共产党如何消灭宗教，而共产党的宣传却恰恰相反。虽然我讲经的带子里没有骂国民党，没有宣传共产主义，但在某种意义上揭露了他们的虚假宣传。
西藏自元代以来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再早的话，中国的诸侯国也很多。西方国家心里不想承认，但事实上又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因为历史是抹杀不了的。
虽然生活习惯不同，信仰不同，如美国有白人、黑人、印第安人、玛雅人，他们不仅民族不同，连肤色也不同，但总不能因此而否认他们不是在一个国家里生活。
对于拟议中的〈〈宗教法〉〉，大师从稳定民族地区的大局出发，明确向有关部门建议不宜仓促出台。大师说：
改革开放10多年来，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落实得好，信教群众非常满意，藏区现在可以说是最稳定的时期。因此，〈〈宗教法〉〉的制定和出台，必须了解群众的情绪，符合信教群众的愿望。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而急于制定，可能会“好心办坏事”。
信教群众现在有一种普遍心理，就是怕政策变，怕来之不易的稳定形势变。这些群众过去吃了不少“左”的苦头，至今心有余悸。不少藏民曾问我：有些人老讲《宗教法》，是不是共产党的政策要变了？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1989年“六四”风波以后，报上有一阵子大讲“公有制”，四川藏区的群众以为又要搞“大锅饭”了，结果出现突击宰杀、出售牛羊的情况，对牧业生产造成不良影响。后来中央反复强调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人心才慢慢安定下来。群众对过去政策多变吓怕了，对变化的心理承受能力很脆弱。因此，制定《宗教法》一定要了解信教群众的这种心理。不然脱离了群众，良好的愿望也会适得其反。
这几年大家都讲“宗教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这完全正确，人们都能接受。当前，根据各行各业都在立法的实际，提出制定《宗教法》完全可以理解，正像有人说的那样“什么都有法，就是没有宗教法”。但我认为目前需慎重对待，因为热衷于制定《宗教法》的有两种情况：一是宗教界，主要是想以“法”的权威来维护宗教场所、财产不受侵犯；二是宗教管理部门，想以“法”来约束宗教。所以，双方都呼吁《宗教法》，但目的不同，甚至相反。还有一种情况很值得注意：“文革”期间搞极“左”，宗教备受打击；现在放开了，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许多地方出现了“宗教狂热”。这就像河水被堵塞久了，疏通后便汹涌泛滥起来一样。所以说，现在是宗教热潮的“高涨时期”，而不是宗教发展的“正常时期”。“高涨时期”制定的“法”，肯定不符合“正常时期”的实际。应该等过了这一段，宗教发展平稳了，再制定《宗教法》，也许更有依据，更符合实际。不然仓促出台，就贯彻不下去，更起不了作用。近年来制定了许多法，有的由于事前考虑不周，结果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正如人们所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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