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2期

　　51-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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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張風雷，1967年生，中國人民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副所長。

　　【摘 要 題】本文依據較爲可靠的早期天臺宗佛教史料，對中國佛教天臺宗的重要先驅人物南嶽大師慧思的佛學思想特征作了初步的清理和研究，澄清了中國佛教史上關于早期天臺宗思想發展的一些無稽的傳說。認爲慧思佛學思想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二：一是主張“因定發慧”，在以定爲本的基礎上倡導“定慧雙開”；二是以《大品》爲宗旨會通《法華》，特重空谛。而中國佛教天臺宗“止觀雙修”的根本宗風及以“叁谛圓融”和“一心叁觀”爲核心的天臺教理，則是由慧思的弟子、天臺宗的實際創始人智凱奠定和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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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佛教天臺宗高推古印度大乘中觀學派的創始人龍樹(約公元150-250年)爲初祖，以北齊尊者慧文(注：慧文，俗姓高，生卒年不詳。據南宋志磐《佛祖統紀》卷六《慧文傳》載，其活動時間約在東魏孝靜帝至北齊文宣帝時(公元534-559年)。詳見《大正藏》卷49第178頁中。)爲二祖，奉南嶽大師慧思(公元515-577年)爲叁祖，而其實際創始人則爲天臺智者大師智凱(公元538-598年)(注：過去一般以智凱的生卒年爲公元538-597年。楊曾文先生據陳垣《二十史朔閏表》，認爲智凱去世的日期隋文帝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應爲公元598年1月7日，故應以公元598年爲智凱卒年(參見楊曾文《關于中日天臺宗的幾個問題》，《東南文化》1994年第2期第78頁)。然楊先生據此推斷智凱生年爲公元539年(智凱世壽六十)，則有所未妥。當以隋開皇十七年上推六十年至梁武帝大同四年(公元538年)，而不應以公元598年上推至公元539年。關于智凱生卒年的詳細考證，可參見拙著《智者大師的世壽與生年》一文(刊載于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正法研究》學術年刊創刊號，第152-154頁。)。

　　天臺宗早期祖師的這種師承關系，最早是由智凱的弟子章安灌頂(公元561-632年)在《摩诃止觀》的“緣起”段中首先提出來的(注：詳見《摩诃止觀》卷一上，《大正藏》卷46第1頁中。)，在後世這種說法又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加強。這種世系遞承的說法，特別是高推龍樹爲初祖，與其說是對曆史實際發展情況的表述，勿甯說是灌頂有意爲天臺宗樹立一個法統。實際上，不僅生活在東魏、北齊時代的慧文不可能直承龍樹，就連慧文傳法給慧思，在較早期的天臺佛學史料中也是模棱兩可的(注：灌頂在《摩诃止觀》“緣起段”中，只是簡單地說“南嶽事慧文禅師”(《大正藏》卷46第1頁中)。道宣《續高僧傳》卷十七《慧思傳》除了說慧思曾“歸依”慧文、“從受正法”外，還提到慧思在證得法華叁昧後，曾“往鑒、最等師，述己所證，皆蒙隨喜”(《大正藏》卷50第562頁下—563頁上)；在同卷《智凱傳》中又謂“思又從道于就師，就又受法于最師”(《大正藏》卷50第564頁中)。湛然在《止觀輔行傳弘決》卷第一之一中，則提出所謂“九師相承”(明、最、嵩、就、鑒、慧、文、思、凱)的說法(《大正藏》卷46第149頁上、中)。而在傳爲慧思自著的《南嶽思大師立誓願文》中，只是籠統地說自己曾“遍曆齊國諸大禅師學摩诃省衍”，“從年二十至叁十八，恒在河南習學大乘，親觐供養諸大禅師”(《大正藏》卷46第787頁上、中)，並未提及包括慧文在內的諸禅師名。從上舉史料中可以看出，慧思雖曾師事慧文，然其師承關系遠非後世所言“衣缽相承”之單一、密切。)。不過，智凱直接地師承慧思，則爲曆代的佛學資料所公認。從這個意義上講，在智凱之前的天臺思想先驅者中，南嶽慧思無疑占有最爲重要的地位。

　　根據佛教史傳的記載(注：此處主要依據較早期的有關史料，包括傳爲慧思自著的《南嶽思大師立誓願文》、灌頂《隋天臺智者大師別傳》、道宣《續高僧傳》卷十七《慧思傳》及《智凱傳》、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卷第一之一等。)，釋慧思，俗姓李，北魏延昌四年(公元515年)十一月十一日生于南豫州汝陽郡武津縣(今河南省上蔡縣東)，十五歲出家，後遊行于兖州(今安徽亳縣)、信州(今河南淮陽)一帶，遍曆諸大禅師學習禅法和摩诃衍(大乘)義。因遭諸惡比丘毒害，決意南下。北齊文宣帝天保四年(公元553年)，至郢州(今河南信陽(注：臺灣慧嶽法師在《天臺教學史》中謂慧思所至之郢州即今之“湖北省武昌縣”(釋慧嶽《天臺教學史》第32頁，臺北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1995年11月增訂第6版)，誤。當時南、北朝各立郢州，南朝之郢州治今湖北武昌，北朝之郢州治今河南信陽。慧思此時所至之郢州當爲北齊之郢州。))，應郢州刺史之請講摩诃衍義，又遭諸惡論師毒害。次年，至南光州(今河南光山)，適逢西魏進攻蕭梁，前途隔阻，遂棲居光州大蘇山授禅講法，從者如雲。陳文帝天嘉元年(公元560年)，二十叁歲的智凱不顧兵刃交加，冒著生命危險越過陳、齊邊境，慕名到大蘇山投在慧思門下，從慧思學習法華叁昧、“十如”義理前後達七年之久，直至陳臨海王光大元年(公元567年)，始奉慧思之命至陳都金陵(今江蘇南京)，弘揚佛法，開始了創立天臺宗的曆程。次年(公元568年)，慧思領衆離開大蘇山，南下衡嶽，棲息十載，于陳宣帝太建九年(公元577年)六月二十二日入滅。

　　作爲中國佛教天臺宗的先驅人物，慧思佛學思想的特色如何，對于研究天臺宗早期思想的發展有著至爲重要的意義。綜合各種有關史料的記載，慧思的著述共有九種，即：《法華經安樂行義》、《諸法無诤叁昧法門》、《南嶽思大師立誓願文》、《大乘止觀法門》、《隨自意叁昧》、《釋論玄》、《次第禅要》、《叁智觀門》、《四十二字門》。其中，後四種今已不存；即在現存的前五種中，除《法華經安樂行義》及《諸法無诤叁昧法門》外，余叁種真僞如何，也是爭論未定的問題。因此，在現有的條件下，要對慧思的佛學思想作一全面細致的研究，還有相當大的困難。一般的佛教史，多根據佛教史傳的傳說，對慧思的佛學思想作一些概略的描述，認爲慧思佛學思想影響天臺宗最大者，一爲“定慧雙開”原則的確立，一爲“一心叁觀”觀法的傳授。這些說法究竟確切與否，恐怕還是一個值得檢討的問題。本文擬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依據慧思、智凱的著述及相對可靠的天臺宗早期史料，略陳管見，以就正于方家。

　　一、“定慧雙開”與“由定發慧”

　　按照傳統的說法，“定慧雙開”是慧思佛學思想的一大特色。慧思的這一思想，不僅爲智凱和天臺宗所繼承，成爲中國佛教天臺宗的基本宗風，而且還對當時及後世的整個中國佛教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唐代高僧道宣(公元596-667年)曾評論說：

　　自江東佛法，弘重義門，至于禅法，蓋蔑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雙開，晝談義理，夜便思擇，故所發言，無非致遠，便驗因定發慧，此旨不虛。南北禅宗，罕不承緒。(注：《續高僧傳》卷十七《慧思傳》，《大正藏》卷50第563頁下—564頁上。)

　　這種傳統的說法，大致說來，是合乎曆史事實的。我們知道，在南北朝時期，我國佛學界存在著不同的學風。從總體上來看，南方佛學更重視對佛教經論的講說和對佛教義理的探究，而對具體的禅修實踐相對輕忽，也就是重慧學而輕定學；北方佛學則更重視禅定的修習和造像等佛教功德的積累，而相對輕忽對佛教義理的探討，即重定學而輕慧學。這就是所謂的“南義北禅”。近來雖有學者對“南義北禅”的說法提出疑問，但征之以智凱的著述，常可見到“北方暗證禅師”和“南方文字論師”的說法，這表明當時的南北學風確實存在著如是的差異。與當時的“北方暗證禅師”和“南方文字論師”相較，“定慧雙開”可謂是慧思學風的重要特點。在《諸法無诤叁昧法門》中，慧思曾言：“禅智方便般若母，巧慧方便以爲父，禅智般若無著慧，和合共生如來子”(注：《諸法無诤叁昧法門》卷上，《大正藏》卷46第630頁中。)。

　　不過，若作進一步分析的話，我們發現，慧思所提倡的“定慧雙開”，實際上走的是“由定發慧”的路子。在《諸法無诤叁昧法門》中，慧思亟言禅定之重要，他征引多種佛教經論力陳“般若諸慧皆從禅定生”義，謂：

　　如《禅定論》中說：叁乘一切智慧皆從禅生。《般若論》中亦有此語：般若從禅生，汝無所知，而生疑惑。……複次，《般若波羅蜜光明釋論》中說：……言如來一切智慧及大光明、大神通力，皆在禅定中得。……何以故？但使發心欲坐禅者，雖未得禅定，已勝十方一切論師，何況得禅定！(注：《諸法無诤叁昧法門》卷上，《大正藏》卷46第629頁上、中。)

　　由此可見，在慧思看來，定與慧雖須雙修，但二者的地位並不是等量齊觀的。慧思強調“叁乘一切智慧皆從禅生”，只有在禅定中親身體證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因此，必須走“由定發慧”的路子，禅定乃是智慧的根本。

　　慧思的這種思想傾向，也可以從慧思與智凱的思想差異中得到證明。據較爲可靠的早期有關佛教史傳的記載，慧思對智凱的評價是“于說法人中最爲第一”(注：灌頂《隋天臺智者大師別傳》，《大正藏》卷…

《天臺先驅慧思佛學思想初探——關于早期天臺宗思想的幾個問題(張風雷)》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