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的傳播
---中國佛教發展史略
第一節 佛教初傳的情形
一、阿育王前後的佛教
釋迦牟尼自創建佛學的教化以來，如推開經典上純粹宗教性的記述之外，但從事理的衡裁以求史案的解答，對于當時佛教傳播的實況與其勢力範圍，或者佛陀影響所及，可能擁有的地區與人數，那是很難確斷的。我們可以認定，當他住世，和示寂後的一、二百年間，佛教傳播所及的區間範圍大致是：北到喜馬拉雅山的南麓，如尼泊爾等地；南至頻阇山脈；西到摩頭羅；東到鴦伽國。大致不出中印度與東印度之間，尚未超過恒河流域以外。但是親受佛陀教化的，大約在數萬人上下，這就古代印度人口數字的比例來講，可謂聲勢浩大，足夠轟動一時的了。
佛教真正的弘揚開展，除了佛弟子們的努力宣化外，仍須仰仗政治力量。在佛滅度以後的二百年間，印度出了一位曆史上的名王，他的英雄事迹，可與亞曆山大帝相抗衡的，便是世界史上有名的阿育王，同時他又是一位最虔誠的佛教徒，即佛教術語所謂的“大護法”。有了強力的政權作後盾，隨著軍事勢力的推廣，佛教的教化，自然就普及了。阿育王在位的時期，曾經在首府華氏城的雞園寺，會集比丘一千衆，以目犍連子帝須爲上首，重新結集佛教經典，這就是佛教文化史上的著名的“華氏城結集”。而且相傳他曾造作很多佛的舍利塔、甚至有神話的傳說，講阿育王所造的舍利塔，後來被散布到中國，舉如浙江、四川等地幾處寺院叢林的大塔，至今也仍附會傳說是從印度飛來的，故稱之“阿育王塔”。這當然是宗教心理的情感作用所使然，就不必深加追究了。
如征引史實，在阿育王所建立的第十叁岩面的敕文上，便有這樣的記載：“阿育王即位第九年，征羯羧加……既克羯羧加，乃笃護正法，歸依正法，將弘播正法之教。……”又雲：“王所領住于山林之蠻族，天憐愍之，原彼歸依正法……，蓋天爲一切有情安樂歡喜故，此最上之勝利，即正法之勝利也。正法之勝利，既行于王之領域，又及于鄰邦六百由旬之遠。如耶婆那(Yavana即希臘)王恩提約科(Antiyoko)與條蘭馬亞(Turamaya即Ptoemy)、恩底開尼(Antikine即Antigonas)、馬加、(Make即Magas)亞曆斯大(Alikasadra即Alexander)四王所居……皆由阿育王宣說而隨順正法。”
根據這個敕文的記載，可見阿育王時代的佛法，業已盛行，傳播到了印度以外的歐、非各國。例如：文中所說的恩提約科，便是敘利亞王安提奧卡庫斯二世。條蘭馬亞，便是埃及王托勒密二世。恩底開尼，便是馬其頓王安提戈諾斯二世。馬加，便是西勒尼王麥伽斯。亞曆斯大，便是伊庇魯斯(Turfan)王亞曆山大二世。敕文的後面又記載著曾派遣宣教師去到敘利亞、埃及、馬其頓和伊庇魯斯等國，其傳播的盛況，如此可見。又據《善見律毗尼沙》卷二記述，當時派遣宣教師去的國家，有罽賓、犍陀羅(克什米爾、卑西亞瓦)、摩醯娑慢陀羅(南印度的孟索爾)、婆那婆私(拉齊布達臘)、阿波蘭多迦(本齊亞布西部)、摩诃勒咜(賀壁及其南方)、臾那世界(阿富汗北部及東部)、雪山邊(尼泊爾國)、金地國(緬甸沿岸)、師子國(斯裏蘭卡)。
阿育王以後叁、四百年，佛教又漸漸盛行于中國、阿富汗、斯裏蘭卡等地，在印度本土反而逐漸衰落。公元前二世紀間，婆羅門武將富奢密多羅，篡代了孔雀王朝，大滅佛教于中印度，火燒寺院，殺戮僧尼，迫害摧殘，不可勝計。但北印度的佛教，仍然屹立如故。不久，中印度的佛教，又因劫余僧衆的努力，稍稍加以恢複，可是內部分裂卻發生了部派之爭，大體形成了十八部之多。斯裏蘭卡的佛教，實由阿育王時代開始，以後明王相承，便成爲他們的國教了。公元前二世紀，脫達加門尼王，開始建立佛塔，紀元一世紀，紀瓦達加門尼王，興築無畏山精舍，又書寫口傳的巴利文叁藏。後來諸王，也都作了許多佛教的事業。
繼阿育王之後，約當公元第二世紀間，印度迦膩色迦王興起，佛教又複昌盛。迦膩色迦王本屬月氏的後裔，後來漸次並吞西北印度及中印度的一部分。自信奉佛教後，發願請世友、馬鳴、脅尊者諸有學菩薩，聚會于迦濕彌羅城，結集經典．曆十二年而成。唐代玄奘大師留學印度，歸國所傳的經、律、論叁藏，前已言之，大多是此會的結集。此後第二、叁世紀間，龍樹菩薩崛起于南印度，大弘佛教。第四世紀中，有無著、世親兄弟倆弘揚彌勒學派，闡述唯識法相之學，名噪當時。中國留學僧東晉法顯大師，就在公元四百十一年間，早于玄奘之前，到達印度。第六世紀中，有陳那、護法、清辨等論師弘揚唯識、空宗佛學。唐初玄奘大師在此諸師之後到達印度，求學于戒賢、智光兩法師，及勝軍居士處，但都淵源于唯識、空宗這兩派的學說。同時印度有菩提流支、菩提達摩、真谛、阇那崛多、達磨笈多等名僧，都來中國傳教，翻譯經典也很多。第七世紀末，中國有義淨法師，留學印度，滯留南海諸圍，返國後頗有著述。第八世紀間，印度佛教漸衰，此時印度有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叁藏等，到中國弘傳密宗教法。到了十二世紀，回教進入印度後，佛數徒多避地在南印度及中國西藏等地，從此印度本土佛教日益衰頹。
二、佛教傳入中國的初期——漢末、叁國時期
中印文化的交流，早在秦漢初期，已經有了迹象，佛教史乘所稱的秦始皇時代，囚禁外國沙門室利防等十八賢者，入夜被丈六金剛破獄救出的記述，一般學者的考據，認爲並不可靠。事實上，古代印度“沙門”的稱呼，並不限于佛教徒的比丘，這些人或者就是婆羅門教徒與瑜伽術士之流，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因爲秦漢之間，道家方士的法術，多半與婆羅門教或瑜伽術有互通之處，所以可以旁征中印文化交流的時期，可能遠較佛教傳入爲更早，當然那是初期接觸、非常稀少的事。佛教的傳人，舊史著錄，都以漢明帝時代開始，因明帝夜夢金人，遣使蔡愔等十八人，西去求經，到大月氏國，便遇迦葉摩騰、竺法蘭兩位法師，迎歸洛陽，安置在白馬寺，並譯出《四十二章經》，藏于蘭臺石室，是爲佛教傳入中國的開始。以現代學者的考證，人言各殊，認爲這是一件不可靠的疑案。最足征信的記述，而且有史料可考的，當在漢末和叁國時期。漢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世高來華，月氏國沙門支谶到洛陽，各譯佛經數十部，共一二百卷。靈帝時，印度沙門竺佛朗也到洛陽。極力提倡佛教，主張與中國文化調和的名著《牟子理惑論》，便是這一段時期的著作。此後沙門康僧會，月氏籍的名士支謙(受業于支谶的弟子支亮)等，都是學問淵博，爲朝野所宗仰的人。他們弘揚佛學，先後居留在東吳，爲孫權政府的上賓。
他們當時都通曉中文，極力從事佛經的翻譯工作。曹魏在嘉平年間，因印度名僧昙柯迦羅與昙谛的倡導，開始建立中國的佛教製度，以及出家受戒的規範，這是佛教戒律正式傳入的開始。
在漢末與叁國時間，佛教經典與初期佛教的規模，雖然源源傳入中國，仍與國內固有文化的思想，和儒、道兩家的學說，顯然有過激烈的競爭，這便是中國文化，遭遇外來思想的刺激，引起思想史上軒然的大波。而民間自由信仰佛教，卻日益增盛，知識分子也逐漸在將近百年間，接受了佛學思想，因此便形成了兩晉時期的玄風——玄淡的風氣，致使南北朝六代之間，將近兩百年來，中國文化和政治的命運一樣，都在支離矛盾中，度過漫長的歲月。從曆史發展的角度來說，那個時期並不是佛教文化影響中國曆史局面的轉變，實在是因爲政治的轉變，和戰爭的影響，使佛教文化變成那個時期中國人的應時禮品。這在民間和知識分子(包括朝廷與士大夫)階層間，各有一種潛在的因素。歸納起來，約如：
(一)民間的信仰。因長期戰爭的結果，民不聊生，人事的努力，解決不了饑馑苦難的生活。天道既不足憑，生命也無保障，恐怖、悲觀、厭世的情緒充斥。正好在這個時候，佛教思想洶湧輸入，生前身後，善惡業力，促成叁世因果的報應，和天堂地獄間六道輪同的傳說，使人們更相信命運的安排，是由于前生業力的造就。因此在亂離的世局中，很快傳遍了佛教的觀念，人人信仰它可得身心的自慰，佛與菩薩的原義，就一變爲與傳統神祇的信仰相同了。
(二)知識分子的皈依。自東漢黨锢之禍以來，漢初儒家傳統的學說，受政治和社會風氣的影響，使人不能滿足和信服。魏晉以來，知識分子的士大夫們，都紛紛尋覓思想的新方向，追求命運的象征之學，進入探索哲學的範圍。並以曠達思想，崇尚個人自由，逃入玄談的領域。其所宗奉《易經》、《老子》、《莊子》所謂“叁玄”之學的思想，恰在此時，與佛教傳入的“般若性空”學說相遭遇，因此一拍即合，更是變本加厲，便形成了遁世而逃入佛法的風氣，尤以士大夫階層，所謂知識分子的名士爲然。
基于上述兩點因素，使佛教在中國，普遍地傳布開展，但真正使佛教在中國奠定基礎的，還是靠北朝石勒時代的印度名僧佛圖澄，和姚秦時代的鸠摩羅什，以及中國名僧道安、慧遠、僧肇等數人的力壁，才使佛教在中國文化中，樹立了不拔的根基。
叁、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
從曆史的發展來看，每逢時衰世亂，人心頹喪的結果，不是傾向現實，追求奢靡的生活，便是逃避現實，追慕高遠的境界。我們試看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中國，由于政治局勢的動蕩不安，導致社會風氣的頹喪，舉如：外族的侵淩和思想的轉變等等，無處不在刺激人心而使走向積極或消極的道路。正當北朝石勒稱王，嗜殺好貨，野蠻成性時，而印度名僧佛圖澄，便在此時進入中國，在後趙石勒的區域，宣揚佛教的慈悲教化。佛圖澄除了宣揚教理以外，唯一特點，就是曾顯示了許多神通，不但使石勒信仰而減少殺機，同時也使很多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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