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上使佛學院脫離危機狀態。有了學風，拿出成果這就有了佛學院存在的基礎。
問：對于佛學院的道風，具體該怎麼抓？
曉：應該讓學風來指導道風，沒有學風的道風其實是盲目的。確切來說，應該是先學風指導道風，然後，憑道風再來影響學風。有了學風，道風才能不謬，這從內心深處震撼他的心靈，自然道風就有了，最後二者相輔相成，就圓滿了。若光憑壓，這“道風”是表面的，沒用。
問：其實能壓住也好呀～～
曉：當然，不過作用確實不大。這我可以舉出不少例子來。
問：其實師資隊伍才是困擾佛學院的難題。
曉：對的。師資力量在佛學院裏，起決定作用。造詣高深的學者型法師，甚至大師，是佛學院綜合實力的主要標志。法(老)師的質量，就是佛學院的質量。即使社會上的大學，名牌大學也是靠名教授支撐門面的。比如北大，主要就是有幾位國際知名的名教授、大師，因而，北大在中國有其獨特的地位，一直是教育界的龍頭老大。現在北大也不行了，那真成了黃鼠狼下耗子，一窩不如一窩。其它學校還不如北大，就更別提了。佛學院也是這樣，我們的法師，很難讓人信服，不過因爲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傳統，天地君親師，老(法)師對于學僧有特權，是權威，學僧們不敢言而已，這其實不正常。自“五四”以來就在批判。而且，現在的法師們只管教書，而不自己研究，教學與研究結合才是一種有效的機製，教書是中心，研究是先導，二者結合才能使學校發展。
還有一個現象一直沒有引起我們的重視，“近親傳代”問題，這本來是極其糟糕的事兒，可我們還當作寶貝，說這是特色！在最初，佛學院沒有法(老)師，怎麼辦呢？自己培養，但這只能是應一時之急，慢慢地，一定得改變這種狀況，但我們沒有要改變這狀況的想法，反而沾沾自喜——我們學院現在有多少多少法師，都是我們學院自己培養的。這現象危害在哪兒呢？生物界的近親傳代導致“品種不良”，我們的法師教學僧，學僧再往下教學僧，這樣，按照中國的傳統，學僧只能繼承法師而很難超越法師，若法師很高還稍好一些，可法師自己就是矬子，這樣就會把法師的弊端一次次放大。
問：爲什麼會放大？
曉：這是業的特性所決定的。
所以，我一直覺得，從目前來說，培養學僧倒是次要的，造就法師才是佛學院最重要的、最迫切的任務，學院應該給予法師以中心地位，這樣，佛學院就會給佛教界，甚至社會，充滿精神誘惑。所以，我們在列舉成績時，就不要只舉我們辦佛學院多少多少年，有多少多少學僧畢業了，而應該也舉一下我們培養出了幾個撐門面的法師。這就使得法師也不能偷懶。
問：還有沒有其它的？
曉：服務社會也是很重要的，這應該是一個方向。佛學院可以把“社會”的概念縮小一點兒，變成服務于佛教界。
目前來說，佛學院與寺廟的矛盾，是學的東西到寺廟很難用上，那麼佛學院的價值就打了折扣。我們學院出來的一個學僧，四川的，回寺廟後，師父讓他寫個報告，他寫不出來。某一次仁德法師外出，帶著佛學院的一個師父，仁德法師讓寫個講話稿，小師父坐了一下午寫了五行字，仁德法師回來後，把我一通說的——“你就是這麼當的教務長～～”這個矛盾一定得解決！具體怎麼辦呢？佛學院要發揮人才培養與教理研究的優勢，幷且讓整個佛教界參與，監督辦學，這樣可能會好些。
問：若讓寺廟參與，可以在經濟上擺脫困境。
曉：當然，經濟是基礎，沒有錢什麼都辦不成，我比較系統地看了太虛大師關于教育的著述，還有支那內學院的材料。太虛大師的想法確實不錯，但從心眼兒裏來說，他失敗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經濟基礎，他設想了二十四年教育模式，可他的錢呢～～全靠別人支助，二十四年還不把人嚇住～～再者，人家支助不支助你，都說得過去，有很大的隨意性。這就使得你的經濟基礎保證不了。當時假如說他自己有經濟實力，說不定也可以做成呢。幹什麼都得靠自己。就象孫中山搞革命一樣，自己沒有武裝，總是憑一個軍閥去打另一個軍閥，只能失敗。我們現在辦佛學院，也得靠自己。
問：具體該怎麼做。
曉：不一定，如辦實業也是一個法子。
還有，就是現在我們的佛學院，都是依托于一個寺廟來辦的，活脫脫如張之洞說的，“佛道寺觀改之”，當然，他說的是改爲一般學堂，他當時准備設六個專業，大家可以參看他的《勸學篇·設學》。
首先是一個寺廟，進去寺廟看，原來是把殿堂改爲教學設施。這個情形需要變，要變成寺廟依托學院。先是一個佛學院，進了佛學院，經過佛理的熏陶，堅定了你人生觀的選擇，于是出家，或者只是想親自體驗一下宗教生活，行！在學院的後面就有寺廟，你可以在此過宗教生活。
當然，你畢業後外出參學，行的！我們根本不怕你反複，因爲我們知道你的人生觀堅定了，信念堅定了，根本不會的。
現在是寺院大學院小，寺院含括了學院，應該要學院大寺院小，學院包括寺院才行。這寺廟、學院的大小不指場地。
問：信念堅定了會什麼樣？
曉：例如，相對論公布後，有好幾位大科學家自殺了，他們無法接受牛頓構建的科學體系竟然有漏洞的現實。還有古印度的辯論，辯論的輸方甯可把頭砍下來交給勝者。這都是信念堅定。信念堅定在外人看來會覺得他們是老頑固。當然，雖然他們死的很有尊嚴，但那怕信念再堅定，這麼激烈的手段，也不值得效仿，不然就是愚癡，我們得有向真理認錯的勇氣。
問：當時的辯論輸頭者是認爲自己笨而不是自宗的教理差。
曉：留得青山在，何愁沒柴燒，講點兒策略又有何不可呢？
問：憑良心說，佛學院也曾培養出來了幾個在全國來說都很不錯的年輕法師。
曉：當然，若一個也沒有，那才真叫慘的，佛學院也沒必要辦了。不管怎麼著，自從1898年月霞大師在九華山創辦翠峰華嚴大學，開創學院式佛教教育的先河，佛教的學院式教育也有一百年曆史了，再怎麼不成功，經驗教訓總還積了一點兒。
這兒我們也要看到這一點兒：文革後這二十來年，雖然我們培養出來了幾個年輕法師，但這些可以說算得上有點兒成就的年輕法師，本來在沒出家時就是比較成功的人。也就是說，其實他們幾個在佛學院念書，佛學院實際上幷沒有給人家教多少，若僅靠在佛學院學的那半瓶兒醋，哪夠賣的～～那幾個人即使不出家，他們幹別的，也一定不賴，而大部分出家人，若不出家，那就難說了。我就碰到過好幾次這樣的事兒，有人在社會上竟然真的“不知道今天的午餐在哪裏”，找不到工作。當然，南懷瑾曾說古代的寺廟也起了收留鳏寡孤獨的作用。所以，也可以說是他們成就了佛學院，使得我們一提到佛學院的成績，就拿他們出來，使得我們的佛學院有了辦下去的資本。
問：你這說法怪怪的，怎麼可能是他們成就了佛學院呢？
曉：法難的事兒，或許可以作爲我的話的注腳。我一直對叁武一宗滅法有想法。法其實是(外部人)根本滅不了的。按佛教的觀念，叁千大千世界是一，那麼，叁武一宗這幾個皇帝，絕不是壞蛋，可以說他們是現金剛憤怒相的護法，當時佛教內部確實有了問題，以佛教自身的“免疫力”抗不住了，他們才出來，現憤怒相，用國家機器的力量來整頓，他們背千古罵名。他們滅法，但佛教不還是照樣流傳至今～～佛教流傳至今其實也有叁武一宗的功勞：是他們清除了當時佛教的內部毒瘤。任何事物要壞的話，都是內部壞了，內部壞才是主因。
徐金龍先生寫過一篇文章，探討後周世宗滅法，文章現在還在我那兒，他說我想給柴榮翻案，他誤解了我的意思。
當法難過去後，則會有些菩薩之類的現身，用各種方法來弘法，使真正的佛法重現光芒。所以，叁武一宗就象大瀉藥，先排除佛教體內的毒素，然後菩薩現身弘如來正教，這就象大補，如此佛教才能(恢複)健康。
十年文革可以說對佛教的破壞，比叁武一宗厲害多了，時間太長，瀉得時間太長，人要虛脫的。
現在比較有成就的法師，他們先是在佛學院念書，其實呢？不是佛學院成就他，而是他成就佛學院。
問：難道他們不能成就其它的？比如建寺院、塑佛像等。
曉：可以，只是我們現在說的是佛學院而已，幷不是說做其它事兒的沒有。
問：你如此說叁武一宗，難道他們毀佛像也是對的？
曉：佛像是讓人看見後就起向佛之念的，讓人生歡喜心、恭敬心的，可不見得所有的佛像都能起到這作用。
我們還看叁武一宗法難，前兩次發生在南北朝，一次是太平真君七年(446)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滅法，一次是建德叁年(574)的北周武帝宇文邕滅法。第叁次是會昌五年(845)的唐武宗李炎滅法，第四次是顯德二年(955)的後周世宗柴榮滅法。我們看法難發生的時間就會發現，法難都發生在混亂的時候。本來，佛教是度人出離苦海的，但在社會動亂，人們流離失所、民不聊生的時候，佛教界的人在幹些什麼？
問：那是他們在找借口。
曉：不排除這個原因，但原因都是多方面的。
在那個時候，佛像已不能夠使人生起向往之念——當時人想的是怎麼生活……
問：人若只考慮怎樣活，那該多可憐呀。
曉：你是飽漢不知餓漢饑。先解決了吃飯穿衣等基本生存條件的問題，才談得到精神上的升華。
假如說人在生活無著落的時候來出家，他對佛教也不會有多大好處。
再者，有的佛像確實造得很難看，比如九華山地藏禅寺的叁尊大像，地藏菩薩、道明和尚、闵公長者，就分外難看，讓人生不起一點兒歡喜心、恭敬心。價值就打了折扣。若再有風吹草動，毀了就毀了吧…
《解惑錄-剛曉法師閑暇解惑集(五)》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