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上使佛学院脱离危机状态。有了学风，拿出成果这就有了佛学院存在的基础。
问：对于佛学院的道风，具体该怎么抓？
晓：应该让学风来指导道风，没有学风的道风其实是盲目的。确切来说，应该是先学风指导道风，然后，凭道风再来影响学风。有了学风，道风才能不谬，这从内心深处震撼他的心灵，自然道风就有了，最后二者相辅相成，就圆满了。若光凭压，这“道风”是表面的，没用。
问：其实能压住也好呀～～
晓：当然，不过作用确实不大。这我可以举出不少例子来。
问：其实师资队伍才是困扰佛学院的难题。
晓：对的。师资力量在佛学院里，起决定作用。造诣高深的学者型法师，甚至大师，是佛学院综合实力的主要标志。法(老)师的质量，就是佛学院的质量。即使社会上的大学，名牌大学也是靠名教授支撑门面的。比如北大，主要就是有几位国际知名的名教授、大师，因而，北大在中国有其独特的地位，一直是教育界的龙头老大。现在北大也不行了，那真成了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其它学校还不如北大，就更别提了。佛学院也是这样，我们的法师，很难让人信服，不过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天地君亲师，老(法)师对于学僧有特权，是权威，学僧们不敢言而已，这其实不正常。自“五四”以来就在批判。而且，现在的法师们只管教书，而不自己研究，教学与研究结合才是一种有效的机制，教书是中心，研究是先导，二者结合才能使学校发展。
还有一个现象一直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近亲传代”问题，这本来是极其糟糕的事儿，可我们还当作宝贝，说这是特色！在最初，佛学院没有法(老)师，怎么办呢？自己培养，但这只能是应一时之急，慢慢地，一定得改变这种状况，但我们没有要改变这状况的想法，反而沾沾自喜——我们学院现在有多少多少法师，都是我们学院自己培养的。这现象危害在哪儿呢？生物界的近亲传代导致“品种不良”，我们的法师教学僧，学僧再往下教学僧，这样，按照中国的传统，学僧只能继承法师而很难超越法师，若法师很高还稍好一些，可法师自己就是矬子，这样就会把法师的弊端一次次放大。
问：为什么会放大？
晓：这是业的特性所决定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从目前来说，培养学僧倒是次要的，造就法师才是佛学院最重要的、最迫切的任务，学院应该给予法师以中心地位，这样，佛学院就会给佛教界，甚至社会，充满精神诱惑。所以，我们在列举成绩时，就不要只举我们办佛学院多少多少年，有多少多少学僧毕业了，而应该也举一下我们培养出了几个撑门面的法师。这就使得法师也不能偷懒。
问：还有没有其它的？
晓：服务社会也是很重要的，这应该是一个方向。佛学院可以把“社会”的概念缩小一点儿，变成服务于佛教界。
目前来说，佛学院与寺庙的矛盾，是学的东西到寺庙很难用上，那么佛学院的价值就打了折扣。我们学院出来的一个学僧，四川的，回寺庙后，师父让他写个报告，他写不出来。某一次仁德法师外出，带着佛学院的一个师父，仁德法师让写个讲话稿，小师父坐了一下午写了五行字，仁德法师回来后，把我一通说的——“你就是这么当的教务长～～”这个矛盾一定得解决！具体怎么办呢？佛学院要发挥人才培养与教理研究的优势，幷且让整个佛教界参与，监督办学，这样可能会好些。
问：若让寺庙参与，可以在经济上摆脱困境。
晓：当然，经济是基础，没有钱什么都办不成，我比较系统地看了太虚大师关于教育的著述，还有支那内学院的材料。太虚大师的想法确实不错，但从心眼儿里来说，他失败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经济基础，他设想了二十四年教育模式，可他的钱呢～～全靠别人支助，二十四年还不把人吓住～～再者，人家支助不支助你，都说得过去，有很大的随意性。这就使得你的经济基础保证不了。当时假如说他自己有经济实力，说不定也可以做成呢。干什么都得靠自己。就象孙中山搞革命一样，自己没有武装，总是凭一个军阀去打另一个军阀，只能失败。我们现在办佛学院，也得靠自己。
问：具体该怎么做。
晓：不一定，如办实业也是一个法子。
还有，就是现在我们的佛学院，都是依托于一个寺庙来办的，活脱脱如张之洞说的，“佛道寺观改之”，当然，他说的是改为一般学堂，他当时准备设六个专业，大家可以参看他的《劝学篇·设学》。
首先是一个寺庙，进去寺庙看，原来是把殿堂改为教学设施。这个情形需要变，要变成寺庙依托学院。先是一个佛学院，进了佛学院，经过佛理的熏陶，坚定了你人生观的选择，于是出家，或者只是想亲自体验一下宗教生活，行！在学院的后面就有寺庙，你可以在此过宗教生活。
当然，你毕业后外出参学，行的！我们根本不怕你反复，因为我们知道你的人生观坚定了，信念坚定了，根本不会的。
现在是寺院大学院小，寺院含括了学院，应该要学院大寺院小，学院包括寺院才行。这寺庙、学院的大小不指场地。
问：信念坚定了会什么样？
晓：例如，相对论公布后，有好几位大科学家自杀了，他们无法接受牛顿构建的科学体系竟然有漏洞的现实。还有古印度的辩论，辩论的输方宁可把头砍下来交给胜者。这都是信念坚定。信念坚定在外人看来会觉得他们是老顽固。当然，虽然他们死的很有尊严，但那怕信念再坚定，这么激烈的手段，也不值得效仿，不然就是愚痴，我们得有向真理认错的勇气。
问：当时的辩论输头者是认为自己笨而不是自宗的教理差。
晓：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讲点儿策略又有何不可呢？
问：凭良心说，佛学院也曾培养出来了几个在全国来说都很不错的年轻法师。
晓：当然，若一个也没有，那才真叫惨的，佛学院也没必要办了。不管怎么着，自从1898年月霞大师在九华山创办翠峰华严大学，开创学院式佛教教育的先河，佛教的学院式教育也有一百年历史了，再怎么不成功，经验教训总还积了一点儿。
这儿我们也要看到这一点儿：文革后这二十来年，虽然我们培养出来了几个年轻法师，但这些可以说算得上有点儿成就的年轻法师，本来在没出家时就是比较成功的人。也就是说，其实他们几个在佛学院念书，佛学院实际上幷没有给人家教多少，若仅靠在佛学院学的那半瓶儿醋，哪够卖的～～那几个人即使不出家，他们干别的，也一定不赖，而大部分出家人，若不出家，那就难说了。我就碰到过好几次这样的事儿，有人在社会上竟然真的“不知道今天的午餐在哪里”，找不到工作。当然，南怀瑾曾说古代的寺庙也起了收留鳏寡孤独的作用。所以，也可以说是他们成就了佛学院，使得我们一提到佛学院的成绩，就拿他们出来，使得我们的佛学院有了办下去的资本。
问：你这说法怪怪的，怎么可能是他们成就了佛学院呢？
晓：法难的事儿，或许可以作为我的话的注脚。我一直对三武一宗灭法有想法。法其实是(外部人)根本灭不了的。按佛教的观念，三千大千世界是一，那么，三武一宗这几个皇帝，绝不是坏蛋，可以说他们是现金刚愤怒相的护法，当时佛教内部确实有了问题，以佛教自身的“免疫力”抗不住了，他们才出来，现愤怒相，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来整顿，他们背千古骂名。他们灭法，但佛教不还是照样流传至今～～佛教流传至今其实也有三武一宗的功劳：是他们清除了当时佛教的内部毒瘤。任何事物要坏的话，都是内部坏了，内部坏才是主因。
徐金龙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探讨后周世宗灭法，文章现在还在我那儿，他说我想给柴荣翻案，他误解了我的意思。
当法难过去后，则会有些菩萨之类的现身，用各种方法来弘法，使真正的佛法重现光芒。所以，三武一宗就象大泻药，先排除佛教体内的毒素，然后菩萨现身弘如来正教，这就象大补，如此佛教才能(恢复)健康。
十年文革可以说对佛教的破坏，比三武一宗厉害多了，时间太长，泻得时间太长，人要虚脱的。
现在比较有成就的法师，他们先是在佛学院念书，其实呢？不是佛学院成就他，而是他成就佛学院。
问：难道他们不能成就其它的？比如建寺院、塑佛像等。
晓：可以，只是我们现在说的是佛学院而已，幷不是说做其它事儿的没有。
问：你如此说三武一宗，难道他们毁佛像也是对的？
晓：佛像是让人看见后就起向佛之念的，让人生欢喜心、恭敬心的，可不见得所有的佛像都能起到这作用。
我们还看三武一宗法难，前两次发生在南北朝，一次是太平真君七年(446)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法，一次是建德三年(574)的北周武帝宇文邕灭法。第三次是会昌五年(845)的唐武宗李炎灭法，第四次是显德二年(955)的后周世宗柴荣灭法。我们看法难发生的时间就会发现，法难都发生在混乱的时候。本来，佛教是度人出离苦海的，但在社会动乱，人们流离失所、民不聊生的时候，佛教界的人在干些什么？
问：那是他们在找借口。
晓：不排除这个原因，但原因都是多方面的。
在那个时候，佛像已不能够使人生起向往之念——当时人想的是怎么生活……
问：人若只考虑怎样活，那该多可怜呀。
晓：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先解决了吃饭穿衣等基本生存条件的问题，才谈得到精神上的升华。
假如说人在生活无着落的时候来出家，他对佛教也不会有多大好处。
再者，有的佛像确实造得很难看，比如九华山地藏禅寺的三尊大像，地藏菩萨、道明和尚、闵公长者，就分外难看，让人生不起一点儿欢喜心、恭敬心。价值就打了折扣。若再有风吹草动，毁了就毁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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