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區域活動的人們，都各有其文字語言，人類有史以來，這是從來沒有獲得統一過的。特別是在印度，由于一般人們，嚴格遵守階級製度，因爲種族的種類繁多，語文的種類也就很多，據今有些學者研究報告，古代印度社會的方言，總在一百種以上。這不僅是方言的不同，而在語言學上，亦是有其種類差別的。且這複雜的狀態，古往今來，大體都是如此。因此，釋尊出現在印度，運用印度語說法，自亦不是單純的用一種語言，而是用各種不同的方言，適應各個不同區域之民族性的。雖佛說法是用雅語的時候多，但佛從不強迫弟子們用同一語言。即使雅利安族比丘，請佛倡議在僧團中全用雅語，但佛仍是“聽隨國俗言昔學習佛說” 。
從世間觀察，明白可見的：不同的種族，不同的階級，不同的區域，其運用的語言，一定是不同的。佛陀的弟子，來自不同的地方，而階級種族亦異，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彼此的語言自不同。到了佛滅百年，因迦王的熱忱爲法，佛弟子乃弘化四方，如南北印的語言，是就相差得很遠，然爲適應化區環境，自須運用本區方言。然用方言說法，而使佛法變質，自亦是難免的事，于是各種不同的學派，就在語文不同的運用下而分裂。“阿育王時代，華氏城因僧衆的來自各地，語音隔礙，所以分用不同的語言誦戒，佛法即分爲多部。在不同的璟境中，佛教適應不同文化，采用當地語文，確爲佛法分部的重大原因”。這是印順導師在大乘是佛說論中告訴我們的。
因語文不同而引起的不同學派，從部派分裂史方面去看，據陳時真谛譯的部執異論說，阿輸迦王的時代，佛教正式分爲四派，所謂“大衆破散，凡有四種”，就是指此說的。然由什麼原因而分裂的
依調伏天及蓮華戒他們的看法，大衆、上座、說一切有、犢子四大派的分裂，根本是就源于以四種不同語言誦戒而來。如一切有部，誦戒說法時，是用的雅語，大衆部于誦戒時，是用的俗語，正量部于誦戒時，是用的雜語，上座部于誦戒時，則是用的鬼語。由此四大派所用語言的不同，可以推想到其形成部派的分裂，是非常的明顯的事實。總之，由于印度語文的複雜性，爲使佛法傳布到各方，運用各方不同的語文，致使佛法因語文的不同而有諸派的分裂，可說是極自然的事。
五 時代的趨勢所使
時代的巨輪，總是向前的，一刻也不會停留在某一點上。而受時間之所支配的事事物物，自亦隨時間的進展而進展，所以時代不同，亦爲引起學派思想分流的一大原因。時代既是時刻的在演變中，十年前後的時間，其變化就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時經百年，當然就有更顯著的差別。佛弟子們弘化，爲了適應新的時代，自要運用不同的方便，決不能死守教條的一成不變，不然的話，就將落在時代後面，而爲時代之所遺棄。世間的一切都如此，佛教流行在世間，必也不能違背世間的這一事實。對時代有所認識的佛子，做些適應時代的佛化，不能說其有所不當，但不同意這一作法的，彼此間自然就要發生诤論。
我們要想了解時代的趨勢，還得從佛陀時代說起。佛陀創立佛教，爲衆生說佛法，總是很平淡很笃實，亦即極近情極合理，不問說出什麼論題，務要衆生都能做到，假定人們做不到的，佛陀幹脆就不爲說。因佛以平淡笃實爲教旨，所以能夠一掃當時印度思想界，各種不切實際的空談，以及毫無意義的苦行。所謂空談，如有些學派，專門喜歡深邃理論的發揮，說得真是深奧微妙，天花亂墜頭頭是道，盡管理論說得十分動聽，而實都足不務實際之談，與現實人生的關系離得很遠。佛陀深切體認空談之弊，所以決不運用深邃理論，顯發微妙不可思議的道理，而只運用簡明切實的教旨，開示人們如何做人處世，如何淨化個己身心，如何獲得真理體悟。
佛陀這一平淡笃實的作風，在當時實含有對治時代病的作用。因佛出世的那個時候，正是印度思想界紛歧複雜的時代，很多反吠陀思想的學派，都在作著各種不同的教說。婆羅門教的大病，固在崇尚空談，而反吠陀的學派，亦有墮入空談中的，所以佛陀竭力的排斥空談。這，我們只要一讀阿含經，那躍然紙上的佛陀慈和懇摯的親切致化，使我們在今天還感到如面見佛陀。這一笃實作風，不但掃去空談，且亦蕩除無義之行。一個宗教家，如果專門喜用奇奇怪怪的表現，或者喜用一些苦行相標榜，縱然诳惑群衆于一時，但決不能持之以久的。佛陀決不作這些奇事或無益苦行，以诳惑大衆，所以釋尊的教法，很快的就在印度風行，並且得到廣大群衆的信受奉行!
佛陀這一平淡笃實的精神教化，一直保持到佛元百年左右，大體說來，佛弟子們，還能身體力行，可是到了阿輸迦王時代，佛教的傳布，不再限于恒河流域，甚至不再限于印度國境，而開始向外發展弘揚。印度這個國土，一向小國林立，階級森嚴，直至迦王治世，以佛法行化世間，印度的國運隆盛，始達于巅峰狀態。迦王，不但是個英明的君主，且亦是個極虔誠的佛教徒，對于佛法的弘揚與護持，是非常熱心的，聽以佛教在迦王的政治力量推動下，亦隨政治的修明而達于無比的隆盛，可說阿育王的政治力量所及處，亦即佛敔的到達之處。這時的印度，真是所謂政教俱隆。因此，從印度佛教史上去看，佛教到迦王時代，發生了極大變化。
這一變化，即佛教得一有力外護，一般佛法行者的爲學，不再像過去那樣的，只是側重個己的內修，而已漸漸重視外化了。佛法向外弘化，第一個碰到的問題，就是環境的適應，如佛法傳到中國，必須適應中國的風俗習慣，爲了適應外化的風俗璟境，對于如來製定的戒律，自免不了有其不同的看法：重于外弘者，以爲戒律的精神在根本，只要不違戒律的根本精神，一般枝枝節節的戒條，是不必過于嚴格的；主于內修者，抱持謹嚴的態度，認爲凡是如來製定的戒律，不管是根本或枝末的，都不可以有一絲一毫的苟且，于是彼此間就發生了诤論。如主內修的耆年上座與主外弘的青年大衆的思想分流，有關律重根本的诤論，可說是個主要的原因。
同時，佛弟予以佛法作爲自修時，不自覺有外在的阻力，一旦要將佛法向外推動，自然就有外力來抗衡，甚而至于予以破壞了。然要把自己的宗教思想弘揚出去，最要的是自己須有一套完整的理論，不是靠什麼力量來支持的，完整的理論就是自己的力量。佛法的外弘者，既感內外的诤辯一天天的多起來，理論說明的要求，當然就日趨迫切，因而理論也就日趨發達，等到理論發達到極點時，就終日埋頭于理論上用工夫，反而再不能出外弘化了。所謂“哲理之思辨日深，而軟化世之實則日鮮”，慢慢也就落入不務實際，祟尚空談的窠臼。事實確也如此：凡在化世方面收實效者，一定是切實際而通俗的，凡埋頭深思迷醉理論者，則必又缺乏化衆的實益。
如據傳說：迦王在印曾建八萬四千座寶塔，即阿育王朝禮佛陀聖迹時，凡認爲值得紀念的地方，都發心建塔紀念。可是，有了塔後，即要供養，然而供養塔婆，是否可得大福，學者之間，由于看法的不同，就發生了诤論。異部宗輪論說：化地部的末派主張：“于傘堵波，興供養業，所獲果少”。即發心供養如來的舍利塔，雖不致于說是全無利益，但所得的果德極其做少。另一法藏部的學者則說：“于率堵波，興供養業，獲廣大果”。即佛的功德是不可思議，不管佛陀是否還在世間，只要有心供養，就可獲得廣大的福德。兩派論調各異，結果各行其是。這與時代趨勢有密切關系，假使迎王不出世，或出世而不信佛，縱信佛而不造佛塔，是不會有這些诤論問題發生的。
六 區域的文化熏染
人類文化的産生，不但有時代的背景，且亦有地理的背景，如一般說的山嶽文化與海洋文化，就是由區域璟境的不同而分的，所以某一區域必有某一區域的文化。如我國有黃河流域的文化，長江流域的文化，珠江流域文化的不同，即明顯的表示與地理有關。佛教至迦王時代，即因迦王的推動，而向各方面開展，佛教到一地方，即受一地方的文化熏染，這自亦是必然的道理。然受某一區域文化熏染後的佛教，即表現出佛教的另一特色。各個不同的化區，有各個不同的表現，于是彼此之間所弘傳的佛教，在思想上就漸漸的有了不同，因爲思想不同，發生意見相左，所以就有派別，可見佛教分裂與區域文化的熏染有關。
講到阿育王派遺傳教師弘化事，原因由于華氏城的第叁次結集而來。謂于結集完成之後，迦王即派來會的大德僧衆，各攜結集的聖典，至內外各地傳教。共範圍，不僅在于印度木土，而且遠及國外的各地。據近人研究所得：“東至緬甸，西至大夏，南至錫蘭，北至中央亞細亞”。不特如此，“後來阿育王又派遣傳教師，遠及于敘利亞、埃及、馬其頓，以及東方之柬埔寨等地方”。從其所派傳教師弘化區域的遼闊，迦王真不愧是個世界佛教運動者。佛教推展到這些區域，必然要與這些區域文化，發生極密切的關系，受其文化思想的熏染，而有某種限度內的變化，如佛教傳到中國，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引起很大的變化，甚至形成所謂中國佛學，其道理是一樣的。
迦王派遺傳教師到各地弘化，雖說弘化的區域很廣，但獲得最大成功的，是東南印度與西北印度。我們知道，印度的西北方，是祟山峻嶺區，于此區域成長的文化，可以說是樸實無華，因而人民的思想，也就趨于保守。佛教在這方面發展，其所表現的一切，自然非常笃實穩健。加以西北印度與希臘、波斯等國接壞，于是佛教乃由此傳人希臘五國，並且獲得該諸國的時衆極度歡迎，一直遠至佛元千年，波斯還有佛教存在，可以想見當時佛教在這區域的盛行。希臘等國的文化，與印度本位文化，有著不同，一旦彼此文化交流，其文化必然發生轉變，不能再保持固有文化的狀態。佛教既以適應各區域的文化而弘揚，當然亦隨文化的轉變而在轉變中。
至于東南印度，一般說來，人民思想，是最富于想像的，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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