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区域活动的人们，都各有其文字语言，人类有史以来，这是从来没有获得统一过的。特别是在印度，由于一般人们，严格遵守阶级制度，因为种族的种类繁多，语文的种类也就很多，据今有些学者研究报告，古代印度社会的方言，总在一百种以上。这不仅是方言的不同，而在语言学上，亦是有其种类差别的。且这复杂的状态，古往今来，大体都是如此。因此，释尊出现在印度，运用印度语说法，自亦不是单纯的用一种语言，而是用各种不同的方言，适应各个不同区域之民族性的。虽佛说法是用雅语的时候多，但佛从不强迫弟子们用同一语言。即使雅利安族比丘，请佛倡议在僧团中全用雅语，但佛仍是“听随国俗言昔学习佛说” 。
从世间观察，明白可见的：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区域，其运用的语言，一定是不同的。佛陀的弟子，来自不同的地方，而阶级种族亦异，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彼此的语言自不同。到了佛灭百年，因迦王的热忱为法，佛弟子乃弘化四方，如南北印的语言，是就相差得很远，然为适应化区环境，自须运用本区方言。然用方言说法，而使佛法变质，自亦是难免的事，于是各种不同的学派，就在语文不同的运用下而分裂。“阿育王时代，华氏城因僧众的来自各地，语音隔碍，所以分用不同的语言诵戒，佛法即分为多部。在不同的璟境中，佛教适应不同文化，采用当地语文，确为佛法分部的重大原因”。这是印顺导师在大乘是佛说论中告诉我们的。
因语文不同而引起的不同学派，从部派分裂史方面去看，据陈时真谛译的部执异论说，阿输迦王的时代，佛教正式分为四派，所谓“大众破散，凡有四种”，就是指此说的。然由什么原因而分裂的
依调伏天及莲华戒他们的看法，大众、上座、说一切有、犊子四大派的分裂，根本是就源于以四种不同语言诵戒而来。如一切有部，诵戒说法时，是用的雅语，大众部于诵戒时，是用的俗语，正量部于诵戒时，是用的杂语，上座部于诵戒时，则是用的鬼语。由此四大派所用语言的不同，可以推想到其形成部派的分裂，是非常的明显的事实。总之，由于印度语文的复杂性，为使佛法传布到各方，运用各方不同的语文，致使佛法因语文的不同而有诸派的分裂，可说是极自然的事。
五 时代的趋势所使
时代的巨轮，总是向前的，一刻也不会停留在某一点上。而受时间之所支配的事事物物，自亦随时间的进展而进展，所以时代不同，亦为引起学派思想分流的一大原因。时代既是时刻的在演变中，十年前后的时间，其变化就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时经百年，当然就有更显著的差别。佛弟子们弘化，为了适应新的时代，自要运用不同的方便，决不能死守教条的一成不变，不然的话，就将落在时代后面，而为时代之所遗弃。世间的一切都如此，佛教流行在世间，必也不能违背世间的这一事实。对时代有所认识的佛子，做些适应时代的佛化，不能说其有所不当，但不同意这一作法的，彼此间自然就要发生诤论。
我们要想了解时代的趋势，还得从佛陀时代说起。佛陀创立佛教，为众生说佛法，总是很平淡很笃实，亦即极近情极合理，不问说出什么论题，务要众生都能做到，假定人们做不到的，佛陀干脆就不为说。因佛以平淡笃实为教旨，所以能够一扫当时印度思想界，各种不切实际的空谈，以及毫无意义的苦行。所谓空谈，如有些学派，专门喜欢深邃理论的发挥，说得真是深奥微妙，天花乱坠头头是道，尽管理论说得十分动听，而实都足不务实际之谈，与现实人生的关系离得很远。佛陀深切体认空谈之弊，所以决不运用深邃理论，显发微妙不可思议的道理，而只运用简明切实的教旨，开示人们如何做人处世，如何净化个己身心，如何获得真理体悟。
佛陀这一平淡笃实的作风，在当时实含有对治时代病的作用。因佛出世的那个时候，正是印度思想界纷歧复杂的时代，很多反吠陀思想的学派，都在作著各种不同的教说。婆罗门教的大病，固在崇尚空谈，而反吠陀的学派，亦有堕入空谈中的，所以佛陀竭力的排斥空谈。这，我们只要一读阿含经，那跃然纸上的佛陀慈和恳挚的亲切致化，使我们在今天还感到如面见佛陀。这一笃实作风，不但扫去空谈，且亦荡除无义之行。一个宗教家，如果专门喜用奇奇怪怪的表现，或者喜用一些苦行相标榜，纵然诳惑群众于一时，但决不能持之以久的。佛陀决不作这些奇事或无益苦行，以诳惑大众，所以释尊的教法，很快的就在印度风行，并且得到广大群众的信受奉行!
佛陀这一平淡笃实的精神教化，一直保持到佛元百年左右，大体说来，佛弟子们，还能身体力行，可是到了阿输迦王时代，佛教的传布，不再限于恒河流域，甚至不再限于印度国境，而开始向外发展弘扬。印度这个国土，一向小国林立，阶级森严，直至迦王治世，以佛法行化世间，印度的国运隆盛，始达于巅峰状态。迦王，不但是个英明的君主，且亦是个极虔诚的佛教徒，对于佛法的弘扬与护持，是非常热心的，听以佛教在迦王的政治力量推动下，亦随政治的修明而达于无比的隆盛，可说阿育王的政治力量所及处，亦即佛敔的到达之处。这时的印度，真是所谓政教俱隆。因此，从印度佛教史上去看，佛教到迦王时代，发生了极大变化。
这一变化，即佛教得一有力外护，一般佛法行者的为学，不再像过去那样的，只是侧重个己的内修，而已渐渐重视外化了。佛法向外弘化，第一个碰到的问题，就是环境的适应，如佛法传到中国，必须适应中国的风俗习惯，为了适应外化的风俗璟境，对于如来制定的戒律，自免不了有其不同的看法：重于外弘者，以为戒律的精神在根本，只要不违戒律的根本精神，一般枝枝节节的戒条，是不必过于严格的；主于内修者，抱持谨严的态度，认为凡是如来制定的戒律，不管是根本或枝末的，都不可以有一丝一毫的苟且，于是彼此间就发生了诤论。如主内修的耆年上座与主外弘的青年大众的思想分流，有关律重根本的诤论，可说是个主要的原因。
同时，佛弟予以佛法作为自修时，不自觉有外在的阻力，一旦要将佛法向外推动，自然就有外力来抗衡，甚而至于予以破坏了。然要把自己的宗教思想弘扬出去，最要的是自己须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不是靠什么力量来支持的，完整的理论就是自己的力量。佛法的外弘者，既感内外的诤辩一天天的多起来，理论说明的要求，当然就日趋迫切，因而理论也就日趋发达，等到理论发达到极点时，就终日埋头于理论上用工夫，反而再不能出外弘化了。所谓“哲理之思辨日深，而软化世之实则日鲜”，慢慢也就落入不务实际，祟尚空谈的窠臼。事实确也如此：凡在化世方面收实效者，一定是切实际而通俗的，凡埋头深思迷醉理论者，则必又缺乏化众的实益。
如据传说：迦王在印曾建八万四千座宝塔，即阿育王朝礼佛陀圣迹时，凡认为值得纪念的地方，都发心建塔纪念。可是，有了塔后，即要供养，然而供养塔婆，是否可得大福，学者之间，由于看法的不同，就发生了诤论。异部宗轮论说：化地部的末派主张：“于伞堵波，兴供养业，所获果少”。即发心供养如来的舍利塔，虽不致于说是全无利益，但所得的果德极其做少。另一法藏部的学者则说：“于率堵波，兴供养业，获广大果”。即佛的功德是不可思议，不管佛陀是否还在世间，只要有心供养，就可获得广大的福德。两派论调各异，结果各行其是。这与时代趋势有密切关系，假使迎王不出世，或出世而不信佛，纵信佛而不造佛塔，是不会有这些诤论问题发生的。
六 区域的文化熏染
人类文化的产生，不但有时代的背景，且亦有地理的背景，如一般说的山岳文化与海洋文化，就是由区域璟境的不同而分的，所以某一区域必有某一区域的文化。如我国有黄河流域的文化，长江流域的文化，珠江流域文化的不同，即明显的表示与地理有关。佛教至迦王时代，即因迦王的推动，而向各方面开展，佛教到一地方，即受一地方的文化熏染，这自亦是必然的道理。然受某一区域文化熏染后的佛教，即表现出佛教的另一特色。各个不同的化区，有各个不同的表现，于是彼此之间所弘传的佛教，在思想上就渐渐的有了不同，因为思想不同，发生意见相左，所以就有派别，可见佛教分裂与区域文化的熏染有关。
讲到阿育王派遗传教师弘化事，原因由于华氏城的第三次结集而来。谓于结集完成之后，迦王即派来会的大德僧众，各携结集的圣典，至内外各地传教。共范围，不仅在于印度木土，而且远及国外的各地。据近人研究所得：“东至缅甸，西至大夏，南至锡兰，北至中央亚细亚”。不特如此，“后来阿育王又派遣传教师，远及于叙利亚、埃及、马其顿，以及东方之柬埔寨等地方”。从其所派传教师弘化区域的辽阔，迦王真不愧是个世界佛教运动者。佛教推展到这些区域，必然要与这些区域文化，发生极密切的关系，受其文化思想的熏染，而有某种限度内的变化，如佛教传到中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引起很大的变化，甚至形成所谓中国佛学，其道理是一样的。
迦王派遗传教师到各地弘化，虽说弘化的区域很广，但获得最大成功的，是东南印度与西北印度。我们知道，印度的西北方，是祟山峻岭区，于此区域成长的文化，可以说是朴实无华，因而人民的思想，也就趋于保守。佛教在这方面发展，其所表现的一切，自然非常笃实稳健。加以西北印度与希腊、波斯等国接坏，于是佛教乃由此传人希腊五国，并且获得该诸国的时众极度欢迎，一直远至佛元千年，波斯还有佛教存在，可以想见当时佛教在这区域的盛行。希腊等国的文化，与印度本位文化，有著不同，一旦彼此文化交流，其文化必然发生转变，不能再保持固有文化的状态。佛教既以适应各区域的文化而弘扬，当然亦随文化的转变而在转变中。
至于东南印度，一般说来，人民思想，是最富于想像的，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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