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心、同情心，知道他們對國家建設作出極大的貢獻；教同學們在走路時要愛惜物命，不要踩螞蟻等小蟲。
從一九四叁年至一九四五的一段時間裏，多分是這樣地教育著學生，他們的進步非常快，大多是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叁好學生。我在這時，不但對佛學理論有了進一步的深入，而且也增長了許多世間學的知識，曾寫過《我之人生觀》、《我之宇宙觀》兩篇論文，在《海潮音》月刊發表。
一九四五年下期，巴中縣文教科長陳壽先聽說石城鄉有一雙目失明的青年，辦了一所學校，學生進步快，成績好，出自好奇心來我校參觀。他檢查了我校的授教情況，把每個學生的作業本、作文本一一過目，大驚說：『這些學生成績優異，縣中校的成績還不能相比！』于是以重價聘我到縣城辦學。
一九四六年春，我到巴中縣城，在晏陽初先生的老宅，人稱『晏家公館』，開辦了一堂私塾，學生十余名，大都是城內有文化、有地位上層人物的子女。陽初先生的侄女晏大章，任女子中學校校長，因她有一男一女在我校讀書，自甘擠時助我辦學。每在下午，我用兩點鍾的時間同這些學生的家長討論學術，或推敲詩文。這些家長或是中學校校長、高中校教師；或是縣參議會正副會長；或是當地駐軍的團旅長。因爲這時正值日本投降，大家都要求討論建設中國之道。我給他們講過儒家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哲學；也給他們講過孫中山先生的『叁民主義』；更變相地講過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同時又講過唯識、般若的佛教哲學。他們一致認爲我博學多能，才德兼美，特別是參議長趙濟剛，他見我極不平凡，稱贊說：『真是師資人才！必須介紹到巴中師範校去教書，培育良好的師資人才。』同年下期，我一面在晏家辦私學，一面應聘到師校上課，我在這段時期不但培育了一些優秀青年學生，而且也升華了不少上層人物的才德。我每天晚上都要研究一兩小時的佛學，每星期日在縣城南泉寺爲巴中居士講授佛學。曾寫了《佛學與科學》一文，在《弘化》月刊上發表；也寫了《師說》一文，在《大公報》發表。一九四七年上期，我在中師校授課時，縣上省高中、縣高中都爭先聘我下期前往授課，因這年暑假『成都東方文教研究院』院長王恩洋先生打電來邀請我到成都東方文教院以教授職稱在該院授裸，協助他辦學弘揚東方佛儒之學，我就退了巴中幾所學校的聘書，帶了兩名學生前往『成都東方文教研究院』。
在研究院授課的過程中，先後講授《莊子》及唯識課，並帶部分研究生，當時曾填了《沁園春》一詞，詞雲：
『日寇敗逃，魔焰頓消，瑞氣盤空。看：川開笑口，山展歡容，千村柳綠，萬樹桃紅，農舞田野，商慶市中。四億人民歌聲宏。喜不盡，神州萬萬裏，無限東風!
弘揚東方文化，下決心堅持佛儒宗，鼓舞華胞，建國立功，啓導後進，禮義是崇，高瞻遠矚，揮舞彩筆劃長虹，普天下共遊光明路，奔向大同！』
在文教院協助恩洋先生辦學前後共約叁年左右，培育了大批品學兼優的英才，爲新中國建立作出了不平凡的成績。院長先後爲我安排了舒炯濤、葉正樞兩人爲助手，照顧我的生活，協助我自學和授課，在課余研究了《瑜伽大論》和《因明學》；也閱讀了恩洋先生所作的《孔子》、《孟子》》、《荀子》、《老子》等學案，加深了我對中國子學的研究；也閱讀了大批馬列主義的文獻，增強了社會科學方面的知識；也寫作了較長篇幅的佛學論文《唯識要義》在《文教叢刊》上發表。
九、現實生活融雙印
一九五○年，全國解放，赤縣天地煥然一新。川北行署胡耀邦主任請川北留蓉的社會賢達，返川北組織政協。當時成都軍管區文教處爲我出介紹回巴中作高中文科教員參加政協；我隨即持介紹回巴中與縣政府管文教的負責人接洽。當時縣政府的主要負責人都是南下軍幹，認爲雙目失明而能教書從未聞之，拒而不納。我于是回石城家居，立即向毛主席寫了《對當前中國新文化建設的幾點建議》一函，寄上北京，速得主席回函，囑我：『站穩工人階級立場，本著以往刻苦自學精神，繼續研究學術，爲新文化建設作出應有的貢獻。』不久中央文化教育委員會根據主席指示，電請西南軍政委員會酌情爲我安排適當工作。該會隨即函告巴中政府對我的情況速派有力幹部詳查、俱報。縣政府又將此函置之高閣。我又隨即向中央文委將此情況如實反應。一九五叁年，中央派訪問團到巴中訪問老根據地，團長柳亞子囑科長周如蘭來石城鄉政府約我相見，對話數小時，周科長說：『你是真才實學，分析能力強，我們這次准備請你出外工作，但你雙目失明在工作上必須有人協助，在生活上必須有人照顧，如果你愛人是大學畢業，就可能隨我們一道外出，從事工作。』因我愛人是童養媳，沒有文化，無法隨周一道外出。這時鄉黨委書記張仕舜同志向周科長說：『唐老師對中醫還有較高水准』周說：『好，好!你們鄉黨委立即介紹唐參加衛協會，帶徒行醫』。從此，我便結束了辦學工作，一躍而轉爲『白衣戰士』了。
我在從事行醫過程中，帶長子思明爲徒，一方面對技術精益求精，寫過《中醫癌症治療》、《精神衛生學》兩書；另一方面仍專心致志從事學修一體化的佛學研究。從一九五叁年到一九五七年連續在北京《現代佛學》雜志上發表過《關于佛教的實質》、《佛家的修養》、《實踐與現觀》《對唯識宗義一些體會》等學術論文。
一九五八年我被分配到石城鄉七大隊保健室作主要負責人。在突擊腫病過程中曾發明了『首烏糖漿』、『桑皮糖漿』、『見腫消外包』等十多種有效土方，突擊腫病，成績顯著，招致巴中全縣各地負責消滅腫病的醫療單位，來我處開滅病現場會，向我取經。于是我的醫名大振，鄉黨委也爲我幾次記功。
我在行醫叁十余年中，怎樣把行醫工作與學佛實踐相結合呢
主要在行醫現實生活中采取『行也禅，坐也禅，語默動靜體安然』的出世間上上禅相結合來進行的。
解放前研究唯識，在理論方面有一定水准，但常常感覺人生天地壽命幾何，『此身不于今生度，再待何生度此身
』因而羨慕禅宗的頓悟，看了一些禅宗語錄，略知修禅方便，自動把修唯識觀與禅宗的修法相結合，來從事法心二印的融通。解放後在行醫生活中頻頻用《指月錄》所載香岩答師兄問其開悟情景所說：『去年貧，不算貧；去年貧，尚有立錐之地；今年貧，連錐也無』的禅語，用唯識觀的修法來融合進行。按此中香岩之意，隨順勝義取相，以遣所執相，而入無所得空，隨即聯想到《辯中邊論》頌語所說：『依識有所得，境無所得生；依境無所得，識無所得生。』也不自覺地聯想到《成唯識論》引《分別瑜伽論》頌文所說：『菩薩于定位，觀影唯是心，義相既滅除，審觀唯自想；如是住內心，知所取非有，次能取亦無，後觸無所得。』這兩論頌語大意都是說大乘人住『加行位』修唯識觀，遣能所取執，進入『見道位』的情景。一切凡愚，由不了知所見一切境界皆依內識隨緣所生，自無定性，非真實有，而妄執識所變境，與變境之識，皆真實有，是爲所取能取二執，爲遣除此能所取的妄執，立唯識教。修唯識觀的人，反複觀察自所見境，皆是自心所現影相，非外實有，破除了所取執，而能取執猶存，這就是香岩所說『去年貧尚有立錐之地』的意義。所取既空，隨即觀察此能見境之識亦從緣生，非真實有，唯識之名亦是假立，由此便遣除了能取之執，而進入無分別境。這就是香岩所說『今年貧，連錐也無』之意。香岩所說雖亦包括以空遣有，以空遣空的修禅方法，不專指修唯識觀而言。可是修唯識觀，先取唯識相以破外境執，境執既空，再觀唯識亦空，是與香岩所說修禅的方便完全相符的。
我是怎樣把修唯識觀和禅宗修法相融合的呢
按唯識教義，修唯識觀是依于世間定地，住加行位，用四尋思、四如實智來次第進行的。可是我沒有這樣的禅定基礎，環境也不許可閉關。只好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取禅家頓悟的精神，用動靜結合的方式，按境由識現，實無外境、悟所取空；由識從緣生、如幻非真，悟能取空。要求對二取空理，要悟到堅決忍可，而無絲毫懷疑的地步，而使之真能遣除二取中所有我法執相。
一九六二年按醫療政策撤銷保健室，一部份醫生轉入聯合診所，一部份醫生半農半醫，自由營業。我因目盲，屬于後者。每當集日在石城鄉街上營業，其余時間在家或接待門診，或有時出診，能擠出很多時間研究禅典，這時特別著重對《六祖壇經》的究習。初讀此經不能深入理解，不能依之修學，最後下大決心，發誓雲：『今生不徹底通達《六祖壇經》，不掌握「般若叁昧」的頓悟禅法，願舍生命。』發誓之後，誦讀《壇經》，豁然開朗，既通達六祖禅的教理基礎是有爲緣起；也通達六祖的行持既是般若的頓悟，也是唯識講破我法二執實證諸法空性的現觀。
所謂《壇經》的教理基礎是有爲緣起：六祖的禅學理論是以《金剛經》的教義爲本，《金剛經》講『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又說『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這就是它主張有爲緣起，反對主有真心的無爲緣起的實證。同時它又說『如來無有定法，得阿耨多羅叁藐叁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這又從反面破斥主有常住不變的無爲法，來佐證緣起是有爲法的緣起。六祖依《金剛經》開悟，故其教理背景，亦與《金剛經》完全一致，在緣起上不主無爲而主有爲。
《壇經》主張有爲緣起，有什麼明顯的經文爲證呢
《付囑品》教其門人說法『不失本宗』雲：『先須舉叁科法門，動用叁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
『叁科法門』秦譯爲五陰、十二處、十八界。唐譯爲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叁科。『五蘊、十二處、十八界』都是從因緣生，隨因緣變、隨因緣滅的有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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