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心、同情心，知道他们对国家建设作出极大的贡献；教同学们在走路时要爱惜物命，不要踩蚂蚁等小虫。
从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的一段时间里，多分是这样地教育着学生，他们的进步非常快，大多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我在这时，不但对佛学理论有了进一步的深入，而且也增长了许多世间学的知识，曾写过《我之人生观》、《我之宇宙观》两篇论文，在《海潮音》月刊发表。
一九四五年下期，巴中县文教科长陈寿先听说石城乡有一双目失明的青年，办了一所学校，学生进步快，成绩好，出自好奇心来我校参观。他检查了我校的授教情况，把每个学生的作业本、作文本一一过目，大惊说：『这些学生成绩优异，县中校的成绩还不能相比！』于是以重价聘我到县城办学。
一九四六年春，我到巴中县城，在晏阳初先生的老宅，人称『晏家公馆』，开办了一堂私塾，学生十余名，大都是城内有文化、有地位上层人物的子女。阳初先生的侄女晏大章，任女子中学校校长，因她有一男一女在我校读书，自甘挤时助我办学。每在下午，我用两点钟的时间同这些学生的家长讨论学术，或推敲诗文。这些家长或是中学校校长、高中校教师；或是县参议会正副会长；或是当地驻军的团旅长。因为这时正值日本投降，大家都要求讨论建设中国之道。我给他们讲过儒家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也给他们讲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更变相地讲过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同时又讲过唯识、般若的佛教哲学。他们一致认为我博学多能，才德兼美，特别是参议长赵济刚，他见我极不平凡，称赞说：『真是师资人才！必须介绍到巴中师范校去教书，培育良好的师资人才。』同年下期，我一面在晏家办私学，一面应聘到师校上课，我在这段时期不但培育了一些优秀青年学生，而且也升华了不少上层人物的才德。我每天晚上都要研究一两小时的佛学，每星期日在县城南泉寺为巴中居士讲授佛学。曾写了《佛学与科学》一文，在《弘化》月刊上发表；也写了《师说》一文，在《大公报》发表。一九四七年上期，我在中师校授课时，县上省高中、县高中都争先聘我下期前往授课，因这年暑假『成都东方文教研究院』院长王恩洋先生打电来邀请我到成都东方文教院以教授职称在该院授裸，协助他办学弘扬东方佛儒之学，我就退了巴中几所学校的聘书，带了两名学生前往『成都东方文教研究院』。
在研究院授课的过程中，先后讲授《庄子》及唯识课，并带部分研究生，当时曾填了《沁园春》一词，词云：
『日寇败逃，魔焰顿消，瑞气盘空。看：川开笑口，山展欢容，千村柳绿，万树桃红，农舞田野，商庆市中。四亿人民歌声宏。喜不尽，神州万万里，无限东风!
弘扬东方文化，下决心坚持佛儒宗，鼓舞华胞，建国立功，启导后进，礼义是崇，高瞻远瞩，挥舞彩笔划长虹，普天下共游光明路，奔向大同！』
在文教院协助恩洋先生办学前后共约三年左右，培育了大批品学兼优的英才，为新中国建立作出了不平凡的成绩。院长先后为我安排了舒炯涛、叶正枢两人为助手，照顾我的生活，协助我自学和授课，在课余研究了《瑜伽大论》和《因明学》；也阅读了恩洋先生所作的《孔子》、《孟子》》、《荀子》、《老子》等学案，加深了我对中国子学的研究；也阅读了大批马列主义的文献，增强了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也写作了较长篇幅的佛学论文《唯识要义》在《文教丛刊》上发表。
九、现实生活融双印
一九五○年，全国解放，赤县天地焕然一新。川北行署胡耀邦主任请川北留蓉的社会贤达，返川北组织政协。当时成都军管区文教处为我出介绍回巴中作高中文科教员参加政协；我随即持介绍回巴中与县政府管文教的负责人接洽。当时县政府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南下军干，认为双目失明而能教书从未闻之，拒而不纳。我于是回石城家居，立即向毛主席写了《对当前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几点建议》一函，寄上北京，速得主席回函，嘱我：『站稳工人阶级立场，本着以往刻苦自学精神，继续研究学术，为新文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不久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根据主席指示，电请西南军政委员会酌情为我安排适当工作。该会随即函告巴中政府对我的情况速派有力干部详查、俱报。县政府又将此函置之高阁。我又随即向中央文委将此情况如实反应。一九五三年，中央派访问团到巴中访问老根据地，团长柳亚子嘱科长周如兰来石城乡政府约我相见，对话数小时，周科长说：『你是真才实学，分析能力强，我们这次准备请你出外工作，但你双目失明在工作上必须有人协助，在生活上必须有人照顾，如果你爱人是大学毕业，就可能随我们一道外出，从事工作。』因我爱人是童养媳，没有文化，无法随周一道外出。这时乡党委书记张仕舜同志向周科长说：『唐老师对中医还有较高水准』周说：『好，好!你们乡党委立即介绍唐参加卫协会，带徒行医』。从此，我便结束了办学工作，一跃而转为『白衣战士』了。
我在从事行医过程中，带长子思明为徒，一方面对技术精益求精，写过《中医癌症治疗》、《精神卫生学》两书；另一方面仍专心致志从事学修一体化的佛学研究。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连续在北京《现代佛学》杂志上发表过《关于佛教的实质》、《佛家的修养》、《实践与现观》《对唯识宗义一些体会》等学术论文。
一九五八年我被分配到石城乡七大队保健室作主要负责人。在突击肿病过程中曾发明了『首乌糖浆』、『桑皮糖浆』、『见肿消外包』等十多种有效土方，突击肿病，成绩显著，招致巴中全县各地负责消灭肿病的医疗单位，来我处开灭病现场会，向我取经。于是我的医名大振，乡党委也为我几次记功。
我在行医三十余年中，怎样把行医工作与学佛实践相结合呢
主要在行医现实生活中采取『行也禅，坐也禅，语默动静体安然』的出世间上上禅相结合来进行的。
解放前研究唯识，在理论方面有一定水准，但常常感觉人生天地寿命几何，『此身不于今生度，再待何生度此身
』因而羡慕禅宗的顿悟，看了一些禅宗语录，略知修禅方便，自动把修唯识观与禅宗的修法相结合，来从事法心二印的融通。解放后在行医生活中频频用《指月录》所载香岩答师兄问其开悟情景所说：『去年贫，不算贫；去年贫，尚有立锥之地；今年贫，连锥也无』的禅语，用唯识观的修法来融合进行。按此中香岩之意，随顺胜义取相，以遣所执相，而入无所得空，随即联想到《辩中边论》颂语所说：『依识有所得，境无所得生；依境无所得，识无所得生。』也不自觉地联想到《成唯识论》引《分别瑜伽论》颂文所说：『菩萨于定位，观影唯是心，义相既灭除，审观唯自想；如是住内心，知所取非有，次能取亦无，后触无所得。』这两论颂语大意都是说大乘人住『加行位』修唯识观，遣能所取执，进入『见道位』的情景。一切凡愚，由不了知所见一切境界皆依内识随缘所生，自无定性，非真实有，而妄执识所变境，与变境之识，皆真实有，是为所取能取二执，为遣除此能所取的妄执，立唯识教。修唯识观的人，反复观察自所见境，皆是自心所现影相，非外实有，破除了所取执，而能取执犹存，这就是香岩所说『去年贫尚有立锥之地』的意义。所取既空，随即观察此能见境之识亦从缘生，非真实有，唯识之名亦是假立，由此便遣除了能取之执，而进入无分别境。这就是香岩所说『今年贫，连锥也无』之意。香岩所说虽亦包括以空遣有，以空遣空的修禅方法，不专指修唯识观而言。可是修唯识观，先取唯识相以破外境执，境执既空，再观唯识亦空，是与香岩所说修禅的方便完全相符的。
我是怎样把修唯识观和禅宗修法相融合的呢
按唯识教义，修唯识观是依于世间定地，住加行位，用四寻思、四如实智来次第进行的。可是我没有这样的禅定基础，环境也不许可闭关。只好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取禅家顿悟的精神，用动静结合的方式，按境由识现，实无外境、悟所取空；由识从缘生、如幻非真，悟能取空。要求对二取空理，要悟到坚决忍可，而无丝毫怀疑的地步，而使之真能遣除二取中所有我法执相。
一九六二年按医疗政策撤销保健室，一部份医生转入联合诊所，一部份医生半农半医，自由营业。我因目盲，属于后者。每当集日在石城乡街上营业，其余时间在家或接待门诊，或有时出诊，能挤出很多时间研究禅典，这时特别着重对《六祖坛经》的究习。初读此经不能深入理解，不能依之修学，最后下大决心，发誓云：『今生不彻底通达《六祖坛经》，不掌握「般若三昧」的顿悟禅法，愿舍生命。』发誓之后，诵读《坛经》，豁然开朗，既通达六祖禅的教理基础是有为缘起；也通达六祖的行持既是般若的顿悟，也是唯识讲破我法二执实证诸法空性的现观。
所谓《坛经》的教理基础是有为缘起：六祖的禅学理论是以《金刚经》的教义为本，《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又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就是它主张有为缘起，反对主有真心的无为缘起的实证。同时它又说『如来无有定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这又从反面破斥主有常住不变的无为法，来佐证缘起是有为法的缘起。六祖依《金刚经》开悟，故其教理背景，亦与《金刚经》完全一致，在缘起上不主无为而主有为。
《坛经》主张有为缘起，有什么明显的经文为证呢
《付嘱品》教其门人说法『不失本宗』云：『先须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
『三科法门』秦译为五阴、十二处、十八界。唐译为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三科。『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都是从因缘生，随因缘变、随因缘灭的有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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