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1544)及色拉·傑尊巴(1469-1546)，並予以自辯及還擊。到十七世紀，格魯派著名學者一世嘉木樣·俄旺宗哲(1648-1721)透過一世敏珠爾·卻吉嘉波·程列隆智(1622-1699)把恰巴的量論規定爲哲蚌寺及他本人的座寺安多(甘肅)拉蔔楞寺的學程。至此，因格魯派已近乎一統教界，所以薩迦派亦無力再提異議，其余甯瑪、迦舉、覺囊等派本就不擅量論，所以自十七世紀中旬始，西藏量論的爭論高峰宣告結束。縱觀自十一世紀到十七世紀近六百年間，恰巴的噶當派是最具實在論立場，而薩班最近唯識，格魯派則在兩者之間，但格魯派內又以中期學者比早期學者傾向恰巴，而早期格魯派又被同時代的薩迦派評爲實事師。因此在整個西藏的量論史中，實際上存在著最少叁個立場迥異的大傳統及更多的小傳統。據此，我們可把西方現有的西藏量論譯、研論著納進上述框架內，從這宏觀的系統角度，安排各論著的位置。
就噶當派來說，以恰巴個人及其桑樸寺量論學派爲題的研究，有從論以恰巴爲中心的早期西藏量論史專書(53)及對該書的回應(14,41)，另亦有相關的論文(28,49)討論他的影鄉及對某些觀念之理解。
在薩迦派方面，薩迦·班智達的量論著作《智者入門》第叁品已英譯及詳解，成一厚達六百頁的著作(15)。另也有論文探討他與其他西藏量論家的分歧(16)、在兩個木刻版的蒙古文上所錄的薩班論點(52)及他對法稱《釋量論》第叁品的诠釋，即他的《量理寶藏論》(58)。也有一冊博士論文以薩迦派果讓巴·索南僧格的「現量」論爲主題(59)。
至于格魯派，它的量論仍是最受廣泛重視的研究題材。直接討論宗喀巴本人量論的研究不算太多(3,5,39)《因明七量除暗論》是唯一專著，篇幅很小，剛出了一個英譯(67)，但宗喀巴中觀本來就深刻地吸收了法稱思想，留有很濃厚的量論色彩(18)，這一點在上一小節已有談過。而他的直傳大弟子的量論著作遠較他本人豐富，所以也引起較多的研究。例如討論過一世班禅·克主傑如何評述陳那《集量論》「第一品」(51)，而賈曹傑·達瑪仁欽的《釋量論釋之善類解脫道》「成量章」也有英譯(20)及對有關譯本的嚴厲評論(7)。對他的「現量章」亦有多所討論(26)。然對格魯派量論的研究還是以中、後期爲時下的重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A.Klein抽譯哲蚌寺蒙古族學僧丹巴·拉燃巴(1758-1839)《成自相、共相法論》、昂旺·達喜(1648-1721)《論嘉木樣集類學》的《論法的遮與立》及叁世章嘉《宗派建立論》「經部」章，合爲一譯集(23)及另一專冊作分析(22)。另外如在上一小節中提及諸如多冊心類學論著及如本世紀初蒙古族學僧普覺·強巴的《因明啓蒙正理秘匙》等都屬此系列，不再重複(9,10,11,12,22,23,24,27,30,31,32,33,34,40,42,67,68,69)。
由于西藏各系量論都源自法稱，故對法稱《釋量論》的诠釋成了各學派展示能力的場所，從而也在現代促成一系列論文或專書探討藏人對《釋量論》的不同理解(20,35,43,48,50)。若以哲學史作爲哲學問題史的角度來看西藏量論史的整體面貌，有叁冊名著必需特別重視，它們分別是：
A.Klein著，《知識與解脫：西藏佛教量論所支持的宗教轉依體驗》(22)
J.Cabezon著，《佛教與語言：印藏經院哲學研究》(2)
G.B.J.Dreyfus著，《如寶證知：法稱哲學及各系西藏诠釋》(5)
僅管A.Klein的書其首要目的在探討量論的解脫論意涵，但仍有大量篇幅標題地討論格魯及薩迦派西藏量論對以下議題，如：量論的二谛、現量、概念思維、識了別、無遮、非遮及分別慧的不同理論。J.Cabezon的書特別從「經院哲學」的概念去探討格魯派如何以名言、思維去形成宗教解脫的智性特質。而G.Dreyfus的六百頁巨著則一方面借助西方哲學問題(存在、共相、語言、智識、知覺等)爲網，同時作爲第一位持有「拉燃巴·格西」學位的西方學人，他又以自己長年所接受的學問寺傳統訓練的量論研究爲本，詳細闡釋西藏各派量論在各類典型知識論問題上的理論開合。由于他曾同時接受格魯派及薩迦派集類學的訓練，特別能嚴密地分析兩派的理論對比，同時又能兼顧佛教量論有異于西方哲學的重要側面(即量論的宗教解脫及教育功能)，所以這是一冊絕對不能錯過的精采研究。
c.量論與解脫論
在印度，佛教由于只是衆多學派、教派的其中一支，甚至不是最主流的一支，因而面對激烈的思想競爭時，因明作爲辯論工具之意義被凸顯出來，當中沒有太多直接論及認識與宗教解脫之間的內在理論關系，二者之間的潛在連系仍隱而未顯，晦隱而不明確。但當佛教傳入西藏後，千多年來除在西藏文化區的周邊前緣外，佛教幾乎是唯一的宗教、文化傳統，因明作爲對外競爭工具的意義逐漸淡退，如何處置量論與解脫論之間關系這懸而未決的議題重新浮上臺面。
另一方面，就佛教量論的性質來說，它並不可化約爲單純西方哲學意義下的知識論，這包括兩點。第一，與其把量論等同爲探討知識真值根據及有效來源的知識論，倒不如反過來說它是反面的或負性知識論(an-epistemology)更合實情，即它探討的問題是錯誤認知及其根源。第二，量論所討論的錯誤認知，主要不是停在孤立的認知活動上來講，而是把認知活動視作更根本的課題，即衆生存在處境的一個向度來討論，透過分析如何在認知活動中使對象呈現意義來揭示認知者如何認知。並再進一步討論錯誤認知的發生來揭示認知者的病態存在處境。故量論關心的不是表面的知識真假，而是從事認知活動的衆生本身存在處境的妄與實，所以量論本身就是解脫論。這一點在藏傳佛教的量論中尤屬根本性的課題，印度佛教本來就存在著的诤論，即「因明是內明嗎？」在西藏引起更系統的辯論，而這一辯論在最近十多年，也是西方英、德語量論研究的必談議題。其次，單純就因明的實踐，即辯經製來說，它作爲空性觀念在教育實踐上的體現，其所具的意義與體驗，恐怕不能說與解脫論完全無關，1998年新出的一本至今爲止最深入的西藏學僧自傳，對此有非常真實與深刻的說明(64)。另筆者本人亦曾撰文簡略說明這一點，見「藏傳佛教學問寺辯經教學製度的因明實踐及背後所依據的佛學理念」(《哲學與文化月刊》總期313期，2000年6月。P.564-572)一文。
傳統來說，西藏佛教對量論與解脫論之間有否重大的理論關聯上有叁大類不同的立場。第一類是甯瑪、迦舉及覺囊等專事宗教隱修，尤其密教實踐者，基本上完全漠視因明量論的意義，不特別鼓勵對之作研究；第二類是薩迦派的態度，認爲因明量論與宗教解脫無關，純屬世俗學問，但仍有學習的需要；格魯派則堅持因明量論不單必屬內學，且是解脫論的根本要素。平心而論，薩迦派的態度較接近量論在印度時的原有角色，而格魯派的觀點而才是西藏量論自樹的宗風。由于時下西方的西藏量論研究大半屬格魯派的觀點，故量論使解脫論塗上強烈的知識論色彩，把世俗的知識論變成解脫的知識論(soteriological epistemology)。然完整來說，西藏對此問題的分歧不能孤立地視作只是非結構性的偶然差異，因爲對量論與解脫論之論之間關系的不同安排是直接地聯系著前章所說的中觀诤論的，即自空見與他空見或如來藏與中觀，因此說到底量論與中觀必需是被視作內在呼應的整體。
就早期西藏量論，如噶當派，如何看待與解脫論的關系只有一論文(54)，而薩迦派也有一些研究(5,16,22)。格魯派獲得最多研究(5,6,8,9,10,13,17,19,22,24,26,32,37,44,48)
d.書目：西藏量論
1.M.Broido,“abhipraya and implication in Tibetan linguistics”,《JIP》12，1984.p.1-33.
2.J.Cabezon,《Buddhism and Language》:《A Study of Indo-Tibetan Sxholasticism》(SUNY 1994).299頁。
3.G.Dreyfus,《Ontology,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Epistemology in Buddhist Tradition》:《A Study of Dharmakirti”s Philosophy in Light of its Reception in the Later Indo-Tibetan Tradition》(Ph.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91).
4.------------,“universals in Indo-Tibetan Buddhism”,《Tibetan Studies》.Z.Yamaguchi(山口瑞鳳)(ed.),Proceedings of the 5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rdies Narita 1992.p.29-46.
5.-----------,《Recognizing Reality》:《Dharmakirti”s Philosophy and its Tibetan Interpret…
《緣起與空性(劉宇光譯)》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