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1544)及色拉·杰尊巴(1469-1546)，并予以自辩及还击。到十七世纪，格鲁派著名学者一世嘉木样·俄旺宗哲(1648-1721)透过一世敏珠尔·却吉嘉波·程列隆智(1622-1699)把恰巴的量论规定为哲蚌寺及他本人的座寺安多(甘肃)拉卜楞寺的学程。至此，因格鲁派已近乎一统教界，所以萨迦派亦无力再提异议，其余宁玛、迦举、觉囊等派本就不擅量论，所以自十七世纪中旬始，西藏量论的争论高峰宣告结束。纵观自十一世纪到十七世纪近六百年间，恰巴的噶当派是最具实在论立场，而萨班最近唯识，格鲁派则在两者之间，但格鲁派内又以中期学者比早期学者倾向恰巴，而早期格鲁派又被同时代的萨迦派评为实事师。因此在整个西藏的量论史中，实际上存在着最少三个立场迥异的大传统及更多的小传统。据此，我们可把西方现有的西藏量论译、研论著纳进上述框架内，从这宏观的系统角度，安排各论著的位置。
就噶当派来说，以恰巴个人及其桑朴寺量论学派为题的研究，有从论以恰巴为中心的早期西藏量论史专书(53)及对该书的回应(14,41)，另亦有相关的论文(28,49)讨论他的影乡及对某些观念之理解。
在萨迦派方面，萨迦·班智达的量论著作《智者入门》第三品已英译及详解，成一厚达六百页的著作(15)。另也有论文探讨他与其他西藏量论家的分歧(16)、在两个木刻版的蒙古文上所录的萨班论点(52)及他对法称《释量论》第三品的诠释，即他的《量理宝藏论》(58)。也有一册博士论文以萨迦派果让巴·索南僧格的「现量」论为主题(59)。
至于格鲁派，它的量论仍是最受广泛重视的研究题材。直接讨论宗喀巴本人量论的研究不算太多(3,5,39)《因明七量除暗论》是唯一专著，篇幅很小，刚出了一个英译(67)，但宗喀巴中观本来就深刻地吸收了法称思想，留有很浓厚的量论色彩(18)，这一点在上一小节已有谈过。而他的直传大弟子的量论著作远较他本人丰富，所以也引起较多的研究。例如讨论过一世班禅·克主杰如何评述陈那《集量论》「第一品」(51)，而贾曹杰·达玛仁钦的《释量论释之善类解脱道》「成量章」也有英译(20)及对有关译本的严厉评论(7)。对他的「现量章」亦有多所讨论(26)。然对格鲁派量论的研究还是以中、后期为时下的重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A.Klein抽译哲蚌寺蒙古族学僧丹巴·拉燃巴(1758-1839)《成自相、共相法论》、昂旺·达喜(1648-1721)《论嘉木样集类学》的《论法的遮与立》及三世章嘉《宗派建立论》「经部」章，合为一译集(23)及另一专册作分析(22)。另外如在上一小节中提及诸如多册心类学论著及如本世纪初蒙古族学僧普觉·强巴的《因明启蒙正理秘匙》等都属此系列，不再重复(9,10,11,12,22,23,24,27,30,31,32,33,34,40,42,67,68,69)。
由于西藏各系量论都源自法称，故对法称《释量论》的诠释成了各学派展示能力的场所，从而也在现代促成一系列论文或专书探讨藏人对《释量论》的不同理解(20,35,43,48,50)。若以哲学史作为哲学问题史的角度来看西藏量论史的整体面貌，有三册名著必需特别重视，它们分别是：
A.Klein著，《知识与解脱：西藏佛教量论所支持的宗教转依体验》(22)
J.Cabezon著，《佛教与语言：印藏经院哲学研究》(2)
G.B.J.Dreyfus著，《如宝证知：法称哲学及各系西藏诠释》(5)
仅管A.Klein的书其首要目的在探讨量论的解脱论意涵，但仍有大量篇幅标题地讨论格鲁及萨迦派西藏量论对以下议题，如：量论的二谛、现量、概念思维、识了别、无遮、非遮及分别慧的不同理论。J.Cabezon的书特别从「经院哲学」的概念去探讨格鲁派如何以名言、思维去形成宗教解脱的智性特质。而G.Dreyfus的六百页巨著则一方面借助西方哲学问题(存在、共相、语言、智识、知觉等)为网，同时作为第一位持有「拉燃巴·格西」学位的西方学人，他又以自己长年所接受的学问寺传统训练的量论研究为本，详细阐释西藏各派量论在各类典型知识论问题上的理论开合。由于他曾同时接受格鲁派及萨迦派集类学的训练，特别能严密地分析两派的理论对比，同时又能兼顾佛教量论有异于西方哲学的重要侧面(即量论的宗教解脱及教育功能)，所以这是一册绝对不能错过的精采研究。
c.量论与解脱论
在印度，佛教由于只是众多学派、教派的其中一支，甚至不是最主流的一支，因而面对激烈的思想竞争时，因明作为辩论工具之意义被凸显出来，当中没有太多直接论及认识与宗教解脱之间的内在理论关系，二者之间的潜在连系仍隐而未显，晦隐而不明确。但当佛教传入西藏后，千多年来除在西藏文化区的周边前缘外，佛教几乎是唯一的宗教、文化传统，因明作为对外竞争工具的意义逐渐淡退，如何处置量论与解脱论之间关系这悬而未决的议题重新浮上台面。
另一方面，就佛教量论的性质来说，它并不可化约为单纯西方哲学意义下的知识论，这包括两点。第一，与其把量论等同为探讨知识真值根据及有效来源的知识论，倒不如反过来说它是反面的或负性知识论(an-epistemology)更合实情，即它探讨的问题是错误认知及其根源。第二，量论所讨论的错误认知，主要不是停在孤立的认知活动上来讲，而是把认知活动视作更根本的课题，即众生存在处境的一个向度来讨论，透过分析如何在认知活动中使对象呈现意义来揭示认知者如何认知。并再进一步讨论错误认知的发生来揭示认知者的病态存在处境。故量论关心的不是表面的知识真假，而是从事认知活动的众生本身存在处境的妄与实，所以量论本身就是解脱论。这一点在藏传佛教的量论中尤属根本性的课题，印度佛教本来就存在著的诤论，即「因明是内明吗？」在西藏引起更系统的辩论，而这一辩论在最近十多年，也是西方英、德语量论研究的必谈议题。其次，单纯就因明的实践，即辩经制来说，它作为空性观念在教育实践上的体现，其所具的意义与体验，恐怕不能说与解脱论完全无关，1998年新出的一本至今为止最深入的西藏学僧自传，对此有非常真实与深刻的说明(64)。另笔者本人亦曾撰文简略说明这一点，见「藏传佛教学问寺辩经教学制度的因明实践及背后所依据的佛学理念」(《哲学与文化月刊》总期313期，2000年6月。P.564-572)一文。
传统来说，西藏佛教对量论与解脱论之间有否重大的理论关联上有三大类不同的立场。第一类是宁玛、迦举及觉囊等专事宗教隐修，尤其密教实践者，基本上完全漠视因明量论的意义，不特别鼓励对之作研究；第二类是萨迦派的态度，认为因明量论与宗教解脱无关，纯属世俗学问，但仍有学习的需要；格鲁派则坚持因明量论不单必属内学，且是解脱论的根本要素。平心而论，萨迦派的态度较接近量论在印度时的原有角色，而格鲁派的观点而才是西藏量论自树的宗风。由于时下西方的西藏量论研究大半属格鲁派的观点，故量论使解脱论涂上强烈的知识论色彩，把世俗的知识论变成解脱的知识论(soteriological epistemology)。然完整来说，西藏对此问题的分歧不能孤立地视作只是非结构性的偶然差异，因为对量论与解脱论之论之间关系的不同安排是直接地联系着前章所说的中观诤论的，即自空见与他空见或如来藏与中观，因此说到底量论与中观必需是被视作内在呼应的整体。
就早期西藏量论，如噶当派，如何看待与解脱论的关系只有一论文(54)，而萨迦派也有一些研究(5,16,22)。格鲁派获得最多研究(5,6,8,9,10,13,17,19,22,24,26,32,37,44,48)
d.书目：西藏量论
1.M.Broido,“abhipraya and implication in Tibetan linguistics”,《JIP》12，1984.p.1-33.
2.J.Cabezon,《Buddhism and Language》:《A Study of Indo-Tibetan Sxholasticism》(SUNY 1994).299页。
3.G.Dreyfus,《Ontology,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Epistemology in Buddhist Tradition》:《A Study of Dharmakirti”s Philosophy in Light of its Reception in the Later Indo-Tibetan Tradition》(Ph.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91).
4.------------,“universals in Indo-Tibetan Buddhism”,《Tibetan Studies》.Z.Yamaguchi(山口瑞凤)(ed.),Proceedings of the 5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rdies Narita 1992.p.29-46.
5.-----------,《Recognizing Reality》:《Dharmakirti”s Philosophy and its Tibetan Interpret…
《缘起与空性(刘宇光译)》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