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印度的新佛教運動

　　宋立道

　　差不多還在一千年前，佛教的教法就在印度逐漸絕迹了。19世紀中期以來的印度，只有少數婆羅門和一些服務于殖民統治的西方人，才從曆史的遺迹中追尋著佛教的意義。當時的社會上，只有一批以西方價值觀爲取向的知識分子或受西方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會站在文化史或思想史的立場，對佛教有觀察研究的興趣。他們在佛教當中找到了某種傳統的宗教性與現代理性混合的形式。然而在社會層面上，作爲一種社會運動而複興的佛教，出現于20世紀中期，它是一位思想家和政治活動家的倡導、推動的結果。佛教在印度社會中“最爲絕望與最無理性，也最缺乏機會的”階層中得到了複興。這個階層就是以往所謂的“不可接觸者”或“賤民”。按理說，印度在法律上已經不存在這麼一個階級，但種姓歧視的事實，在社會中、在一般人的觀念中，又確確實實地存在著。佛教在學理層面和信仰層面的脫節，正好說明了印度社會的保守。當代印度的新佛教其最遠的源頭可以回溯到19世紀時斯裏蘭卡的達摩波羅及其大菩提會在印度的活動，更早一些，還可以追溯到美國的神智學會。後者的創始人是奧爾科特與布拉伐茨基夫人。

　　起初引起人們對于佛教的興趣的，是從西方來的神智學會在印度宣傳佛教的工作。當時的印度還在維多利亞朝的英國殖民統治下。古代佛教的輝煌令殖民地的人民尤其是知識精英大大地增加了民族的自豪感。這種情緒到了20世紀中期，當像安貝卡爾這樣的精英准備社會改革運動時，便從佛教中發現了巨大的思想力量。他倡導的“賤民”歸信佛教的運動，既說明現代化在印度社會中引起的困惑，展現了印度社會的複雜背景和宗教文化根源，也是近代佛教發展的結果。佛教近代以來的發展，可以直接溯源于殖民地時期的佛教研究與傳播活動。由于這一二百年來的佛教考古和巴利文獻研究，由于佛教當中的人道主義思想的發掘，爲近代佛教的興起准備了條件。但人們未必一定了解這個佛教運動與印度社會當中的“不可接觸者”的解放運動的聯系。安貝卡爾和他的後繼發動的“叁界佛教僧伽之友聯誼會(the Trailokya Buddha Mahasangha Sahayaka Gana / TBMSG)”運動，直接促成了當代印度佛教的發展。現在看來，這個TBMSG既是一個社會政治運動，又是一個宗教複興運動。

　　今日佛教運動的發展可以歸結爲叁代領導人：第一代領導人安貝卡爾從20世紀二叁十年代就開始了他的精神尋求與社會探索；第二代人是僧護，他首先在西方世界創立了佛教僧團，然後將它的活動引回印度；作爲第叁代宗教者和印度新佛教推動者的是世友法師。以下我們依次介紹叁個人的貢獻與活動。

　　B.R.安貝卡爾(Ambedkar)出身于“賤民”階級，但卻得到機會，在英國和美國學習法律，接受了完整的西方人文教育。他深受西方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熏陶。印度獨立以後，成爲馬哈拉斯特拉邦和印度政府的司法部長。安貝卡爾早年因家庭影響歸信基督教，但他作爲賤民所經曆的痛苦歲月，令他一直在思考整個印度社會中“不可接觸者”的地位如何才能得到提升和解放的問題。早在1927年的聖誕節，安貝卡爾就曾經帶領賤民焚燒《摩奴法典》，來表達他們對印度教的挑戰和宗教信條的反叛。他自己稱其這一行動相當于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這充分反映了他對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的期待。他說過，在從英美留學結束後回到印度的時候，他便從社會中感受到了自己被當作“賤民”的屈辱。1935年，他組織了一個“被壓迫階級大會”，他在會上的一篇宣言說：“雖然生下來，我不得不是印度教徒；但在死時，我決不會還是印度教徒。”

　　除了宗教運動，他利用所學的法律來改造印度社會的偏見。他曾經是印度獨立憲法起草委員會的主要成員，他參與完成的印度獨立憲法，以及後來正式通過的印度新憲法，都成功地廢除了賤民製度。今天，從法律條文說，印度並沒有“賤民”這個階級。出身“賤民”的安貝卡爾，從1947年印度獨立起，就是當時尼赫魯總理的內閣成員，他還擔任過印度獨立後第一任的司法部長，他也在馬哈拉斯特拉邦做過多年的邦司法部長。安氏在1908年，18歲時進入孟買大學。那一年，他從一個瑜伽士上師接受過佛陀傳紀和教義的教導。1950年5月，世界佛教聯誼會(世佛聯/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在當時的錫蘭首都科倫坡召開首屆世界大會，安氏在錫蘭公開表示：印度的賤民以佛教作爲歸依。1956年，安氏完成了他的首部佛教著作——佛陀及其正法(Buddha and His Dharma)。也在這年他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的第四屆世佛聯大會上發表了“佛陀或馬克思”的論文。正是在這篇論文中，安貝卡爾提出，佛教能夠滿足優秀的宗教應有的25個特點：其基本的殊勝在于能夠確保“自由”、“和平”、“平等”、“快樂”、“友愛”等等重要的價值觀。最終，他向印度的千百萬被壓迫與被侮辱者——印度的全體賤民——發出號召，讓他們參與1956年10月15日這天在南印度那伽浦爾城舉行的皈依佛教的大會。據說這一天也是佛教之王——阿育王改信佛教的日子。約有50萬人參加了這個阿育王時代以來，印度曆史上最大的皈依典禮。在典禮上，安貝卡爾歡呼：“從今天起，我們脫離了地獄！” 7個星期以後，1956年的12月6日，這位近代以來印度新佛教運動的組織者與思想家與世長辭，時年64歲。他死後，印度的人權解放運動和新佛教運動遭受了巨大損失。運動本身出現了分裂，佛教只限于南部馬哈拉斯特拉邦和東部阿薩姆邦的幾個地區。

　　新佛教運動的另一位推動者是僧護(Sangharak-shita)，他是在英國長大的學問僧人。僧護1925年生于倫敦斯托克維爾(Stock-well)。其父從事的行業是修複古董，他母親是英籍的匈牙利人。他是內向而富于感情的人，少年時代臥病床上時廣泛地閱讀了大量宗教哲學書籍，又受到彌爾頓和布萊克等人的影響而創作過詩歌。15歲時，他已經對神秘主義哲學、諾斯替思想和黑格爾等唯心主義哲學很有興趣了。成年後正值二次世界大戰，因此對于人生世界有深刻的理解。據說他在1941年讀《金剛經》時便自命爲佛教徒了。二戰期間他在軍隊中做信號兵，隨軍到過印度、緬甸、斯裏蘭卡等地。他對當時斯裏蘭卡的佛教僧伽的死氣沈沈感到非常失望。1942年他回到倫敦以後便積極地參加了英國佛教會的活動。在那裏，他建立了“西方佛教團之友(the Friends of the Western Buddhist Order / FWBO)”，這個宗教團體最終又回到印度來開展它的活動。一些信奉佛教的英國人也以它的名義到印度來，在社會低層展開傳教和社會公益活動。他們自己稱這個運動爲“佛法的革命(Dharma Revolution)”。從1946年到1950年，他回到印度做苦行僧，托缽在各地雲遊。到1949年，他才受戒加入佛教僧團。他的剃度師是在全印度都有名的緬甸學問僧人月智(Can-dramani)。然後他來到印度波羅奈斯印度教大學學習。又在靠近西藏的伽林蓬(Kalimpong)地方的一個喇嘛寺中系統學習佛教經典和禅定方法。從1950年到1964年他撰寫了《叁寶論》、《佛教概覽》等等。他接受過金剛灌頂儀式，得過密法傳授。

　　在深入叁乘，且有心得的情況下，他開始關注佛教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1950年代期間，他在馬哈拉斯特邦遇見了正在發動佛教複興運動的安貝卡爾，對作爲長輩的後者非常膺服。這次相遇注定了後來的TMBSG(叁界佛教僧伽之友)運動的不解之緣。僧護與安貝卡爾一生中只見過叁次面：第一次是1952年，爲了寫一篇關于達磨波羅的文章，他到孟買安貝卡爾的家中會見了後者。第二次是1955年，仍在孟買安貝卡爾家中，當時是爲了組織佛教的皈依活動。受安貝卡爾邀請，僧護到皈依大會上爲大衆說戒。第叁次再見面時，仍是爲了1956年10月14日的那次“賤民”皈依佛教的盛會。

　　接替僧護的工作的是世友。世友也是英國人，畢業于倫敦大學。他爲了學習瑜伽而來到僧護門下。安貝卡爾博士逝世後，僧護法師曾巡回印度各地弘法。1964年，他返回英國，在英國成立了“西方佛教團”(the Western Buddhist Order / WBO)。他所撰寫的《安貝卡爾博士與佛教》一書，是目前有關安貝卡爾博士研究最有深度的著作之一。1977年，他在僧護法師的鼓勵下，從英國到印度去瞻禮。他到那伽浦爾(龍城)的那天，正好是安貝卡爾博士皈依佛教21周年的紀念日。他應邀上臺面對50萬的群衆說話，由于這個因緣，他決定投身于僧護的佛教教團發展活動。他回到倫敦處理完俗務後，旋即回到印度，再赴馬哈拉斯特拉邦，幾個月之後他組織了印度的TBM，亦即“叁界佛教僧伽團”，這是西方佛教團(WBO)的一個分支。1978年8月，他在印度浦納(Pune)——那是印度宗教學術之城——組織了“叁界佛教僧伽之友”。由于他認爲自己的出家身份不利于弘教，有一個時期，他脫下僧袍並娶了一個出身賤民的女子，仍然以“居士”的身份領導“叁界佛教僧伽之友”的佛教運動。這個運動所遵循的是安貝卡爾的基本主張，以關注社會、窮人，提高社會弱勢群體的地位與經濟政治現狀爲任。他主張不僅在精神上關心信衆，更要在社會救濟與醫療幫助，實踐佛教的慈悲精神；在弘揚佛法的同時，通過教育、出版、傳禅等活動提高社會下層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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