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天人之道也、"(同上第298、299頁，見《論原·說命》)契嵩儒家命論思想，這在佛教內所沒有的。命運，會歸一切，一切由命而定，所以必須順命運，行人道來改變命運，這又與佛家因果律相符了。
儒家特別重視紹繼香火，傳宗接代，而佛教出家弟子，卻不娶妻生子，成立家庭，豈有後嗣
契嵩認爲：“爲佛者，齋戒修心，義利不取，雖名亦志，至之遂通于神明。其爲德也，抑亦至矣。……以德嗣德，何德不嗣。”(同上，第258頁、見《輔教編上·原教》)用自己所修持的德力報嗣，便能報一切。“聖人其與天下之終始乎！
聖人不自續族，舉人族而續之，其爲族，不爲大族乎哉I聖人不自嗣其嗣，舉性本而與天下嗣之，其爲嗣不無大嗣乎哉。"(同上第278頁，見《輔教篇中·廣原教》)契嵩將佛教的族嗣，推之于儒家之上，曰爲。大族。“大嗣”，與其同時而語，相提並淪。
4．推崇中庸
契嵩在《镡覃津文集》卷四裏，有五篇《中庸解》，內容都是稱贊推崇中庸之道的。 “夫中庸者，蓋禮之極，而仁義之原也。禮，樂，刑、政、仁、義、智、信，其八者，一于中庸者也。"中庸爲立人根本之道，凡君子之言行均須以中庸爲本，始解規矩于中。。夫中庸者立人之道也，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修中庸，然後舉也。飲食可絕也，富貴崇高之勢可讓也，而中庸不可去也。其誠其心者，其修其身者，其正其家者，其治其國者，其明德于天下者，舍中庸其何以爲也
亡國滅身之人，其心忘中庸故。”(同上，第291頁，見《中庸解第一》)人生處世要誠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不能舍s·中庸”。“仁，義、智、信，舉則人倫有其紀也。禮、樂、刑、政修，則人情得其所也。人不暴其生，人之生理得也，情不亂其性，人之生理正也，則中庸之道存焉。故喜、怒、哀、樂、愛、惡、嘻欲，其牽人以喪中庸者也，仁、義、禮、信、智、樂、刑、政，其導人以返中庸者也。……不爲也，不器也，明于日月而不可睹也，幽于鬼神而不可測。唯君子也，故能以中庸全， 唯小人也，故能以中庸變。”(同上第292頁，見《中庸解第二》)契嵩還進一步說： “中；庸，道也。道也者，出萬物也入萬物也，故以道爲中也。” “中庸之道也，靜與天地同其理，動與四時合其運。是故聖人以之禮也，則君臣位焉，父子親焉，兄弟悌焉，男女辮焉。老者有所養，少者有所教，壯者有所事，弱者有所安，婚娶喪葬則終始得其宜，天地萬物莫不有其序。以之樂也，朝庭穆穆，天下無憂。陰陽和也，風雨時也，凡有血氣之屬，莫不昭蘇，歌于郊社宗廟，而鬼神來假。以之刑也，則軍旅獄訟理，而四夷八蠻畏其威，其民違罪而遷善。以之政也，則賢者日進，佞者絕去，製度大舉，聲明文物，可示于後世。”(同上，．第294頁，見《中庸解第四》)“中庸，……天下之至道也。夫天地鬼神天以過也，吾人非中庸則何以生也。“以中庸幾于吾道，故竅而言之，豈取謂能中庸乎!”(同上，等295頁，見《中庸解第五》)從以上引文可以看出，契嵩把中庸說是天地之儀， 人天之依，物質的生存，精神的生活，都不能離開中庸，叁綱五常也是；依中庸而有，中庸是修身養性、治理國家，建設家庭，君子之依，乃至感情表情都是依中庸而存，中庸是萬物的出入，宇宙時空的最高規律，最高准則。不僅如此，而且還是人類的根本，這也就是說：整個人類、世界，都離不開中庸。如果離開了中庸，就沒有人類、沒有世界1中庸是至高最上，所以甯可棄一切名義富貴生存，而不願使中庸離去。契嵩如此神化地稱贊推祟中庸，這在曆史上是空前絕後的，遠遠超過了曆來儒學者。
5、稱贊五經
在傳統的中國文化中，詩、書，禮、易、春秋，其軟化之功，是不可缺少的。契嵩說：“禮，王道之始也，樂；王道之終也。非禮無以舉行，非樂無以著成，故禮樂者，王道所以倚而生成者也。“夫禮，所以振王道也，樂，所以完王德也。”
“……人君者，禮樂之所出者也，人民者，禮樂之所適也。……是故禮貴乎上行也，樂貴乎下效也。……禮者，會于政也。”
“樂者，所以接人心而達和氣也。……是故王者待樂，而紀其成政也，聖人待樂，以形其盛德也。。契嵩這一說法，扣住了儒家的禮樂的內涵實質，以儒家學者的觀念，闡述主道禮樂，高唱禮樂之道，爲治國的根本所在，道德的根本所依，紀律成政；禮樂之所緒。所以他又說道：“古之在官政者，必先修禮義，以正其己，己後推諸其人焉。"(同上，第297頁，見《論原·教化》)
契嵩的一生，很少講佛經，反而大講儒家五經，在他著作中，關于儒家思想闡述，占有很多篇幅。他以爲五經之治，猶五行之成陰陽也，如果一失，則乾坤之道謬也。五經中之《禮》，乃皇極之形容，《詩》，乃教化之效，《書》，乃事業之存，《易》，乃天人之極，《春秋0真乃賞罰之衡。所以做爲一個人，或一個君子，不可不學《五經》。若失《五經》，則難以成君子。“是故君子舍《禮》則偏，舍《詩》則淫，舍《書》則妄，舍《易》則惑，舍《春秋》則亂。”(《論原·問經》)
6，融會佛儒
契嵩在許多文章中，提出“佛儒同源。的思想，來融會佛儒，傳宣佛法。“古之有聖人焉， 曰佛，曰儒 曰百家，心則一，其迹則異，夫一焉者，其皆欲人爲善者也，異焉者，分家而各爲其教者也。聖人爲其敦，教人爲善之才，有淺，有奧，有近，有遠，及乎絕惡耐人不相擾，則其德同焉。"(同上，第278頁，見《輔教篇中·廣原教》)契嵩認爲儒家、佛教，乃至百家，他們的出發點都是一樣的，教人絕惡爲善，只不過是在形式方法上不同而巳。佛、儒、百家，不可虧一教，“虧一教，則損天下之善道，增多惡道。”(同上，第268頁，見《輔教篇中·廣原救》)佛儒之間亦有理論上相貫通之處。佛教之儒學化。他在答《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則與佛經所說的“實性一相》相似，“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盡物之性"則與佛教所謂的“成物同一真性”相同。又“至誠無息，不息則久，征則悠遠。”則與佛教所謂的“法界常住，不增不減"相近。所以儒佛之間，沒有什麼差別，佛儒一同，孔釋一體，佛儒一家，泯滅界限，彼此不必分界。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歸根結蒂，同源而發。由此可見契嵩巳揭露佛教之本質和特色。
結 束 語
契嵩是一位雲門禅僧，也是一位儒家學者。他的思想，旨在借佛教思想，以調和儒家思想。這在中國佛教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對禅宗有很大的貢獻，，它表現在對禅宗二十八祖傳系的刊定，並成爲後來的定論。在調和佛儒思想方面，從上述的儒化思想中不難看出，契嵩的儒化觀點是鮮明的。其中五戒等同五常的主張，進一步融合了兩家的主張，縮短了佛儒之間的距離，使宋代以後的儒家學者，也紛紛回過頭來從佛學中尋求營養，來補充自己的不足，契嵩特別推崇稱贊中庸，五經的言論，在中國佛教史上可以說是不多見的。對這位佛教學者，僅僅從佛學了解，他是遠遠不夠的，也是片面的，只有從曆史角度對其思想進行全面分析，才能得出公正的評價。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
1、石峻，方立天等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叁卷 第一冊
2、藍吉富主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48{中國佛教泛論}
3、張曼濤主編{現代佛學叢刊》7{中國佛教史集，宋遼金元編上)
4、方立天著(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
5、郭明著{宋元佛教}
《論契嵩的儒化思想(傳清)》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