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蘇轼詩詞的佛學思想

　　惟明

　　閩南佛學

　　蘇轼是一位在文學藝術領域內卓有建樹的奇才，他是繼歐陽修之後的又一位北宋文壇盟主，而其多方面的文學創作實踐代表了北宋文學的最高成就。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他是中國曆史上一位傑出的居士代表和對禅法省悟很深的禅者。

　　一、蘇轼生平

　　蘇轼(公元1037—1101年)，字子瞻，初字和仲，自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人。他出生家庭，雖不是名門望族卻富有文學氣氛。母親程氏懷孕時，夜夢僧人來到他家，于是就生下蘇轼。蘇轼到七、八歲時，常夢見自己身披袈裟。他認爲前世是出家人，所以後來有所感歎：“我本修行人，叁世積精煉。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幼年的蘇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同時接受儒家經世濟民的政治思想和佛教自利利他的博大情懷。

　　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他和弟弟蘇轍，隨父親進京應試，兄弟倆一舉中鹄。此時因母親程氏去世，回蜀行孝。嘉祐四年<公元1057年)，父子叁人再度赴京。嘉祐六年，蘇轼應“製科”入第叁等，被授大理評事，簽書風翔府判官。從此，蘇轼開始了他那漫長而坎坷的仕途生涯和豐富多采的文學創作道路。

　　熙甯二年(公元1069年)，蘇轼入朝廷任職。當時正值宗任用王安石變法。蘇轼因與王安石在改革思想、方法、措施—亡都有分歧，于是漸漸走向對立面。照甯四年(公元071年)十一月至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蘇轼因此被貶外任，相繼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等知州職。蘇轼雖遠離朝廷，但無時不在關心朝廷政亊。因此，蘇轼寫了多首諷刺新法的詩文，被政敵肆意誇大歪曲爲“愚弄朝廷”的罪證。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蘇轼在湖州被捕，關押禦史臺，險遭極刑，這就是“烏臺詩案”。後經多方營救，終于從輕發落，貶往黃州任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蘇轼調赴汝州。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去世，由支持舊派的英宗皇後垂簾聽政，政局發生變化。蘇轼在二十幾天內連升幾級。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太皇太後高氏去世，哲宗親政，政局再次變動，新黨人物相繼執政，並把打擊“元祐黨人”作爲主要目標。這樣，蘇轼與前一次恰恰相反，兩個月內連貶叁次，最後貶至嶺南惠州(今廣東惠陽東)。兩年後又貶至海南島的儋州(今儋縣)。元符叁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去世，徽宗繼位。五月，蘇轼蒙赦北歸，結束了七年的嶺海生涯。第二年七月，病卒于常州，終年六十六

　　二、思想曆程和詩詞風格

　　蘇轼的整個思想前後不同的時期，變化很大。早年他“奮曆有當世志”

　　(《坡先生墓志銘》)，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策別》第八)的盛世，具有儒家輔君治國、經世濟民的政治思想和佛教自他兼濟的菩薩精神，有志于改革北宋的萎靡習氣，要求朝廷“塗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這時在他的作品中表現出豪邁奔放，揮灑自如，淋漓酣暢的筆墨和煥發出奇偉雄瑰，一瀉千裏的神采。又以超拔隽永、順應自然的態度養身。黃州時的半幽禁生活，使蘇轼內心充滿矛盾和困惑，繼而擴展爲對整個人生的重新思索，使他更加肯定地認識到荊棘叢生的人生之旅，是短暫而微不足道的。那麼，作爲人生一部分的政治生涯更是“也無風雨也無晴(《定風波》)，所以即要“一蓑煙雨任平生”(《定風波》)。這種對人生省悟之後的平淨心情和堅強毅力，恰好形成了他那獨特的風格和生活方式。此時他更熱衷于學佛，親近禅師，以其夙世慧根靈性，能夠以禅宗豁達的胸襟與超脫的思想對待人世的艱難困苦，也因此認識到自身的價值，而超然于世界的坎坷和不平。這種思想也是他嶺海生涯的主導思想，把這種思想的平淡含蓄高曠的風格注入到原有的雄健清奇的風格之中。他不論政治上的失意還是得意，生活上的有幸到不幸，仕途中的阻或通，他都聽其自然，隨緣自適，在超脫中保持內心的甯靜和安祥。因此他對七年的嶺海生涯毫無悔意，反視爲是一次奇特的遊曆。如詩：“九死南荒吾不悔，茲遊奇絕冠平生。”(《六月十二日夜渡海》)他不僅可以寄情山水以自娛，托志幽物以自喻，而且參禅打坐，詩詞中也滲透了他此時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

　　蘇轼受王維、陶潛等人詩的影響和禅的熏陶，才有清華絕俗，飄逸超脫的作品出現。他兼工詩、詞、畫、文。其作品常常象“流水行雲”一樣活潑，行于所當行，止于不可不止，蘊含著難以捉摸的深意和耐人尋味的禅機。

　　叁、佛學思想

　　( 一 )

　　蘇轼在學佛過程中，親近過許多禅師，不比一些文人專搬弄口舌，玩弄口頭禅，而是下過實際工夫的。在許多禅師中，與他交往最密切的是佛印禅師。佛印禅師很了解他，知道他喜讀內典，對禅也頗有領悟，但實踐工夫還不夠。有次蘇轼寫了一首偈：“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幹。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他把這首偈叫人送給佛印禅師，以爲能得到肯定和贊許，沒想到禅師看後在後面寫了“放屁”二字。他氣憤不已，去找禅師評理。禅師指出：“什麼“八風吹不動”，一個屁就打過江來了！”佛印禅師如此猛抽他一鞭，才有所醒悟。

　　哲宗元祐四年，蘇轼由翰林出知杭州，路過金山，谒佛印禅師。此時正值佛印禅師集衆入室，蘇轼就跟進去見他。佛印禅師問：“此無坐處，內翰何來

　　”蘇轼答：“暫借和尚作禅床。”禅師曰；“有一轉語，若答對，當如所請，若擬議，即留所系玉帶。”蘇應喏，即解下玉帶放在案上。禅師說：“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于何處坐

　　”蘇答不出。禅師急呼侍者：“收取玉帶，永鎮山門! ”

　　又有一次，蘇轼到荊甫，聞玉泉承皓禅師機峰高妙，就去討教。玉泉禅師問：“尊官高姓

　　”蘇曰：“姓秤

　　”。師問：“哪個秤字

　　”蘇答：“乃秤天下長老的秤字。”泉師喝曰：“且道一喝重多少

　　”蘇轼默然無對。于是知道玉泉禅師的厲害，依他學禅。

　　蘇轼以習禅者貫有的自信，對付禅定功夫深厚的禅師，雖不能圓融應對，亦足見其機敏過人了。

　　(二)

　　佛印禅師曾多次寄書勸導他放下榮華富貴，名利地位，解脫束縛。禅師給他的信有“時人忌子瞻作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二十年功名富貴，過眼成空，何不猛與一刀割斷

　　尋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住，永無墮落。”(《禅林珠玑》居士篇)言詞真摯，發人深思。如此隨機軟化，早晚熏習，也有很大程度上的內省和了悟。他回信說：“經年不聞法音，經術荒澀，無與鋤治：忽領手教，稍覺灑然，仍審比來，起居佳勝。“在他的《韻秦太虛見戲耳聾》①一詩中，亦顯見其意。

　　禅宗元豐叁年(公元1079年)，蘇轼曲徐州改知湖州。赴湖州途中路過松江，遇到秦觀。此時蘇轼聽力減退，秦觀寫了一首詩與他開玩笑，蘇轼就應和了此詩。這是他們摯友間心靈默契的表露。

　　詩的開頭“君不見詩人借車無可載，留得一找何足賴!”是從盂郊的《移居》詩說起，因爲詩人自己也在“移居”。“移居”顯得那樣清貧，沒車借車，借了車又沒有多少東西可以載，那留下一錢又有什麼用! “人將蟻動作牛鬥，我覽風雷真一噫。”這一句進入正題。在官場中的人總是那樣提心吊膽；戰戰兢兢地活著，而我覽得那只是如風雷一樣短暫，只有一聲唉歎罷了。“我”已離開朝廷，不纏縛在高官厚祿中，可憐那些“蟻動作牛鬥”的同僚。“聞塵掃盡根性空，不須更枕清流派。” “我”過去那種患得患失之情，現已一掃而空，六塵不再停住在紛紛擾擾的塵俗，六根也在生活和政治鬥爭中磨煉得清清淨淨，不必象古人那般“枕流洗耳”了。盡管如此，還是“六鑿相攘更勝壞”“五蘊皆是賊”，“口業不停還是礙”，這就是佛印禅師針對此而說的“叁十年功名富貴過眼成空，何不猛與一刀割斷

　　”“但恐此心終未了，不見不聞還是礙。”更能引起人們的共鳴。凡夫隨境生心，聲生喜、怒、哀、樂、愛、惡之六鑿，有相的六根都無法把守，那無相的心更是不可著摸。妄心不除，不見不聞也徒勞。《傳心法要》說：“若欲無境，當忘其心。心忘即境空，境空即心樂。若不忘心而但除境，境不可除，只益紛擾。”這就是“但恐此心終未了，不見不聞還是礙”所要表達的境界．

　　而在另一首《見六祖真相》的詩中，有“雲何見祖師，要識真面目。亭亭塔中人，問我何所見。可憐明上座，萬法了一電。飲水既自如，指日無複眩。我本修行人，叁世積精煉。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摳衣禮真相，感動淚雨霰。借師錫端泉，洗我绮情觀。”②這是蘇轼到曹溪禮六祖惠能真身時，由于認爲自己前世是出家人，而今墮落紅塵。面對祖師，百感交集，所以“摳衣禮真相，感動淚雨霰”。“我本修行人，叁世積精煉。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充滿了懊悔和自責。“雲何見祖師，要識真來面。亭亭塔中人，間我何所見。”說自己雖來禮祖師真身，但還未識破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不能妙語玄機。“可憐明上座，萬法了一電，飲水既自如，指月無複眩”，指惠明禅師有幸得六祖惠能開示(不思善，不思惡，正憑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而悟道。此所悟的境界“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借師錫端泉，洗我倚情硯。”乞求祖師加被，以便超凡脫俗，還本歸源。

　　(叁)

　　總觀蘇轼的詩詞，是以超脫的思想貫穿整個人生的。他自己能超然物外，且常常示意別人透視人生，放下名利富貴。如詩《和子由渑池壞舊》便流露了這種思想感情。這首蘇轼出任陝西鳳翔府鑒判，其弟蘇轍(子由)送他到鄭州，剛回到開封蘇轼便寄給他一首《壞渑池寄子瞧兄》詩，蘇轼依韻和成的。表達了兄弟間的手足之情，但意旨不同。蘇轍娓娓道出了往日親密無間的情誼。敘事言情，所言唯在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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