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苏轼诗词的佛学思想
惟明
闽南佛学
苏轼是一位在文学艺术领域内卓有建树的奇才，他是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位北宋文坛盟主，而其多方面的文学创作实践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居士代表和对禅法省悟很深的禅者。
一、苏轼生平
苏轼(公元1037—1101年)，字子瞻，初字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人。他出生家庭，虽不是名门望族却富有文学气氛。母亲程氏怀孕时，夜梦僧人来到他家，于是就生下苏轼。苏轼到七、八岁时，常梦见自己身披袈裟。他认为前世是出家人，所以后来有所感叹：“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幼年的苏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同时接受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思想和佛教自利利他的博大情怀。
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他和弟弟苏辙，随父亲进京应试，兄弟俩一举中鹄。此时因母亲程氏去世，回蜀行孝。嘉祐四年<公元1057年)，父子三人再度赴京。嘉祐六年，苏轼应“制科”入第三等，被授大理评事，签书风翔府判官。从此，苏轼开始了他那漫长而坎坷的仕途生涯和丰富多采的文学创作道路。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苏轼入朝廷任职。当时正值宗任用王安石变法。苏轼因与王安石在改革思想、方法、措施—亡都有分歧，于是渐渐走向对立面。照宁四年(公元071年)十一月至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因此被贬外任，相继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等知州职。苏轼虽远离朝廷，但无时不在关心朝廷政亊。因此，苏轼写了多首讽刺新法的诗文，被政敌肆意夸大歪曲为“愚弄朝廷”的罪证。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在湖州被捕，关押御史台，险遭极刑，这就是“乌台诗案”。后经多方营救，终于从轻发落，贬往黄州任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轼调赴汝州。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去世，由支持旧派的英宗皇后垂帘听政，政局发生变化。苏轼在二十几天内连升几级。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哲宗亲政，政局再次变动，新党人物相继执政，并把打击“元祐党人”作为主要目标。这样，苏轼与前一次恰恰相反，两个月内连贬三次，最后贬至岭南惠州(今广东惠阳东)。两年后又贬至海南岛的儋州(今儋县)。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去世，徽宗继位。五月，苏轼蒙赦北归，结束了七年的岭海生涯。第二年七月，病卒于常州，终年六十六
二、思想历程和诗词风格
苏轼的整个思想前后不同的时期，变化很大。早年他“奋历有当世志”
(《坡先生墓志铭》)，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策别》第八)的盛世，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思想和佛教自他兼济的菩萨精神，有志于改革北宋的萎靡习气，要求朝廷“涂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这时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豪迈奔放，挥洒自如，淋漓酣畅的笔墨和焕发出奇伟雄瑰，一泻千里的神采。又以超拔隽永、顺应自然的态度养身。黄州时的半幽禁生活，使苏轼内心充满矛盾和困惑，继而扩展为对整个人生的重新思索，使他更加肯定地认识到荆棘丛生的人生之旅，是短暂而微不足道的。那么，作为人生一部分的政治生涯更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所以即要“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这种对人生省悟之后的平净心情和坚强毅力，恰好形成了他那独特的风格和生活方式。此时他更热衷于学佛，亲近禅师，以其夙世慧根灵性，能够以禅宗豁达的胸襟与超脱的思想对待人世的艰难困苦，也因此认识到自身的价值，而超然于世界的坎坷和不平。这种思想也是他岭海生涯的主导思想，把这种思想的平淡含蓄高旷的风格注入到原有的雄健清奇的风格之中。他不论政治上的失意还是得意，生活上的有幸到不幸，仕途中的阻或通，他都听其自然，随缘自适，在超脱中保持内心的宁静和安祥。因此他对七年的岭海生涯毫无悔意，反视为是一次奇特的游历。如诗：“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十二日夜渡海》)他不仅可以寄情山水以自娱，托志幽物以自喻，而且参禅打坐，诗词中也渗透了他此时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苏轼受王维、陶潜等人诗的影响和禅的熏陶，才有清华绝俗，飘逸超脱的作品出现。他兼工诗、词、画、文。其作品常常象“流水行云”一样活泼，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蕴含着难以捉摸的深意和耐人寻味的禅机。
三、佛学思想
( 一 )
苏轼在学佛过程中，亲近过许多禅师，不比一些文人专搬弄口舌，玩弄口头禅，而是下过实际工夫的。在许多禅师中，与他交往最密切的是佛印禅师。佛印禅师很了解他，知道他喜读内典，对禅也颇有领悟，但实践工夫还不够。有次苏轼写了一首偈：“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干。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把这首偈叫人送给佛印禅师，以为能得到肯定和赞许，没想到禅师看后在后面写了“放屁”二字。他气愤不已，去找禅师评理。禅师指出：“什么“八风吹不动”，一个屁就打过江来了！”佛印禅师如此猛抽他一鞭，才有所醒悟。
哲宗元祐四年，苏轼由翰林出知杭州，路过金山，谒佛印禅师。此时正值佛印禅师集众入室，苏轼就跟进去见他。佛印禅师问：“此无坐处，内翰何来
”苏轼答：“暂借和尚作禅床。”禅师曰；“有一转语，若答对，当如所请，若拟议，即留所系玉带。”苏应喏，即解下玉带放在案上。禅师说：“山僧四大本空，五蕴非有，内翰欲于何处坐
”苏答不出。禅师急呼侍者：“收取玉带，永镇山門! ”
又有一次，苏轼到荆甫，闻玉泉承皓禅师机峰高妙，就去讨教。玉泉禅师问：“尊官高姓
”苏曰：“姓秤
”。师问：“哪个秤字
”苏答：“乃秤天下长老的秤字。”泉师喝曰：“且道一喝重多少
”苏轼默然无对。于是知道玉泉禅师的厉害，依他学禅。
苏轼以习禅者贯有的自信，对付禅定功夫深厚的禅师，虽不能圆融应对，亦足见其机敏过人了。
(二)
佛印禅师曾多次寄书劝导他放下荣华富贵，名利地位，解脱束缚。禅师给他的信有“时人忌子瞻作宰相耳！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二十年功名富贵，过眼成空，何不猛与一刀割断
寻自家本来面目，万劫常住，永无堕落。”(《禅林珠玑》居士篇)言词真挚，发人深思。如此随机软化，早晚熏习，也有很大程度上的内省和了悟。他回信说：“经年不闻法音，经术荒涩，无与锄治：忽领手教，稍觉洒然，仍审比来，起居佳胜。“在他的《韵秦太虚见戏耳聋》①一诗中，亦显见其意。
禅宗元丰三年(公元1079年)，苏轼曲徐州改知湖州。赴湖州途中路过松江，遇到秦观。此时苏轼听力减退，秦观写了一首诗与他开玩笑，苏轼就应和了此诗。这是他们挚友间心灵默契的表露。
诗的开头“君不见诗人借车无可载，留得一找何足赖!”是从盂郊的《移居》诗说起，因为诗人自己也在“移居”。“移居”显得那样清贫，没车借车，借了车又没有多少东西可以载，那留下一钱又有什么用! “人将蚁动作牛斗，我览风雷真一噫。”这一句进入正题。在官场中的人总是那样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活着，而我览得那只是如风雷一样短暂，只有一声唉叹罢了。“我”已离开朝廷，不缠缚在高官厚禄中，可怜那些“蚁动作牛斗”的同僚。“闻尘扫尽根性空，不须更枕清流派。” “我”过去那种患得患失之情，现已一扫而空，六尘不再停住在纷纷扰扰的尘俗，六根也在生活和政治斗争中磨炼得清清净净，不必象古人那般“枕流洗耳”了。尽管如此，还是“六凿相攘更胜坏”“五蕴皆是贼”，“口业不停还是碍”，这就是佛印禅师针对此而说的“三十年功名富贵过眼成空，何不猛与一刀割断
”“但恐此心终未了，不见不闻还是碍。”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凡夫随境生心，声生喜、怒、哀、乐、爱、恶之六凿，有相的六根都无法把守，那无相的心更是不可着摸。妄心不除，不见不闻也徒劳。《传心法要》说：“若欲无境，当忘其心。心忘即境空，境空即心乐。若不忘心而但除境，境不可除，只益纷扰。”这就是“但恐此心终未了，不见不闻还是碍”所要表达的境界．
而在另一首《见六祖真相》的诗中，有“云何见祖师，要识真面目。亭亭塔中人，问我何所见。可怜明上座，万法了一电。饮水既自如，指日无复眩。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借师锡端泉，洗我绮情观。”②这是苏轼到曹溪礼六祖惠能真身时，由于认为自己前世是出家人，而今堕落红尘。面对祖师，百感交集，所以“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充满了懊悔和自责。“云何见祖师，要识真来面。亭亭塔中人，间我何所见。”说自己虽来礼祖师真身，但还未识破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不能妙语玄机。“可怜明上座，万法了一电，饮水既自如，指月无复眩”，指惠明禅师有幸得六祖惠能开示(不思善，不思恶，正凭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而悟道。此所悟的境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借师锡端泉，洗我倚情砚。”乞求祖师加被，以便超凡脱俗，还本归源。
(三)
总观苏轼的诗词，是以超脱的思想贯穿整个人生的。他自己能超然物外，且常常示意别人透视人生，放下名利富贵。如诗《和子由渑池坏旧》便流露了这种思想感情。这首苏轼出任陕西凤翔府鉴判，其弟苏辙(子由)送他到郑州，刚回到开封苏轼便寄给他一首《坏渑池寄子瞧兄》诗，苏轼依韵和成的。表达了兄弟间的手足之情，但意旨不同。苏辙娓娓道出了往日亲密无间的情谊。叙事言情，所言唯在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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