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啓蒙主義者對基督教中人權等價值觀的世俗化解釋。
西方文化將人和自然處于對立的位置,300多年前培根認爲人類進步的標志就是以科學的力量認識世界和征服自然界,並提出“知識即權力”的口號,促進了近300年來西方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當自然科學叩開20世紀之門時,人們普遍相信牛頓、拉瓦錫等人奠定的科學大廈已經完美無缺,以後不會再有驚人的新發現了。1900年4月27日,英國物理學家凱爾文勳爵(即威廉·湯姆遜)躇滿志地宣稱,物理學的天空已明朗潔淨了,只剩下兩朵“烏雲”,一朵“烏雲”聯系著邁克爾遜——莫雷實驗,另一朵“烏雲”和麥克斯韋——玻爾茲曼能量均分學說有關。然而,正是這兩朵“烏雲”在20世紀釀起了一場空前的暴風雨,誕生了相對論和量子物理學。
人們知道,西方的思維方式是以形式化的邏輯體系爲基石的,因之數學化便成了判定所有自然科學乃至社會科學(如經濟學)是否發展成熟的標准。在19世紀末,數學、邏輯工具也日益完善,亞裏士多德的演繹科學的理想近乎實現,人們期望著全部數學定理的形式化。然而,20世紀以來,哥德爾不完全定理證明在形式體系中完備性和一致性不可兼得,由此打破了西方追求完善的邏輯形式化體系的迷夢。在量子力學領域內,海森堡發現了測不准原理,使決定論的物理定律變爲統計性的幾率描述。愛因斯坦和維特根斯坦在陷入苦惱時終于發現人類的理性是有限度的,愛因斯坦推崇直覺在科學發現中的作用,維特根斯坦認爲理性限度外的東西就不要用語言去描述它。這樣,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科學哲學的研究進展,後現代思潮和非理性主義興起,展開了對神聖化了的脫離人文文化傳統的工具理性統治和“科學主義”的批判。
另外,西方自工業革命以來形成一種信念,認爲大自然的資源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人類可以在征服自然中獲得經濟的無限增長和盡情的物質享受,而不須向大自然支付什麼。高科技發展帶來的社會進步是不可停止的,人類社會沒有增長的極限。然而“科技萬能”的工具理性固然改善了人們的物質生活,但也同時帶來了生態環境的破壞。這種大自然的報複終于延伸到文化層次,人成爲科學技術産品的奴隸,環境汙染的危機帶來人類心理上、生理上的多種社會病。因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人們的生態環境意識覺醒後,中國道學回歸自然的生態智慧受到許多西方有識之士的歡迎。
人們看到,20世紀西方社會的科學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和劃時代的進步,這個進步的最有意義的特征,就是打破了幾個世紀以來人們對科學技術的迷信,揭露了“科學主義”、“技術主義”和“工具理性萬能”等思潮奴役人類的危險。這樣,20世紀與其說是科學的世紀,不如說是在科學面前恢複人的尊嚴的世紀。
更爲有趣的是,20 世紀末期有關人的生命潛能和所謂“超心理學”的研究,由于同舊的科學理論範式相沖突在科學界引起一次次爭議,人們發現在這個學術領域還被一片“烏雲”籠罩著。美國等發達國家某些權威機構投資研究人體生命潛能和異常心靈效應早已不是秘密,俄羅斯宇航之父齊奧科夫斯基和中國的導彈之父錢學森教授都支持人體科學和心靈潛能的探索。這大概並非由于他們不懂“自然辯證法”,也決非像某些出盡風頭的僞科學家含沙射影地暗示他們對科普知識的愚昧和無知!
現代科學對于宏觀的宇宙和微觀的基本粒子都有了較明確的認識,而對于人本身,人的大腦及其精神活動,對于生命和心靈的本質卻知之甚少。這個研究領域是科學、哲學、宗教叁者相互交叉的領域,古代宗教家的心靈體驗和修煉實踐需要從現代科學和哲學的角度重新審視,現代分析心理學家榮格對中國內丹學及心靈異常現象的研究成果應該得到高度評價。探索人類心身關系的新學科心靈哲學正在西方興起,生命科學將成爲21世紀的帶頭學科,現代生理心理學、心身醫學、腦科學特別是認知科學將獲得突破性的進展。
五
然而在中國,由于我們照搬了西方的現代科學及20世紀之前的科學迷信,廣大民衆對于科技最終造福人類這種啓蒙主義者製造的神話深信不疑,而對工具理性萬能的思想會給自己帶來生態破壞等災難性的後果缺少根本的反省。
在宗教上,我國學術界一些人更是缺少睿智的反思和元宗教意識,對宗教的文化功能認識不足,仍然把宗教的全部功能都視爲“鴉片”。再由于中國近代曆史上發生過鴉片戰爭,鴉片的含義不僅是麻醉劑,而是一種禍國殃民的毒品,全國人民恨之入骨。特別是我國由于長期受前蘇聯反宗教、無神論宣傳的巨大影響,多數人缺少宗教學知識,學術界也有一些人認爲宗教信仰是愚昧無知,是“傻子遇到騙子”,從而把宗教同科學、哲學對立起來。近幾年某些“理論權威”繼續堅持西方文化中心論的頑固立場,散布西方早已過時的“科學主義”、“技術主義”思潮,危言聳聽地打著“反僞科學”的幌子否定宗教學的學術研究成果。他們將道教斥爲“封建迷信”,將內丹學斥爲“僞科學”,將術數學斥爲“精神垃圾”,迷惑了不少群衆。他們無視黨的宗教政策,其輿論導向錯誤地把宗教等同于迷信活動,認爲反迷信就要反宗教。
在這方面我國曾有過曆史教訓,宗教學的研究時緊時松地受到批判封建迷信政治運動的沖擊。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中國大地泛起跑步進入共産主義的狂熱,到“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憲法》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被否定,宗教文化被斥爲“封建迷信”,宗教學的研究被劃爲禁區,不僅宗教界愛國人士深受其害,而且連馬克思主義的宗教學者也不遑甯處。
社會實踐證明那種認定宗教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反動、落後意識形態,企圖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強製手段一舉消滅宗教的想法或做法,是背離馬克思主義關于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是完全錯誤的和非常有害的。
六
人類文明都不能沒有自己理想的超越世界,例如西方人的“上帝”,中國儒家的“天”,佛教的“佛”,伊斯蘭教的“真主”乃至老子的“道”。這種一切價值之源的超越世界是文化體系的支點,它在人類文明中的位置是不可取代的。
在宗教中,“道”、“上帝”、“天”、“佛”、“真主”等都是無限的本體,而對無限本體的終極信仰恰恰是元宗教精神的支柱。世界上的一切有限之物,諸如國家、民族、聖人、領袖、科技、教派等,皆不能承擔人的終極信仰。科學的定律、學說,哲學的學派、政治學的製度,宗教學中具體的某教主、法師、教派等,都是有限之物,都只能作爲理性思維和學術研究的對象,而不能作爲非理性的信仰對象,否則就是迷信。一個國家或民族一旦將有限之物誤導爲信仰對象,往往會産生狂熱的偏激情緒,使整個社會躁動不安,造成仇恨、壓迫、極端主義的恐怖等可怕的後果,這是人類社會曆史經驗反複證明了的。
信仰不含曆史規定性及局部利益的無限本體,則可産生一種悲天憫人的信仰情懷,一種敬畏和“原罪”的自我反省意識,從而發現人類心靈深處的良知,爲社會造成一種慈善、祥和與寬容的價值觀念,由此提高本民族的倫理素質和生存質量。對無限本體的信仰是宗教的根本特征,而對有限之物的信仰則是迷信,由此可知,信仰對象的不同規定了宗教和迷信的根本界限。
“元宗教”不同于被統治階級利用的具體宗教,盡管統治集團可以把某種具體的宗教利用爲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和控製人心的工具,但元宗教對無限本源的信仰情懷卻是任何人都無法抹煞的。元宗教精神源于對無限本體的敬畏和信仰,是對人類“原罪”和現世罪惡的反省及人類生存理想信念的忘我追求,它超越于現世的具體宗教,但又體現在現世宗教特別是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乃至道教之中。
在曆史上,當統治階級蛻變爲代表少數人的利益集團的專製政權時,都不約而同地將人民的宗教信仰引向崇拜有限之物的迷信上,從而滋生出許多罪惡現象而貌似有理。對有限之物的迷信往往孕育極端主義的政治派別,往往滋生大量的邪教,這都是人類社會的動亂之源。試想一個國家或民族,人們缺少元宗教的敬畏和信仰情懷,沒有對罪惡的省察意識和自我良知的發現,不畏天道,不畏倫理,不畏法律,統治者肆無忌憚地濫用權力,民衆僥幸行險不擇手段地謀取私利,社會必然充滿種種傷天害理的罪惡,人們會情不自禁地渴望真正宗教的拯救。
宗教和法律是相互依存的,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中,法律本身就有神聖的宗教含義。缺少宗教的法律失去了超越世俗權力的神聖光環,人民僅將其視爲世俗權力的壓迫而感受不到“天理的伸張”。如此摒棄宗教而空談“法治”,則社會上僅有“權力崇拜”而無“法律崇拜”,法律再多也無人自覺遵守,人民的正當權利得不到神聖的保障,法律終究要失掉公正性,走到人民的對立面去。
七
20世紀以來,一方面是全世界成千上萬的人投入了教會的懷抱,另一方面是學術界一些人認爲宗教是野蠻人的迷信殘留物,該由科學啓蒙思想取代它。1902年,瑞士分析心理學家榮格在題爲《論神秘現象的心理學及病理學》的博士論文中,提出了每個人都有一種追求“心理完整”的自然傾向的觀點。榮格發現,現代物質文明的進化無法掩飾人類內心所具有的原始民族之心靈特征。他得出結論:現代人的精神之所以苦惱,是由于缺乏宗教的信仰寄托所致。每個人的潛意識中,不僅蘊藏著他的個體從胎兒、幼兒到童年時期的記憶,而且還包含著他的種族發生和演化的心理文化曆程。童話、神話、幻覺、夢等表現出來的原始宗教意識是每個人本能所具有的,換言之,徹底無信仰心理的無神論者是不存在的,世界上至今也沒有發現哪個民族是有宗教免疫力的。
一個民族缺乏終極的人生價值信念是難以長久自立于世界民族之…
《宗教、科學、文化反思錄(胡孚琛)》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