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科学、文化反思录
胡孚琛
《探索与争鸣》
本文对宗教、科学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在文化的层次上进行了深刻的思考。透视了各种文化中隐含的“元宗教精神”，指出对无限本体的信仰是宗教的本质，而一切有限之物仅能作为理性思维和学术研究的对象。将有限之物作为非理性的信仰对象，会导致社会躁动和现代迷信。
一
什么是文化？从本质上说，人类虽是自然的产物，但文化却是人类创造的一种与自然相对的非自然体系，是自然的人化，是人类超脱动物性的一切活动的产品。文化发展的动因来源于人类的精神，文化产品乃是人类心灵智慧之光的外在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本身就是文化的动物，文化是人类的创造物。
人们一般将“文明”作为与“野蛮”相对立的人类进步状态，并与“文化”混为一谈。严格讲来，“文化”和“文明”的概念稍有区别。人类脱离动物的野蛮状态，便萌生了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形成是以宗教信仰为核心和先导的，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都能证明这一点。文明进步的标尺却是人类的理性思维，包括人类对自己宗教信仰的反思。文化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说，抛开政治、经济的层面，它至少还包括宗教、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社会伦理(包括民俗)这五项基本要素。这五大文化要素都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其中科学和哲学是人类对客观真理的追求，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包括人类本身)进行理性思维的花朵；伦理学是人类对善的追求，是人类提升自身动物性和社会性的素质所必需的道德约束和生活规范；民俗则是各民族对自己文明的历史特别是社会伦理的积淀；文学艺术则是人类对美的追求，是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感悟和超越；宗教是人类文化的母体，是人类的终极关切(UltimateConcern)，是超越人类理性的非理性体验，是人类心灵的完整状态。科学、哲学、美学、伦理学是人类以自己的理性思维对自然和社会的反思，但这些认识除美学的最高艺术境界外，一般说来尚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因而都是有限的相对知识。只有宗教，特别是从各种具体的宗教中抽象出来的元宗教精神，则是超越时空界限的“全”，是至真、至善、至美、至全的无限境界，是人类对绝对的宇宙本源的悟解和体认，是人类心灵最后的归宿。
近代，《天演论》的达尔文主义思潮成为我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启蒙思想的主旋律，知识界普遍将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弃旧图新看作是社会进步的规律，高扬一种砸烂旧世界的斗争哲学。在这些“革命者”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旧的，旧东西必然落后时代，因而必须“革命”、破坏、砸烂，破坏得越厉害就越“革命”，保护旧传统就是反动派。当时的一些社会精英也不乏疾呼要废除中医，扔掉旧典藉，废除汉字，不读中国书的言论，甚至不讳言要继承秦始皇的“焚坑事业”。他们认为要“革命”就要反传统，反传统就要讲科学，讲科学就要“无神论”，要“无神论”就要反宗教。他们把宗教信仰当成封建迷信，认定宗教信仰是中国民众愚昧落后的根子，必欲铲除而后快。因此近代学者有以哲学代替宗教，有以科学代替宗教，有以美育代替宗教，有以德育代替宗教的种种想法，结果都没有行得通。事实上，文化的宗教、哲学、科学、美学、伦理学五大要素是不能互相取代的。宗教是人类一切精神创造活动的资源，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和社会伦理都是由宗教派生出来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以宗教信念为支柱才发展起来的。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和道学都隐含着元宗教精神，这可从老子《道德经》和孔子的《论语》中解读出来。《道德经》讲“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尊道贵德，不弃人，不弃物；使人求以得，有罪得免；常善救人，以百姓心为心；不善者亦善之，不信者亦信之；宠辱若惊，鬼神不伤人，祭祀不辍；人之所畏，不得不畏；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对道之敬畏，如冬涉川，若畏四邻，俨兮若客。这类元宗教精神体现了宗教家悲天悯人的信仰情怀。《论语》也讲“祭神如神在”；“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敬天而不敢欺；吉月必朝服；迅雷烈风必变；“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叹凤鸟不至，见获麟而悲；“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足见儒学亦敬天而畏天命，怀有诚惶诚恐的元宗教精神和信仰情怀。
宗教是人类精神回归的家园，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更是把人类生存的最终价值建立在宗教的根基上，他们的人类生存的权利意识本身就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无论西方或东方，元宗教精神激起并以之为支柱的社会伦理观念和人生价值信念，皆可历千万年而不衰。李约瑟博士说：“科学、宗教、历史、哲学与艺术创造是我们人类认识宇宙的五种经验形式，如果谁对这个或那个方面缺乏认识，他就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人。”
现代西方科学和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源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这是不争的事实。不仅西方，东方的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科学和道、儒哲学皆源于古代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佛教之哲学源于原始宗教更不必说了。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是人类童年时期非理性思维活跃阶段的产物，它是不能同迷信划等号的。这种巫史文化包罗在道学之中，而中国的古代科学一直走在全世界的前列，据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考察，中国科学就是从道学中孕育出来的。儒家的礼乐，本是巫史祭天祀祖时的宗教仪式，这也是有史可考的。
因为任何民族的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必须有一批科学家和哲学家去忘我探索，这和儒生读经求官的人生动力不同，而是要以一种价值观和虔诚的人生信念为基石。自然界及科学技术乃至形而上的哲学真理本身并给不出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判断，因为价值判断乃是以人为主体抉择的。人的主体作出价值抉择，又须有一种信念，深信科学和哲学探索事业有价值，才肯为之忘我奋斗作出牺牲。
在中国，这种信念归根结蒂来源于对“道”的终极信仰。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发明创造，中国哲学史上的诸家学说，说穿了，都是古人对天地人之道的忘我追求，他们揭示道的奥秘的理性思维是建立在对道的本体存在的非理性终极信仰之上的。在西方，近代科学和哲学迅猛发展，其驱动力亦来源于上帝创造的宇宙具有内在理性的信念，这信念植根于基督教特别是《旧约》创世观的传统，又受古希腊柏拉图哲学的孕育。
对宇宙的宗教情感乃是近代科学家推进科学前进的最高驱动力，牛顿和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划时代的天才发现，也是依赖于对宇宙理性结构的信仰，依赖于要理解宇宙中一点一滴理性的渴望。科学史家W·C·丹皮尔曾在《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一书中注意到三者的关系，论述了科学、哲学、宗教之间的内在联系。牛顿、开普勒那代科学家献身科学的动机来源于上帝创世的宗教信念，他们相信上帝创造的世界是有秩序的，因之行星运动三定律发现后不去争发明权，而是首先给上帝写赞美诗。日本学者佐藤进教授也认为，“哈密顿最小作用量原理”是在基督教教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运动守恒定律是根据神的单一性原理推导出的结论。
1940年爱因斯坦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科学、哲学与宗教大会”上说：“有科学而无宗教乃是跛足的科学，有宗教而无科学则是失明的宗教”。这段话后来成了人们广泛引用的名言，其实宗教和哲学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三
19世纪末，中华民族由于清帝国的腐败、封闭而至于落后挨打，痛感到开放变法和引进西方先进科学、哲学的必要。中华民族的许多有识之士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声言要把“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请进中国，在中国重复西方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历史使命，反对神权，扫除愚昧和迷信。
20世纪以来，对于中国大多数民众来说，讲接受西方文化不如说接受西方的启蒙主义文化更确切一些。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鼓动下，继之而起的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潮；以政治手段人为消灭宗教的思潮；以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改换生态、征服自然界的思潮；乃至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活动中唯意志论的极“左”思潮，一时甚嚣尘上。知识界的某些风云人物将西方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奉为至宝，使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具理性万能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致使中国形成“德先生”退席，“赛先生”专制的局面。民众对高科技能最终促进社会进步并造福人类的神话深信不疑，缺乏西方后现代主义对科学迷信的批判意识。我国思想界不少人在政教合一的儒家传统文化氛围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具有对儒教之外所有宗教的排斥性，他们看不到西方社会人类生存的权利意识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由于人们习惯于将宗教与科学当成对立物，从而以弘扬科学为旗号对人民的信仰领域进行粗暴的政治干预，制造现代迷信，这不但给社会埋下动乱的隐患，也延误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四
人们知道，西方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科学家曾为打破基督教神学的黑暗统治争夺科学生存的权利而斗争，1600年天主教会法庭曾对布鲁诺施以火刑，1633年又对伽利略进行了野蛮的宗教审判，因之西方18世纪出现反神权的思想启蒙运动是有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马克思早就把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称为“家长制的权力”，在这种家长制政体中君权政治一直摆在最突出的位置上，宗教仅是君权政治的工具，从来没有出现西方社会那种高于君权的神权统治。中国民众需要争民权而抑君权，因之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可谓击中中国国情的要害。可惜当时中国的精英人物不能正确理解西方社会文艺复兴时期争人权而抑神权的文化背景，反而忽略对君权专制的警惕去模仿西方批神权求解放的目标，在思想领域盲目接受了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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