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科學、文化反思錄

　　胡孚琛

　　《探索與爭鳴》

　　 本文對宗教、科學的本質及其相互關系在文化的層次上進行了深刻的思考。透視了各種文化中隱含的“元宗教精神”，指出對無限本體的信仰是宗教的本質，而一切有限之物僅能作爲理性思維和學術研究的對象。將有限之物作爲非理性的信仰對象，會導致社會躁動和現代迷信。

　　一

　　什麼是文化？從本質上說，人類雖是自然的産物，但文化卻是人類創造的一種與自然相對的非自然體系，是自然的人化，是人類超脫動物性的一切活動的産品。文化發展的動因來源于人類的精神，文化産品乃是人類心靈智慧之光的外在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本身就是文化的動物，文化是人類的創造物。

　　人們一般將“文明”作爲與“野蠻”相對立的人類進步狀態，並與“文化”混爲一談。嚴格講來，“文化”和“文明”的概念稍有區別。人類脫離動物的野蠻狀態，便萌生了自己的文化，這種文化的形成是以宗教信仰爲核心和先導的，世界各地的考古發現都能證明這一點。文明進步的標尺卻是人類的理性思維，包括人類對自己宗教信仰的反思。文化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狹義上說，抛開政治、經濟的層面，它至少還包括宗教、科學、哲學、文學藝術、社會倫理(包括民俗)這五項基本要素。這五大文化要素都是人類對真、善、美的追求，其中科學和哲學是人類對客觀真理的追求，是人類對自然和社會(包括人類本身)進行理性思維的花朵；倫理學是人類對善的追求，是人類提升自身動物性和社會性的素質所必需的道德約束和生活規範；民俗則是各民族對自己文明的曆史特別是社會倫理的積澱；文學藝術則是人類對美的追求，是人對自然和社會的感悟和超越；宗教是人類文化的母體，是人類的終極關切(UltimateConcern)，是超越人類理性的非理性體驗，是人類心靈的完整狀態。科學、哲學、美學、倫理學是人類以自己的理性思維對自然和社會的反思，但這些認識除美學的最高藝術境界外，一般說來尚受時間和空間的局限，因而都是有限的相對知識。只有宗教，特別是從各種具體的宗教中抽象出來的元宗教精神，則是超越時空界限的“全”，是至真、至善、至美、至全的無限境界，是人類對絕對的宇宙本源的悟解和體認，是人類心靈最後的歸宿。

　　近代，《天演論》的達爾文主義思潮成爲我國走向現代社會的啓蒙思想的主旋律，知識界普遍將弱肉強食、優勝劣敗、棄舊圖新看作是社會進步的規律，高揚一種砸爛舊世界的鬥爭哲學。在這些“革命者”看來，中國的傳統文化是舊的，舊東西必然落後時代，因而必須“革命”、破壞、砸爛，破壞得越厲害就越“革命”，保護舊傳統就是反動派。當時的一些社會精英也不乏疾呼要廢除中醫，扔掉舊典藉，廢除漢字，不讀中國書的言論，甚至不諱言要繼承秦始皇的“焚坑事業”。他們認爲要“革命”就要反傳統，反傳統就要講科學，講科學就要“無神論”，要“無神論”就要反宗教。他們把宗教信仰當成封建迷信，認定宗教信仰是中國民衆愚昧落後的根子，必欲鏟除而後快。因此近代學者有以哲學代替宗教，有以科學代替宗教，有以美育代替宗教，有以德育代替宗教的種種想法，結果都沒有行得通。事實上，文化的宗教、哲學、科學、美學、倫理學五大要素是不能互相取代的。宗教是人類一切精神創造活動的資源，哲學、科學、文學藝術和社會倫理都是由宗教派生出來的，並在一定程度上以宗教信念爲支柱才發展起來的。

　　二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學和道學都隱含著元宗教精神，這可從老子《道德經》和孔子的《論語》中解讀出來。《道德經》講“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尊道貴德，不棄人，不棄物；使人求以得，有罪得免；常善救人，以百姓心爲心；不善者亦善之，不信者亦信之；寵辱若驚，鬼神不傷人，祭祀不辍；人之所畏，不得不畏；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對道之敬畏，如冬涉川，若畏四鄰，俨兮若客。這類元宗教精神體現了宗教家悲天憫人的信仰情懷。《論語》也講“祭神如神在”；“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敬天而不敢欺；吉月必朝服；迅雷烈風必變；“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歎鳳鳥不至，見獲麟而悲；“孔子曰：“君子有叁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足見儒學亦敬天而畏天命，懷有誠惶誠恐的元宗教精神和信仰情懷。

　　宗教是人類精神回歸的家園，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更是把人類生存的最終價值建立在宗教的根基上，他們的人類生存的權利意識本身就是基督教文明的産物。無論西方或東方，元宗教精神激起並以之爲支柱的社會倫理觀念和人生價值信念，皆可曆千萬年而不衰。李約瑟博士說：“科學、宗教、曆史、哲學與藝術創造是我們人類認識宇宙的五種經驗形式，如果誰對這個或那個方面缺乏認識，他就不能算是一個完美的人。”

　　現代西方科學和哲學，包括馬克思主義都源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這是不爭的事實。不僅西方，東方的中國也是如此，中國古代科學和道、儒哲學皆源于古代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佛教之哲學源于原始宗教更不必說了。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是人類童年時期非理性思維活躍階段的産物，它是不能同迷信劃等號的。這種巫史文化包羅在道學之中，而中國的古代科學一直走在全世界的前列，據李約瑟博士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的考察，中國科學就是從道學中孕育出來的。儒家的禮樂，本是巫史祭天祀祖時的宗教儀式，這也是有史可考的。

　　因爲任何民族的科學和哲學的發展，必須有一批科學家和哲學家去忘我探索，這和儒生讀經求官的人生動力不同，而是要以一種價值觀和虔誠的人生信念爲基石。自然界及科學技術乃至形而上的哲學真理本身並給不出人生意義和價值的判斷，因爲價值判斷乃是以人爲主體抉擇的。人的主體作出價值抉擇，又須有一種信念，深信科學和哲學探索事業有價值，才肯爲之忘我奮鬥作出犧牲。

　　在中國，這種信念歸根結蒂來源于對“道”的終極信仰。中國科學技術史上的發明創造，中國哲學史上的諸家學說，說穿了，都是古人對天地人之道的忘我追求，他們揭示道的奧秘的理性思維是建立在對道的本體存在的非理性終極信仰之上的。在西方，近代科學和哲學迅猛發展，其驅動力亦來源于上帝創造的宇宙具有內在理性的信念，這信念植根于基督教特別是《舊約》創世觀的傳統，又受古希臘柏拉圖哲學的孕育。

　　對宇宙的宗教情感乃是近代科學家推進科學前進的最高驅動力，牛頓和愛因斯坦等科學家的劃時代的天才發現，也是依賴于對宇宙理性結構的信仰，依賴于要理解宇宙中一點一滴理性的渴望。科學史家W·C·丹皮爾曾在《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系》一書中注意到叁者的關系，論述了科學、哲學、宗教之間的內在聯系。牛頓、開普勒那代科學家獻身科學的動機來源于上帝創世的宗教信念，他們相信上帝創造的世界是有秩序的，因之行星運動叁定律發現後不去爭發明權，而是首先給上帝寫贊美詩。日本學者佐藤進教授也認爲，“哈密頓最小作用量原理”是在基督教教義的基礎上産生的，而運動守恒定律是根據神的單一性原理推導出的結論。

　　1940年愛因斯坦在美國紐約舉行的“科學、哲學與宗教大會”上說：“有科學而無宗教乃是跛足的科學，有宗教而無科學則是失明的宗教”。這段話後來成了人們廣泛引用的名言，其實宗教和哲學的關系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叁

　　19世紀末，中華民族由于清帝國的腐敗、封閉而至于落後挨打，痛感到開放變法和引進西方先進科學、哲學的必要。中華民族的許多有識之士高舉科學和民主的大旗，聲言要把“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請進中國，在中國重複西方18世紀啓蒙思想家的曆史使命，反對神權，掃除愚昧和迷信。

　　20世紀以來，對于中國大多數民衆來說，講接受西方文化不如說接受西方的啓蒙主義文化更確切一些。在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的鼓動下，繼之而起的否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思潮；以政治手段人爲消滅宗教的思潮；以科學技術和工具理性改換生態、征服自然界的思潮；乃至在政治鬥爭和經濟活動中唯意志論的極“左”思潮，一時甚囂塵上。知識界的某些風雲人物將西方18世紀啓蒙思想家的思想奉爲至寶，使科學主義、技術主義、工具理性萬能的思想占據統治地位，致使中國形成“德先生”退席，“賽先生”專製的局面。民衆對高科技能最終促進社會進步並造福人類的神話深信不疑，缺乏西方後現代主義對科學迷信的批判意識。我國思想界不少人在政教合一的儒家傳統文化氛圍中，形成的思維定勢具有對儒教之外所有宗教的排斥性，他們看不到西方社會人類生存的權利意識是基督教文明的産物。由于人們習慣于將宗教與科學當成對立物，從而以弘揚科學爲旗號對人民的信仰領域進行粗暴的政治幹預，製造現代迷信，這不但給社會埋下動亂的隱患，也延誤了我國現代化的進程。

　　四

　　人們知道，西方從16世紀末到17世紀，科學家曾爲打破基督教神學的黑暗統治爭奪科學生存的權利而鬥爭，1600年天主教會法庭曾對布魯諾施以火刑，1633年又對伽利略進行了野蠻的宗教審判，因之西方18世紀出現反神權的思想啓蒙運動是有特定社會曆史條件的。馬克思早就把中國的傳統政治體製稱爲“家長製的權力”，在這種家長製政體中君權政治一直擺在最突出的位置上，宗教僅是君權政治的工具，從來沒有出現西方社會那種高于君權的神權統治。中國民衆需要爭民權而抑君權，因之孫中山先生的叁民主義可謂擊中中國國情的要害。可惜當時中國的精英人物不能正確理解西方社會文藝複興時期爭人權而抑神權的文化背景，反而忽略對君權專製的警惕去模仿西方批神權求解放的目標，在思想領域盲目接受了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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