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中國的佛教徒，對于自己信奉的佛教，應當提倡人間佛教思想以利于我們擔當新的曆史時期的人間使命；應當發揚中國佛教農禅並重的優良傳統，以利于我們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應當發揚中國佛教注重學術研究的優良傳統，以利于我們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應當發揚中國佛教國際友好交流的優良傳統，以利于我們積極參加增進同各國人民友好，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和維護世界和平的事業。”“我們正在使“人間佛教”的思想與現代人類文化和文明的新趨勢、新水平相結合，力求爲自己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和世界和平事業作出積極的貢獻。”

　　 此外，趙樸初一直重視佛教文化對人間佛教思想所起的推動作用。他說：“數年來，我一直強調佛教文化，我們對傳統的繼承，是運用般若智慧，建立人間佛教，啓迪智慧，淨化人心。”對我國學術界在佛學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他也給予了充分肯定。他以博大的胸懷，指出學者的研究成果對進一步深化人間佛教的認識，有著重要的作用。他說：“各著名大學及研究機構有越來越多的年青一代學者開展對佛教的學術研究工作，不斷發表有關論著，對佛學的具體問題進行探索，並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果。當然，其中有相當數量的論著是從批評佛教的立場出發的。但是，我們注意到：一、論文中肯定佛教的成績和貢獻的趨勢正在日益增強；二批評的矛頭正是指向背離人間佛教宗旨的消極成分。因此，也可以說批評者正是從相反的方面抑製和消除不利因素，爲人間佛教的發揚光大開辟了道路。”

　　二、實踐“愛國愛教”的原則

　　 趙樸初一生追求進步、探索真理，孜孜以求，矢志不移。在近70年的漫長歲月中，他與中國共産黨風雨同舟，親密合作，爲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爲造福社會、振興中華，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貢獻。作爲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對當代中國佛教的建設與發展嘔心瀝血，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20世紀上半葉，受“左”傾思想的影響，特別是在1956年以後，中國佛教受到不公正的對待，當時佛教被當作封建迷信來看待，僧人被迫離開寺廟，佛學研究也基本停滯。“文革”的浩劫，使佛教遭受到近代以來前所未有的損失，寺廟被毀，佛像被砸，僧人還俗，佛界教停止一切活動。1980年，中國共産黨實行了撥亂反正，重新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佛教在中國大地恢複活動。趙樸初在各種場合不斷呼籲落實黨的宗教信仰的政策，不顧年高體弱，南上北下，考察調研，當代佛教在中國大地重新複興，他功不可沒！

　　 趙樸初從青年時期開始，就認真研究社會主義學說，經過漫長的求索，他逐步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産黨最能代表中國勞苦大衆的意志和利益，中國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建成繁榮富強的新社會。他說：“曆史充分證明，沒有共産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社會主義新中國美好的今天和光輝燦爛的明天。沒有黨的領導，我國各族佛教徒就不能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和其他政治權利，就不能保證佛教事業的順利開展。因此，愛國，就必須自覺地接受黨和政府的領導。曆史也充分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社會主義是我們國家走向繁榮富強的必由之路。社會主義製度是已經確立的我們國家的根本製度。在我們佛教徒看來，消除剝削壓迫製度及其帶來的一切罪惡、趨向人類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及其將來的高級階段，乃是我們向往的“人間淨土”。因此，我們無論從公民還是從佛教徒的角度，都應該擁護社會主義，維護社會主義製度，並堅決反對破壞社會主義製度的敵對分子。”

　　 經過寒冬考驗的中國佛教，雖然迎來了百花齊放的春天，但是“左”的思想仍然還有影響，佛教界內部許多人心有余悸，不敢貿然行動。爲了統一佛教界的思想，讓佛教在中國大地再次複興，他結合當時的情況，針對性地提出愛國愛教的思想。1982年，中國佛教協會在南京棲霞寺舉行僧伽培訓班，趙樸初在培訓班開學致詞：“對佛教徒來說，愛國和愛教是完全統一的。愛國不礙愛教，愛教首先必須愛國。我們每一個同學一定首先要明確認識這一殊勝因緣，發大願心，努力學習佛教知識，爭取做一個合格的僧材，將來在佛教工作崗位上發揮應有的作用。”

　　 中國僧人一直是愛國愛教的。他們爲了祖國的強大，爲了繁榮中國的宗教與文化，不辭艱辛到西天印度取經學習，學成之後主動回國，將學到的知識用于中國佛教的建設之中。趙樸初進一步從佛教的義理上深入地闡明了愛國愛教這個問題。他說：“就佛法來說，這是世法與出世法圓融的問題。愛國愛教，是中國佛教一個優良傳統。中國曆代高僧大德，沒有一個不是愛教的，也沒有一個不是愛國的。玄奘西去求法，鑒真東渡傳戒，都是範例。不愛國愛教，玄奘就可長住印度，享受供養，不回長安；不愛國愛教，鑒真也可安養中國，不必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五次東渡日本。他們都是把世法上的愛國與出世法上的愛教統一起來，也就是把世法的愛國與出世法的愛教圓融起來而有當機弘法利生的。如同世法有國才有家一樣。佛教也是有國才有教。佛法住世間，不離世間覺，雖然佛教信仰是超越國界的，但信仰的教徒卻是有國籍的，是愛國家的管理和保護的。在中國曆史上，佛教的興衰和國家的存亡總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佛教總是依靠國家政權的保護和支持，才能弘傳和發展，所以佛教常說要報“四恩”，其中就有“國家恩”和“叁寶恩”，報國恩就是愛國，報叁寶恩就是愛教。佛教又常說轉輪聖王的事，說的就是仁王要護法治國，法王要弘法擴國，拿現在來說，也就是“政治上團結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則。這裏雙方關系是辯證的，主導方面是國家，國家是第一位的。真正愛國愛教也就必然真正愛教，真正愛教也就必然真正愛國。不愛祖國，忘記根本，何以報恩？何以教爲？”又說：“不懂佛教的人往往誤會佛教是消極避世的，甚至有人給佛教扣一個“封建迷信”的帽子。他不知“迷信”二字是一位佛教高僧創造的，“迷信”的對面是“正信”。……總之，佛教從來就是主張愛國的。宋代大慧宗杲禅師是一位著名的愛國僧人，他說“叁世諸佛都是血性男子做的””。愛國愛教是不可分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祖國。對每個佛教徒來說，祖國是自己出生的熱土，是母親的乳汁將自己培養成人。沒有大家就沒有小家，沒有國家就沒有自己的家，沒有家的人，就像一片飄浮的水萍，永遠找不到自己的歸宿。因此在中國曆史上，人們把一直祖國比喻爲母親。葉落歸根，家鄉的黃土割不斷遊子的思念，出門再遠也要回家，飄流海外，最終也要回到生于斯、養于斯祖國。強大的祖國是我們背後的支撐，過去因爲祖國不夠強大，讓我們飽嘗了羞辱，現在強大的中國已經崛起，中國人在世界上揚眉吐氣，世界離不開中國，這是中國人的驕傲，我們爲此感到自豪。中國佛教第一人玄奘法師，就是愛國愛教的典範，他在印度生活學習17年，獲得了很高的殊譽，當時印度戒日王挽留他，但是他拒絕了，最終回到了祖國，致力于翻譯經典和創宗立說的活動。玄奘爲中國的佛教文化做出了巨大貢獻，永遠受到人們的懷念。

　　 宗教是沒有國界的，它可以跨越國家的界限，傳播到世界各地。佛教是一種信仰和一種文化，佛教徒只是選擇了這一信仰，接受了這種文化，沒有辦法選擇出生的國家。國家是有界限的，屬于自己的國家只有一個，僅有宗教信仰沒有國家，仍然是一葉浮萍，沒有根基。所以每個宗教徒首先是要有自己的國家，然後才是信仰自己的宗教；首先是愛國，然後才能是愛教，不愛自己祖國的人，談不上熱愛自己的宗教。趙樸初說：“正確認識愛國與愛教的關系。我們佛教徒自然愛自己信奉的佛教。不愛佛教，那說明你不信仰它，就不成其爲一個佛教徒。對于我們來說，愛教同愛國是統一的，是和諧一致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國，哪有教？沒有社會主義新中國，就沒有我們的宗教信仰自由權利，就沒有我們同其他公民同等的政治權利和社會地位。沒有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沒有佛教事業的興旺發達。對于我們佛教徒來說，把愛教與愛國對立起來是不正確的。”趙樸初特別注意從宗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來闡述愛國愛教的關系，指出宗教界一直是愛國的，愛國主義思想是宗教界的光榮傳統。他說：“開展愛國主義教育，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光榮傳統。中華民族富有愛國主義光榮傳統，這是人所共知的。這裏我要反指出的是，我國宗教界也曆來具有愛國主義光榮傳統，它是構成我們中華民族愛國主義光榮傳統的一個重要部分。我國的五大宗教在其産生或者傳入、演變、發展的曆史長河中，創造了豐富多彩的宗教文化。宗教文化精華是燦爛的中華文明總寶庫中光彩奪目的瑰寶。宗教文化不僅在哲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倫理道德、科學技術等領域結出了豐碩的果實，而且留下了星羅棋布、蔚爲壯觀的文物古迹和博大精深的經典論著。在此，我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宗教文化精華是構成我國一些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主體，宗教還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的載體和渠道。宗教文化孕育了許多思想家、文藝家，被魯迅先生稱爲“民族脊梁”的西行求法的玄奘，爲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貢獻的鑒真，在佛學和科技兩個領域都卓有成就的一行，以及善于吸收和傳播西方科技成果的徐光啓等人，就是他們的代表。宗教文化當然有宗教的內涵，但也有愛國主義內涵。近代一些著名的仁人志士，從譚嗣同、康有爲、梁啓超到章太炎，到瞿秋白都曾經從宗教思想文化精華中吸取過營養。宗教文化是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産，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特別是進行宗教界愛國主義教育的寶貴資源。愛國主義是一個曆史範疇，在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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