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中国的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以利于我们担当新的历史时期的人间使命；应当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应当发扬中国佛教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当发扬中国佛教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增进同各国人民友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我们正在使“人间佛教”的思想与现代人类文化和文明的新趋势、新水平相结合，力求为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

　　 此外，赵朴初一直重视佛教文化对人间佛教思想所起的推动作用。他说：“数年来，我一直强调佛教文化，我们对传统的继承，是运用般若智慧，建立人间佛教，启迪智慧，净化人心。”对我国学术界在佛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他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他以博大的胸怀，指出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进一步深化人间佛教的认识，有着重要的作用。他说：“各著名大学及研究机构有越来越多的年青一代学者开展对佛教的学术研究工作，不断发表有关论著，对佛学的具体问题进行探索，并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果。当然，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论著是从批评佛教的立场出发的。但是，我们注意到：一、论文中肯定佛教的成绩和贡献的趋势正在日益增强；二批评的矛头正是指向背离人间佛教宗旨的消极成分。因此，也可以说批评者正是从相反的方面抑制和消除不利因素，为人间佛教的发扬光大开辟了道路。”

　　二、实践“爱国爱教”的原则

　　 赵朴初一生追求进步、探索真理，孜孜以求，矢志不移。在近70年的漫长岁月中，他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造福社会、振兴中华，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作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对当代中国佛教的建设与发展呕心沥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世纪上半叶，受“左”倾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1956年以后，中国佛教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当时佛教被当作封建迷信来看待，僧人被迫离开寺庙，佛学研究也基本停滞。“文革”的浩劫，使佛教遭受到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损失，寺庙被毁，佛像被砸，僧人还俗，佛界教停止一切活动。1980年，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拨乱反正，重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佛教在中国大地恢复活动。赵朴初在各种场合不断呼吁落实党的宗教信仰的政策，不顾年高体弱，南上北下，考察调研，当代佛教在中国大地重新复兴，他功不可没！

　　 赵朴初从青年时期开始，就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经过漫长的求索，他逐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最能代表中国劳苦大众的意志和利益，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建成繁荣富强的新社会。他说：“历史充分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美好的今天和光辉灿烂的明天。没有党的领导，我国各族佛教徒就不能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和其他政治权利，就不能保证佛教事业的顺利开展。因此，爱国，就必须自觉地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历史也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是我们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制度是已经确立的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在我们佛教徒看来，消除剥削压迫制度及其带来的一切罪恶、趋向人类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将来的高级阶段，乃是我们向往的“人间净土”。因此，我们无论从公民还是从佛教徒的角度，都应该拥护社会主义，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并坚决反对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

　　 经过寒冬考验的中国佛教，虽然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但是“左”的思想仍然还有影响，佛教界内部许多人心有余悸，不敢贸然行动。为了统一佛教界的思想，让佛教在中国大地再次复兴，他结合当时的情况，针对性地提出爱国爱教的思想。1982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南京栖霞寺举行僧伽培训班，赵朴初在培训班开学致词：“对佛教徒来说，爱国和爱教是完全统一的。爱国不碍爱教，爱教首先必须爱国。我们每一个同学一定首先要明确认识这一殊胜因缘，发大愿心，努力学习佛教知识，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僧材，将来在佛教工作岗位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僧人一直是爱国爱教的。他们为了祖国的强大，为了繁荣中国的宗教与文化，不辞艰辛到西天印度取经学习，学成之后主动回国，将学到的知识用于中国佛教的建设之中。赵朴初进一步从佛教的义理上深入地阐明了爱国爱教这个问题。他说：“就佛法来说，这是世法与出世法圆融的问题。爱国爱教，是中国佛教一个优良传统。中国历代高僧大德，没有一个不是爱教的，也没有一个不是爱国的。玄奘西去求法，鉴真东渡传戒，都是范例。不爱国爱教，玄奘就可长住印度，享受供养，不回长安；不爱国爱教，鉴真也可安养中国，不必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五次东渡日本。他们都是把世法上的爱国与出世法上的爱教统一起来，也就是把世法的爱国与出世法的爱教圆融起来而有当机弘法利生的。如同世法有国才有家一样。佛教也是有国才有教。佛法住世间，不离世间觉，虽然佛教信仰是超越国界的，但信仰的教徒却是有国籍的，是爱国家的管理和保护的。在中国历史上，佛教的兴衰和国家的存亡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佛教总是依靠国家政权的保护和支持，才能弘传和发展，所以佛教常说要报“四恩”，其中就有“国家恩”和“三宝恩”，报国恩就是爱国，报三宝恩就是爱教。佛教又常说转轮圣王的事，说的就是仁王要护法治国，法王要弘法扩国，拿现在来说，也就是“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则。这里双方关系是辩证的，主导方面是国家，国家是第一位的。真正爱国爱教也就必然真正爱教，真正爱教也就必然真正爱国。不爱祖国，忘记根本，何以报恩？何以教为？”又说：“不懂佛教的人往往误会佛教是消极避世的，甚至有人给佛教扣一个“封建迷信”的帽子。他不知“迷信”二字是一位佛教高僧创造的，“迷信”的对面是“正信”。……总之，佛教从来就是主张爱国的。宋代大慧宗杲禅师是一位着名的爱国僧人，他说“三世诸佛都是血性男子做的””。爱国爱教是不可分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国。对每个佛教徒来说，祖国是自己出生的热土，是母亲的乳汁将自己培养成人。没有大家就没有小家，没有国家就没有自己的家，没有家的人，就像一片飘浮的水萍，永远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把一直祖国比喻为母亲。叶落归根，家乡的黄土割不断游子的思念，出门再远也要回家，飘流海外，最终也要回到生于斯、养于斯祖国。强大的祖国是我们背后的支撑，过去因为祖国不够强大，让我们饱尝了羞辱，现在强大的中国已经崛起，中国人在世界上扬眉吐气，世界离不开中国，这是中国人的骄傲，我们为此感到自豪。中国佛教第一人玄奘法师，就是爱国爱教的典范，他在印度生活学习17年，获得了很高的殊誉，当时印度戒日王挽留他，但是他拒绝了，最终回到了祖国，致力于翻译经典和创宗立说的活动。玄奘为中国的佛教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永远受到人们的怀念。

　　 宗教是没有国界的，它可以跨越国家的界限，传播到世界各地。佛教是一种信仰和一种文化，佛教徒只是选择了这一信仰，接受了这种文化，没有办法选择出生的国家。国家是有界限的，属于自己的国家只有一个，仅有宗教信仰没有国家，仍然是一叶浮萍，没有根基。所以每个宗教徒首先是要有自己的国家，然后才是信仰自己的宗教；首先是爱国，然后才能是爱教，不爱自己祖国的人，谈不上热爱自己的宗教。赵朴初说：“正确认识爱国与爱教的关系。我们佛教徒自然爱自己信奉的佛教。不爱佛教，那说明你不信仰它，就不成其为一个佛教徒。对于我们来说，爱教同爱国是统一的，是和谐一致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国，哪有教？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就没有我们同其他公民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没有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佛教事业的兴旺发达。对于我们佛教徒来说，把爱教与爱国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赵朴初特别注意从宗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阐述爱国爱教的关系，指出宗教界一直是爱国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宗教界的光荣传统。他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中华民族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这是人所共知的。这里我要反指出的是，我国宗教界也历来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它是构成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国的五大宗教在其产生或者传入、演变、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宗教文化精华是灿烂的中华文明总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宗教文化不仅在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科学技术等领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而且留下了星罗棋布、蔚为壮观的文物古迹和博大精深的经典论着。在此，我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宗教文化精华是构成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宗教还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和渠道。宗教文化孕育了许多思想家、文艺家，被鲁迅先生称为“民族脊梁”的西行求法的玄奘，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鉴真，在佛学和科技两个领域都卓有成就的一行，以及善于吸收和传播西方科技成果的徐光启等人，就是他们的代表。宗教文化当然有宗教的内涵，但也有爱国主义内涵。近代一些着名的仁人志士，从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到章太炎，到瞿秋白都曾经从宗教思想文化精华中吸取过营养。宗教文化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进行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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