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平民教育的主要承擔者——佛寺僧人
喻進芳
《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
一
從客觀上說，南北朝時期，是曆史提供了機會，而佛教寺僧也適時地抓住了機會，擔當起教育平民大衆的任務。爲了說明這一點，不妨追溯一下中古時期教育的現狀和曆史。
中國古代的教育，主要是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學校製度的設立早在殷商就開始了，漢武帝時始設太學，立五經博士，同時在郡國立郡國學，地方設鄉學，從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官辦教育體系。除官辦學校外還有私辦學校，戰國時，私人講學之風已盛極一時，孔子、墨子學徒成百上千，到了漢代，尤其是東漢以後，許多大儒如馬融、鄭玄都設帳授徒，地點固定，私人講學也就變成私立學校。私人講學和私立學校使平民獲得了較多的受教育機會。漢末社會動蕩，王室衰微，官學時興時廢，名多實少，私人講學也因爲儒家經學的衰微和社會的遷播流離而失去了講學環境。
此時的門閥士族在儒學價值的大廈倒塌後，思想日漸消歇、委頓，在自己的小環境裏躲藏起來，或清談自娛、或耽于聲色、或焚香念經、或服藥修道以求長生，早已沒有儒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和意志了。北朝顔之推指出：“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爲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思，悉恣俸祿而食耳。”又說：“晉朝南渡，優借氏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爲令仆以下尚書郎中書舍人以上，典掌機要。其余文義之士，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但是，家庭教育卻被土族階層發揚光大。《顔氏家訓·勉學》稱：“士大夫子弟數歲以上，莫不被教。”“被教”，指的主要是家庭教育。東晉著名的王謝家族，都注重對子女的教育。如謝安在他的家族內部，經常組織以文學爲內容的集會同子弟們一起“講論文藝”。但門閥士族對教育的關注也僅僅停留在家族範圍而已。另外，官辦的學校很少向平民敞開，《宋書·禮志一》記載征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設學官，明文規定：“參佐大將子弟，悉令入學，吾家子弟，亦令受業。……若非束修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負役者，不得爲生。”從入學者的成分看，能進入官學的大多是門閥士族和文武官員的子弟，平民子弟基本被排斥于外，沒有入學的機會。
佛教的衆生平等觀和慈悲觀，使佛教能面向廣大的下層百姓。據《高僧傳》記載：宋釋昙颍“凡要請者，皆貴賤均赴，貧富一揆”；釋僧弼“南居楚颍，十有余年。訓誘經誡，大化江表；釋慧觀“使夫荊楚之民回邪歸正者，十有其半”。齊釋法鏡“誓心弘道，不拘貴賤，有請必行，無避寒暑”；釋慧芬“每行齋會，常爲大衆說法。粱楚之間，悉奉其化”。名僧慧遠曾雲：“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爲要務。”“適道”與“濟俗”二者並提，可見佛教徒爲了廣弘佛法所持的靈活通達的思想。佛教徒爲了傳教，采取不同手段迎合各朝統治者以獲得統治者的支持。例如前、後趙石勒、石虎是武夫出身，文化水平低，名僧佛圖澄專以方術來獲取信任；前、後秦時代，苻堅、姚興文化水平較高，釋道安、鸠摩羅什、僧肇以玄理和文學的造詣獲得信任。《釋道安傳》記載：“安當五胡之亂，南投襄陽，行至新野，謂徒衆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乃令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風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休閑。”安與弟子慧遠等四百余人渡河至襄陽。”道安是當時名僧，他在戰亂時期依靠當權者的決策非常成功，同時又令徒衆向四面八方傳教，確保了佛教的傳播。當統治階級沈迷于自己的小安樂窩時，戰亂中的僧人沒有被苦難所嚇退，而是以宣傳
教義爲己任，努力開創了佛教大興的局面。正因爲如此，錢穆先生認爲，由于上層士族“沒有教育社會的精神和熱忱”，“因此機緣，佛寺與佛僧，正好代之而興，掌握了社會大衆的教育權”。
二
從主觀方面而言，佛寺僧人具備充當平民教育者的條件。
(一)佛寺在南北朝時期的地位特殊
南北朝崇佛之風盛烈，範缜《神滅論》言當時社會“竭財以赴僧，破産以趨佛”。據《高僧傳》記載，東晉時期，道安至襄陽，就得到了習鑿齒、謝安、郗超等名士的供養；其他如支遁、慧遠、竺法汰都受到皇室和名士的禮敬，竺法潛，“中宗元皇，及肅祖明帝、丞相王茂弘、太尉庾元規，並欽其風德，友而敬焉”。南朝時期，各皇室及名士更是禮敬有加，劉宋時期，高僧道生、慧睿、慧觀、道淵、慧琳、僧弼、法瑗、玄暢、慧基、慧覽、法恭、僧亮、慧璩、法願等均受到武帝或文帝的禮重。《南齊書·蕭子良傳》載，競陵王蕭子良“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子良敬信尤笃”。永明中，“招致名僧，講語佛法，造經呗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梁武帝尤其笃信佛法，曾四次舍身入寺。北朝雖然有禁佛事件，但總的看來，曆代帝王還是信奉扶植的。另一方面，由于佛教大行于世，佛寺在經濟上也相對寬裕，如竺僧朗，“慕容德欽朗名行，假號東齊王，給以二縣租稅，朗讓王而取租稅，爲興福業”。釋道安，“郗超遣史遺米千斛，修書累紙，深致殷勤”。關于佛寺受到上層貴族的經濟支持，《高僧傳》中多見記載。另外，佛寺是免征租稅的。而且，南朝喪葬佛事興起，除請佛教徒誦經、祈禱或供養佛事以超度亡靈外，還通過建寺、造像或向寺院、僧侶布施來積德致福，這在一定程度上也給寺廟帶來了經濟效益。因而在南北朝時期，雖然戰亂頻繁，社會動蕩，普通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生命沒有保障，佛寺卻由于受到曆朝統治者的扶持和提倡，成爲一塊不受戰火侵襲的“淨土”，這塊“淨土”使普通百姓超越現實的苦難，獲得精神安慰的同時，也獲得了一些文化教育的機會。
(二)寺僧學識淵博、內外兼修
許多僧人都博古通今，善吟詩作賦，《高僧傳》記載的僧人，很多都是學識淵博之士。前後秦時代，釋道安、鸠摩羅什、僧肇都以玄理和文學見長，例如釋道安，名士習鑿齒在與謝安的書信中對他贊揚備至：“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群書，略皆遍覽，陰陽算數，亦皆能通，佛經妙義，故所遊刃”，又記“安外涉群書，善爲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爲詩賦者，皆依附致譽。……堅敕學士內外有疑，皆師于安”。慧遠“少爲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老莊。性度宏博，風度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後講般若經，客有不明，“遠乃引《莊子》義爲連類，于是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書”；又記“遠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支遁“常在白馬寺與流徙只等談《莊子·逍遙篇》，雲各適性以爲逍遙。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爲性，若適性爲得者，彼亦逍遙矣。”于是推而注《逍遙篇》，群儒舊學，莫不歎服”。支遁的玄言詩寫山水的清音妙景，被時人稱贊，在文學史上開山水詩風氣之先。釋道恒，“遊刃佛理，多所兼通，學該內外，才思清敏”。釋慧觀，“既妙善佛理，探究老莊，精通《十誦》，博采諸部，求法問道者，日不空席”，與朝士賦詩，“觀即坐先獻，文旨清婉，事適當時，琅峫王僧達、廬江何尚之，並以清言至疑，結賞塵外”。釋慧琳，“善諸經及老莊，俳諧好笑語，長于製作，故集有十卷”。釋慧嚴，“著《老子略注》”。這些僧人不僅博涉群書，而且能吟詩作賦，著書立說，足見其文采風流。這些僧人在傳道弘教時自然會把自己的才、學、識、見融彙于中，普通平民信衆可從中學到很多知識。
(叁)佛教徒學習內容較爲寬泛
佛教徒可以在寺廟獲得師父的講習指點，又有機會在寺廟翻閱研習大量的書籍。如東晉時期，佛教徒爲了宣傳教義，經常利用老莊玄學，佛教高僧在收徒授學的同時，也注意讓僧徒廣泛地修習各種文化知識，並不限于對佛典的研習。《高僧傳》卷5記：“釋昙徽，河內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尚其神采，且令其讀書，二叁年中，學兼經史，十六方許剃發。”卷13記：“釋慧昙，丹陽人。出家止瓦官司寺。渎覽經論，涉獵書史。”道安的弟子道立，“以莊、老叁玄，微應佛理”。法汰弟子昙一、昙二，“並博練經義，叉善《老》、《易》，風流趣好，與慧遠齊名”。《弘明集》卷11記：“釋道容，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愛其神采，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齋歸，于彼已誦，師更借本覆之，不遺一字，既嗟而異之，于是恣其遊學。迄至立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同遊心府。”另外，由于佛教徒宣講教義主要用“唱導”的方式，也決定了他們必須博覽群書。這些佛門子弟內外兼修，又得師父的指點，獲得了學習文化知識的機會。
據《魏書·釋老志》統計，六朝時期北魏末年佛寺達到叁萬所，僧尼有二百萬之衆；南朝梁武帝時，笃信佛法，建寺數千；梁朝有佛寺二千八百四十六座，僧尼八萬二千七百余人(見唐法琳《辯證論》卷3、唐道世《法苑珠林》卷120)。梁武帝時期，“僧尼十余萬，……天下戶口幾亡其半”(《南史·郭祖深傳》)。北齊一朝，在僧官管轄下的僧尼有二百多萬人，寺院四萬余座(見唐道宣《續高僧傳》卷8《法上卷》)。據葛劍雄統計分析，從西晉直到南北朝，人口長期維持在兩千萬左右，最少時亦有一千六百多萬。從人口比率看，佛教在當時的影響面相當廣。《梁書·儒林傳·範缜傳》以批判的口吻描述了佛風大行的現象：“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舍縫掖、襲橫衣、廢俎豆、列瓶缽，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于行間，吏空于官府，粟罄于墮遊，貨殚于混木。”換一個角度來理解這段話，可以看到佛教波及面之廣、影響力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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