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平民教育的主要承担者——佛寺僧人
喻进芳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一
从客观上说，南北朝时期，是历史提供了机会，而佛教寺僧也适时地抓住了机会，担当起教育平民大众的任务。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追溯一下中古时期教育的现状和历史。
中国古代的教育，主要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学校制度的设立早在殷商就开始了，汉武帝时始设太学，立五经博士，同时在郡国立郡国学，地方设乡学，从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官办教育体系。除官办学校外还有私办学校，战国时，私人讲学之风已盛极一时，孔子、墨子学徒成百上千，到了汉代，尤其是东汉以后，许多大儒如马融、郑玄都设帐授徒，地点固定，私人讲学也就变成私立学校。私人讲学和私立学校使平民获得了较多的受教育机会。汉末社会动荡，王室衰微，官学时兴时废，名多实少，私人讲学也因为儒家经学的衰微和社会的迁播流离而失去了讲学环境。
此时的门阀士族在儒学价值的大厦倒塌后，思想日渐消歇、委顿，在自己的小环境里躲藏起来，或清谈自娱、或耽于声色、或焚香念经、或服药修道以求长生，早已没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意志了。北朝颜之推指出：“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思，悉恣俸禄而食耳。”又说：“晋朝南渡，优借氏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以下尚书郎中书舍人以上，典掌机要。其余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但是，家庭教育却被土族阶层发扬光大。《颜氏家训·勉学》称：“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被教”，指的主要是家庭教育。东晋著名的王谢家族，都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如谢安在他的家族内部，经常组织以文学为内容的集会同子弟们一起“讲论文艺”。但门阀士族对教育的关注也仅仅停留在家族范围而已。另外，官办的学校很少向平民敞开，《宋书·礼志一》记载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开设学官，明文规定：“参佐大将子弟，悉令入学，吾家子弟，亦令受业。……若非束修之流，礼教所不及，而欲阶缘负役者，不得为生。”从入学者的成分看，能进入官学的大多是门阀士族和文武官员的子弟，平民子弟基本被排斥于外，没有入学的机会。
佛教的众生平等观和慈悲观，使佛教能面向广大的下层百姓。据《高僧传》记载：宋释昙颍“凡要请者，皆贵贱均赴，贫富一揆”；释僧弼“南居楚颍，十有余年。训诱经诫，大化江表；释慧观“使夫荆楚之民回邪归正者，十有其半”。齐释法镜“誓心弘道，不拘贵贱，有请必行，无避寒暑”；释慧芬“每行斋会，常为大众说法。粱楚之间，悉奉其化”。名僧慧远曾云：“释氏之化，无所不可。适道固自教源，济俗亦为要务。”“适道”与“济俗”二者并提，可见佛教徒为了广弘佛法所持的灵活通达的思想。佛教徒为了传教，采取不同手段迎合各朝统治者以获得统治者的支持。例如前、后赵石勒、石虎是武夫出身，文化水平低，名僧佛图澄专以方术来获取信任；前、后秦时代，苻坚、姚兴文化水平较高，释道安、鸠摩罗什、僧肇以玄理和文学的造诣获得信任。《释道安传》记载：“安当五胡之乱，南投襄阳，行至新野，谓徒众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乃令法汰诣扬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风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休闲。”安与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渡河至襄阳。”道安是当时名僧，他在战乱时期依靠当权者的决策非常成功，同时又令徒众向四面八方传教，确保了佛教的传播。当统治阶级沉迷于自己的小安乐窝时，战乱中的僧人没有被苦难所吓退，而是以宣传
教义为己任，努力开创了佛教大兴的局面。正因为如此，钱穆先生认为，由于上层士族“没有教育社会的精神和热忱”，“因此机缘，佛寺与佛僧，正好代之而兴，掌握了社会大众的教育权”。
二
从主观方面而言，佛寺僧人具备充当平民教育者的条件。
(一)佛寺在南北朝时期的地位特殊
南北朝崇佛之风盛烈，范缜《神灭论》言当时社会“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据《高僧传》记载，东晋时期，道安至襄阳，就得到了习凿齿、谢安、郗超等名士的供养；其他如支遁、慧远、竺法汰都受到皇室和名士的礼敬，竺法潜，“中宗元皇，及肃祖明帝、丞相王茂弘、太尉庾元规，并钦其风德，友而敬焉”。南朝时期，各皇室及名士更是礼敬有加，刘宋时期，高僧道生、慧睿、慧观、道渊、慧琳、僧弼、法瑗、玄畅、慧基、慧览、法恭、僧亮、慧璩、法愿等均受到武帝或文帝的礼重。《南齐书·萧子良传》载，竞陵王萧子良“与文惠太子同好释氏……子良敬信尤笃”。永明中，“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梁武帝尤其笃信佛法，曾四次舍身入寺。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信奉扶植的。另一方面，由于佛教大行于世，佛寺在经济上也相对宽裕，如竺僧朗，“慕容德钦朗名行，假号东齐王，给以二县租税，朗让王而取租税，为兴福业”。释道安，“郗超遣史遗米千斛，修书累纸，深致殷勤”。关于佛寺受到上层贵族的经济支持，《高僧传》中多见记载。另外，佛寺是免征租税的。而且，南朝丧葬佛事兴起，除请佛教徒诵经、祈祷或供养佛事以超度亡灵外，还通过建寺、造像或向寺院、僧侣布施来积德致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寺庙带来了经济效益。因而在南北朝时期，虽然战乱频繁，社会动荡，普通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生命没有保障，佛寺却由于受到历朝统治者的扶持和提倡，成为一块不受战火侵袭的“净土”，这块“净土”使普通百姓超越现实的苦难，获得精神安慰的同时，也获得了一些文化教育的机会。
(二)寺僧学识渊博、内外兼修
许多僧人都博古通今，善吟诗作赋，《高僧传》记载的僧人，很多都是学识渊博之士。前后秦时代，释道安、鸠摩罗什、僧肇都以玄理和文学见长，例如释道安，名士习凿齿在与谢安的书信中对他赞扬备至：“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览，阴阳算数，亦皆能通，佛经妙义，故所游刃”，又记“安外涉群书，善为文章。长安中，衣冠子弟为诗赋者，皆依附致誉。……坚敕学士内外有疑，皆师于安”。慧远“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老庄。性度宏博，风度朗拔，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后讲般若经，客有不明，“远乃引《庄子》义为连类，于是惑者晓然，是后安公特听慧远不废俗书”；又记“远讲《丧服经》，雷次宗、宗炳等并执卷承旨”。支遁“常在白马寺与流徙只等谈《庄子·逍遥篇》，云各适性以为逍遥。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于是推而注《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服”。支遁的玄言诗写山水的清音妙景，被时人称赞，在文学史上开山水诗风气之先。释道恒，“游刃佛理，多所兼通，学该内外，才思清敏”。释慧观，“既妙善佛理，探究老庄，精通《十诵》，博采诸部，求法问道者，日不空席”，与朝士赋诗，“观即坐先献，文旨清婉，事适当时，琅峫王僧达、庐江何尚之，并以清言至疑，结赏尘外”。释慧琳，“善诸经及老庄，俳谐好笑语，长于制作，故集有十卷”。释慧严，“著《老子略注》”。这些僧人不仅博涉群书，而且能吟诗作赋，著书立说，足见其文采风流。这些僧人在传道弘教时自然会把自己的才、学、识、见融汇于中，普通平民信众可从中学到很多知识。
(三)佛教徒学习内容较为宽泛
佛教徒可以在寺庙获得师父的讲习指点，又有机会在寺庙翻阅研习大量的书籍。如东晋时期，佛教徒为了宣传教义，经常利用老庄玄学，佛教高僧在收徒授学的同时，也注意让僧徒广泛地修习各种文化知识，并不限于对佛典的研习。《高僧传》卷5记：“释昙徽，河内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尚其神采，且令其读书，二三年中，学兼经史，十六方许剃发。”卷13记：“释慧昙，丹阳人。出家止瓦官司寺。渎览经论，涉猎书史。”道安的弟子道立，“以庄、老三玄，微应佛理”。法汰弟子昙一、昙二，“并博练经义，叉善《老》、《易》，风流趣好，与慧远齐名”。《弘明集》卷11记：“释道容，汲郡林虑人。十二出家，厥师爱其神采，先令外学，往村借《论语》，竟不斋归，于彼已诵，师更借本覆之，不遗一字，既嗟而异之，于是恣其游学。迄至立年，才解英绝，内外经书，同游心府。”另外，由于佛教徒宣讲教义主要用“唱导”的方式，也决定了他们必须博览群书。这些佛门子弟内外兼修，又得师父的指点，获得了学习文化知识的机会。
据《魏书·释老志》统计，六朝时期北魏末年佛寺达到三万所，僧尼有二百万之众；南朝梁武帝时，笃信佛法，建寺数千；梁朝有佛寺二千八百四十六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余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3、唐道世《法苑珠林》卷120)。梁武帝时期，“僧尼十余万，……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南史·郭祖深传》)。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余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8《法上卷》)。据葛剑雄统计分析，从西晋直到南北朝，人口长期维持在两千万左右，最少时亦有一千六百多万。从人口比率看，佛教在当时的影响面相当广。《梁书·儒林传·范缜传》以批判的口吻描述了佛风大行的现象：“惑以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故舍缝掖、袭横衣、废俎豆、列瓶钵，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堕游，货殚于混木。”换一个角度来理解这段话，可以看到佛教波及面之广、影响力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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