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社会上的很多平民子弟，由于生活无着或笃信佛法，进入寺庙充当僧人，在寺院得到师父的指点，接触到以佛经为主的文化典藉，又能与同门师兄弟互相切磋，无形中使一大批僧人受到了文化教育，仅从佛教僧人的人数看，受教育面就已相当大。
三
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都具有浓厚的文学艺术性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足以化洽蒙昧、启迪人心。
(一)传播方式—— 演义式的“唱导”
佛教寺僧行走自由，可以广弘佛法。为了吸引和教化民众，允许宣讲者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方法和法门，佛教把这些手段统称为“方便”。《法华文句》卷3对“方便”的解释是“方便者，门也；门名能通，通于所通，方便权略，皆是到因，为真实门”。也就是说，“方便”是引人登堂入室，领悟佛教真谛的具体手段。在传播过程中，佛教徒主要通过唱导等形式向信众宣传教义，演义不同于解释，它更强调一定程度的艺术加工。唱导师除了具备广博的知识，“商榷经论，采擢书史”外，还要有即兴创作、随缘发挥的能力。关于“唱导”，《高僧传·唱导论》云：“唱导者，盖以宜唱法理，开导众心也。……夫唱导所贵其事四焉：谓声辩才博。非声则无以警众，非辩则无以适时，非才则言无可采，非博则语无依据。至若响韵钟鼓，则四众警心，声之为用也。辞吐后发，适会无差，辩之为用也。绮制雕华，文藻横溢，才之为用也。商榷经论，采撮书史，博之为用也。”这段文字告诉我们，
当时的唱导注意到了如下几点：① 声音的感染作用，“若能精达经旨，洞晓音律。三位七声，次而无乱；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间起掷蘧举，平折放杀，游飞却转，反叠娇弄。动韵则流靡弗穷，张喉则变态无尽。故能炳发八音，光扬七善。”总之，借音律的深妙婉转来“起畅微言，怡养神性。……令人乐闻。”萧齐时高僧释昙凭：“诵《三本起经 ，尤善其声。……每梵音一吐，辄鸟马悲鸣，行途住足。”即是说声音的感染作用之大。②论辩讲求适时，在论辩过程中阐明观点，驰骋口才，能当时当地灵活应变，随缘发挥即兴创作。所谓“言无预制，发响成制”。刘宋时释昙宗：“少而好学，博通众典。唱说之功，独步当世。……辩口适时，应变无穷。”③ 用生动形象的故事、譬喻、史诗、偈子来诱导信众，颇具文学色彩。释慧严，“博涉经典，……发响含奇，制无定准，修章折句，绚丽分明”。“绚丽”二字体现了通过文学艺术加工而获得的动人心弦的效果。④ 引经据典，阐释佛经，眼界广阔。萧齐释昙智：“性风流善举止，能谈庄老。经论书史，多所综涉。既有高亮之声，雅好转读”。其实，像释昙智这样同时精通佛老，又具备丰富的文史知识的僧人很多，高僧道安、慧远、僧肇等都是内外兼修，精通玄理和文学。正是由于佛教僧人在学识上不囿于自家园地，广泛涉猎，因此在讲经的过程中就可以纵横捭阖，揉进多种历史文化知识。另外，唱导还注意了对象的不同，“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这说明佛教寺僧在唱导佛经时注意“知时知众”的针对性，对下层百姓采用浅近易懂的方法。由于唱导是演义式的，自然可使闻之者“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库，碎首陈哀”。唱导的唱词有些是传承下来的，有些则是应时编成的，这些口头形式的讲经融合了佛教经论中的故事、寓言以及中国本土的一些寓言、传说，渗入到帝王、士人和百姓的心中，特别对失去受教育机会的下层民众起到了一定的文化熏陶作用。
(二)传播内容—— 浓厚的文学艺术色彩
1．文学方面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虽然是以满足人们心里需求的宗教形式而出现的，但当传播者面对文化水平较低的民众时，就不能用抽象的说理形式进行讲说，而是采用故事和寓言等形式，把抽象的佛教理论具体化、形象化，因此，佛教徒特别注重以文学语言这种形式来宣传佛教。《法华经·序品》载佛言：“我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诸法。”汉译佛典中的譬喻经，既有内容详尽的传奇故事，也有篇制短小的寓言，颇具文学色彩，如被鲁迅先生极为重视并出资刊印的《百喻经》，另外还有《杂譬喻经》、《杂宝藏经》、《贤愚经》等。如《百喻经》中的故事《蹋长者口喻》：“昔有大富长者，左右之人欲取其意，皆尽恭敬。长者唾时，左右侍人以脚蹋却。有一愚者，不及得蹋，而作是言：“若唾地者，诸人蹋却。欲唾之时，我当先蹋。”于是长者正欲咳唾，时此愚人即便举脚，蹋长者口，破唇折齿。长者语愚人言：“汝何以故蹋我唇口
”愚人答言：“若长者唾出落地，左右谄者巳得蹋去。我虽欲蹋，每常不及。以此之故，唾欲出口，举脚先蹋，望得汝意。”凡物须时，时未及到，强设功力，反得苦恼。以是之故，世人当知时与非时。”此寓言阐明的佛教教义在最后一句，但大量的篇幅，都在用文学手法叙述故事，写得深入浅出、亲切生动，人们除了领悟它表现的宗教旨趣外，还可以欣赏它完整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生动的心理活动。另外，它还携带着大量的社会生活信息—— 世人的谄媚阿谀、愚人的弄巧成拙等等，让人在讥笑愚人愚不可及时，又看到社会风气的败坏。佛教还经常用叙事文体来宣扬教义。如《杂宝藏经》卷10的《婆罗们妇欲害姑缘》，用情节生动的故事来宣扬因果报应，与生活紧密相连，反映了人们对那些不尽孝道的恶人的痛恨。其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惟妙惟肖，情节上起伏跌宕，峰回路转足以打动人心。佛教史诗和佛本生故事也具有叙事文学的性质，如《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内容丰富、情节完整、形象鲜明，这两大史诗的文学原型在佛教经论的翻译中，被介绍到中国。《佛本生经》以佛的前生为骨架，把几百个流行的民间故事汇集起来，内容非常丰富。除此之外，许多佛经的译本具有文学性，如佛陀跋罗译的《华严经》、鸠摩罗什译的《维摩诘经》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佛教的“净土思想”，为了向广大众生展示天国的诱人魅力，其文学性的描述简直是天花乱坠。《阿弥陀经》描述的西方乐土是：“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是故彼国名为极乐……四边阶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楼阁，亦有金、银、琉璃、玻、砗蟝、赤珠、玛瑙而严饰之。池中莲华，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洁。”《无量寿经》“泉池功德”篇描写阿弥陀佛的讲经殿堂：“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华果恒芳，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覆于池。出种种香，世无能喻。随风散馥，沿水流芳。”清池流水，果树飘香，光摇影动，真是一幅让人流连的山水画图!又“受用具足”篇写居室“称其形色，宝网弥覆，悬诸宝铃，奇珍妙异，周遍校饰。光色晃耀，尽极严丽。搂观栏楯，堂宇房阁，广狭方圆，或大或下”，居室的装饰华美精致，历历如在目前，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像这样具有文学色彩的描写俯拾即是，的确可让人得到美的享受。总之，佛教向人们宣扬宗教的人生观、道德观，“谈无常”、“语地狱”、“征昔因”、“谈逸乐”、“叙哀戚”，用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故事或寓言来打动人心，具有强烈的文学色彩；同时，佛教经论中的故事和寓言原型，其根源又是社会心理和历史文化的，因此，这些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的文学或本身即是佛教文学的故事、寓言、譬喻、史诗结合着中国本土文化而走入了千家万户，在无意中为下层百姓提供了一些文化教育的机会。
2．艺术方面
佛寺既是佛教教义的重要载体和传媒，也是佛教艺术的重要载体和传媒。南北朝时期佛寺、石窟大量修建，有关佛教题材的绘画和雕塑借佛寺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比之佛教题材的文学作品，建筑、绘画和雕塑具有可视性、公开性、开放性，更有利于传播，接受者不需要什么文化水平就可以理解和接受，因为它们都属于视觉艺术，依靠视觉就可以得到传播。拿东晋来说，宗教和文艺关系密切，许多书法、绘画、雕塑作品都是借佛教得以传播。如东晋著名的画家顾恺之在瓦官寺创作壁画维摩诘像的时候，观者如堵，画完之后，观赏的人更多。又如戴逵在瓦官寺创作的文殊菩萨像也是妇孺皆知，这里当然有名人效应，但艺术却借宗教而得以传播到下层平民百姓那里。南朝的佛寺建筑很多，《南史·郭祖深传》载梁武帝时，“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北朝佛教更重视佛寺艺术的宣教作用，如著名的莫高窟，以彩塑、壁画最为出名，彩塑多属佛教人物及其修行涅槃的故事人物造像。北魏时期的壁画题材主要有诸佛菩萨、天王及其说法相，佛经故事画，各民族传统的神话和各种装饰图案。从壁画可以看到各阶层的各种社会活动，如帝王出行、农耕渔猎、冶铁酿酒、商旅往来、使者交会、歌舞百戏、弹琴奏乐等，西方学者将之称为“墙壁上的图书馆”。当下层平民观赏这些宣扬宗教思想的艺术时，这其问包含的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方面的知识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走进了平民百姓的心中，使他们扩大了眼界。
正因为如此，南北朝时期的下层平民，由于佛教的大兴而获得了一定的文学艺术的熏陶。虽然佛教的最初目的是宣扬其宗教思想，但从客观效果上看，佛教的确充当了教育平民大众的角色。
《南北朝平民教育的主要承担者——佛寺僧人(喻进芳)》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