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兴未艾的台湾僧教育
--台湾解严后佛学院所崛起原因初探
何锦山
从1948年慈航法师于中场圆光寺开办台湾第一所佛学教育机构——台湾佛学院至今，台湾已开设了八、九十所佛学院所，今天有影响的仍有三十余所。台湾当代佛教的兴盛与台湾佛学院所关系密切，当代台湾佛学院所的崛起，提升了台湾僧人的素质，培养了台湾大批住持佛教人才，促进了台湾宗教师资的养成，开拓了台湾佛教徒的视野，对台湾佛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台湾佛学院所在解严后迅速崛起、规模日益扩大、影响力日增，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佛教界对佛教教育的长期投入与关注
光复以来台湾佛教教育未曾中断，为解严后的佛学院所兴盛打下了一定基础。光复以来台湾不同程度地办过各种佛学院校，后或因经济原因、或因政治原因、或因出家人自身原因，断断续续，有的时间较短，有的长些，只有少数能坚持下去，但一直未曾中断，此起彼伏。其陆续创办的佛学院校如:1953年新竹狮头山元光寺主持会性法师创办佛学院，1957年新竹一同寺住持玄深尼师创办女众佛学院，1957年高雄佛教莲社道宣法师创办华严学院，1957年新竹青草湖灵隐寺住持无上法师创办男众佛学院，1958年台中灵山寺创办灵山佛学院，1958年台中佛教会馆住持妙然尼师创办佛学研究社，1958年玄妙法师于台北圆觉寺创办佛学专修班，1961年新竹青草湖福严精舍正式改称福严学舍，为收容高级班学僧的僧伽教育机构，1961年台中宝觉寺所办台中佛学书院第二届毕业，1962年台南竹溪寺创办竹溪佛学院，1963年屏东东山寺住持圆融尼师创办东山佛学院，1963年临济寺贤顿法师创办戒光佛学院，1963年台中南普陀佛学院国强法师招收寄听学生，1964年台中慈明寺圣印法师创办慈明佛学院，1965年高雄寿山寺住持星云法师创办寿山佛学院，1965年台北县树林镇海明寺创立海明佛学院，1965年台湾第一座佛学研究所于阳明山中国文化学院成立，1965年基隆月眉山正觉佛学院成立，1967年台北慧日讲堂及北投法藏寺联合创办太虚佛学院，1967年高雄阿莲光德国寺净心法师创办净觉佛学院，1967年新竹莲华寺创办菩提女众佛学院，佛光山宗务委员创办佛教丛林学院，1974年彰化县大城乡古严寺白云法师创办大智佛学院，1975年台北华严莲社创办华严专宗学院，1976年三重市慈云寺创办中国内学院，1976年高雄寿山法兴寺创办寿山内学书院，1979年屏东东山寺创办东山佛学院，1979年台中南普陀寺创办佛学院。
解放前的台湾佛学院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光复后至六十年代中期，其存在问题，正如圣严法师在《今日台湾佛教及其面临的问题》所指出的：“一般师资水平都很低，有的学院老师及学生连国语都不会，而用台语授课；有的学院录取学生的标准，仅能写出自己的姓名就可。所以，大多数于三年毕业之时，无任何优异成绩可现。”圣严法师还具体指出:“在台湾的佛学院，为什么办不长久
为什么造就不出较多的人才，原因实在很多。一、办学宗旨问题：为造就人才而办学，这在所有的学院都是相同的。为谁造就人才就有点问题了，一般寺院办学的目的，是为增加人众，以办学之名，可以吸收外来的青年，毕业时可以吸收外来的青年，毕业时至少有部份便会成为此一寺院的一分子，同时也可避免寺内青年的外流。二、教材的问题：“一处毕业，处处毕业”。这是对二十年前大陆时代办佛教教育的讥评，但是这顶帽子，仍适合今日台湾佛教教育的情况。许多的学院与学院之间，所谓你是低级我是高级，乃是在学生的平均水准，却不在于学院授课的本身。因为从台湾北部到台湾南部，能够授课学课的法师和居士，就是这么几位，他们所能教授的科目，也就这么几门。”由于经济困难、生源不足、教材缺乏、师资难聘，这一时期僧教育困难重重。但始终能坚持办下来的原因，除了法师的努力外，与当时社会环境有关。当时出家青年大多来自中下级农村，此时台湾因经济原因，教育尚未普及，因此他们大多未受过较好教育，求知心切。能有地方安心读书，衣食无优，无疑是一件好事。因此当教育水平虽然不高，却也因符合当时学生实际而得以时续时断地维持下来。六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前期，是台湾佛学院发展的第二时期。台湾经济开始起飞，信徒们有更充裕的钱财捐舍寺院，人们教育水平也有提高，这时佛学院校在质量上开始提高，并注意顺应时代进行改革，如1976年创办的寿山内学书院，开始教授大学程度课程，招收高中毕业生。1975年佛光山将佛光山丛林大学改办中国佛教研究院，1974年台中慈明佛学院扩充改称台中中华佛教学院，1979年基隆灵泉寺的正觉佛学院改制为华文佛教学院。教师队伍也得到充实，校舍图书等硬体设施也有了很大的改观。这些都为解戒后佛学院所的兴盛打下了基础，埋下了伏笔。
与台湾僧教育一直未曾中断同时，佛教界长期一直关注佛教教育，在理论上做了有益探讨，在舆论上进行了有力的呼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至今，台湾有关刊物发表了百余篇研讨、呼吁僧教育文章，主要可分为三大类：
(一) 佛教教育研究与应用。有代表性的如:柳絮《佛学与佛教教育》(《菩提树》第349期)，王冬珍《佛性、佛法、佛曲与佛教教育》(《海潮音》65卷8期)，朱际镒《从佛家教义和时代背景谈佛教教育》(《海潮音》65卷8期)，晓云《佛学之基本原理与施教方便》(《哲学年刊》3期)，林珈汶《佛陀有言及无言的教育》(《华梵佛学年刊》3期)，慧广《我对佛教教育的看法》(《中国佛教》33卷7期)，陈长春《佛教教育思想》(《中国佛教》28卷9期)，陈松柏《佛教思想及其教育理论》(上下)(《慧炬》292－293期)，陈仁春《佛教教育与人文思想的教育精神》(《华梵佛学年刊》5期)，张廷荣《熏习十义——佛教精深的教育心理(复兴佛教教育之二)》(《海潮音》58卷11期－59卷1期)，修慈《修习“觉观自在”——以调摄身为佛教心理教育之重心》(《海潮音》65卷7期)，陈娟珠《唯识熏习在教育上之启导》(《华梵佛学年刊》6期)，郑石岩《佛学教育心理学》(《慧炬》306期)，晓云《般若禅转识教育论》(《华梵佛学年刊》1期)。
(二) 僧教育与佛学教学。有代表性的如:无家《没有完善的僧教育佛教如何能好起来》(《菩提树》347期)，宽静《论太虚大师办僧教育之理想》(《菩提树》374－375期)，宏印《从因缘谈僧教育》(《菩提树》380期)，宏印《僧教育当言》(《菩提树》385期)，如悟《从僧伽教育的历史回顾谈佛教教团培育后继人才的理论与实践》(《狮子吼》26卷3期)，慈悟《论佛教僧教育》(《海音潮》70卷11期)，昭慧《从太虚对僧教育之改革评现代中国僧教育之发展趋向》(《狮子吼》29卷1期)，能融《早期佛教僧众教育略谈》(《中华佛学研究》4期)，宏印《谈僧教育》(《菩提树》315期)，成一《佛教教育的学制与课程内容之探讨》(《海音潮》65卷7期)，李孟翰《现代佛教学院课程之婆订与师资培养刍议》(《海音潮》65卷8期)，姚荣龄《振兴佛教与大学教育》(《菩提树》27卷7期)，黄运喜《理想中的佛学系、佛学研究所教育》(《中国佛教》31卷1期)，江灿腾《为台湾佛教高等教育把脉》(《当代》37期)，李孟翰《点灯与传灯者——试论佛教理想中的大学与教师》(《华梵佛学年刊》6期)，陈西臣《谈佛教教育的内容及方法》(《海潮音》65卷7期)，吴丽玉《传统丛林教育的衰微——现代佛学教育的革新》(《菩提树》469期)。
(三) 佛教教育与现代社会。有代表性的如:张廷荣《严师王典型——复兴佛教教育十论之二》)(《海潮音》58卷10期)、《佛教教育扎下三个根基——复兴佛教教育十论之四》(《海潮音》59卷2期)、《主要外语及时代新知如何加强教学法——复兴佛教教育十论之五》(《海潮音》59卷4期)，晓云《禅林现代化对现代教育之启示(上、下)》(《狮子吼》17卷10－11期)，李志夫《论现代教育应对佛教教育之新反省》(《海潮音》65卷7期)，李载昌《现代社会之佛教教育》(《海潮音》65卷7期)，彭震球《现代教育与唯识学》(《海潮音》65卷7期)，智益《如何发现现代佛学教育与科学佛法》(上、中、下)(《慧炬》250－252期)，宏一《觉性教育于现时代之启示》(《华梵佛学年刊》5期)，BechertHeinz《佛教教育两个目标》(《华梵佛学年刊》6期)，邱敏捷《开放社会中佛化子女教育的调适》(《狮子吼》31卷4期)，邱建成《当前社会现象与佛教育的考察(1－5)》(《狮子吼》31卷8期－32卷1期)。这些文章中有的从历史或理论上探讨佛教教育，有的提出了佛教教育中的各方面问题，不仅在佛教界引起共鸣和关注，也在社会上造成一定影响，形成一定阵势，为台湾佛教教育做了某种程度上的理论探索和经验总结。
积极召开各种类型的佛教教育研讨会，为佛教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就多次召开佛教教育研讨会，积极探讨发展佛教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如1983年9月，华梵佛学研究所主办了第三届国际佛教教育研讨会，来自美、比、日、韩、菲等国的六十多位人士参加大会。1988年7月，佛梵佛学研究所主办了第六届国际佛教教育研讨会，来自美、英、西德、法、比、意、印、泰等国学者参加了会议。1988年8月，圆光佛学院举办了第一届全台湾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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