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教育宗旨與內容初探
張捷
東北師大學報
佛教自東漢末傳入中國, 經兩晉南北朝的發展至唐, 已形成了具有中國化的佛教思想體系。與此同時, 佛教教育也得到了空前的繁榮與發展。但對佛教教育思想與實踐的研究、探討, 至今在教育史學界仍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本文試就唐代佛教教育的宗旨、內容, 及其對唐代政治、科學文化、世俗教育的影響談幾點看法。
一、“ 人人能成佛”的教育宗旨
“成佛”乃是佛教教育的基本宗旨, 也是佛教徒們宗教修行所要達到的根本目的。但人能不能成佛, 哪些人能成佛，成佛是在當世, 還是在遙遠的將來，這就成爲佛教教育的中心問題, 即佛性說所要解決的內容。佛教在唐代出現的不同宗派都論證了在客觀世界的背後有一個永恒不變的本體,一切具體的存在都是它的顯現或由它派生的。這個絕對的本體, 稱爲“佛性”,也稱爲“佛界”。“界”有“因”, 即質因、因素的意義。佛教各宗都屬大乘佛教, 認爲衆生均有成佛的因素, 成佛的可能, 即衆生都可以成就佛果。佛教各宗正是通過對“佛性說”的闡發, 從理論上爲“人人能成佛”的教育宗旨尋找到了依據。
天臺宗的佛性說充分肯定了人人都有佛性。其中興人物湛然竭力宣傳“無情有性”說,認爲一切事物是佛性的具體體現, 變化的事物又分有情衆生與無情之物, 佛性寓一切事物之中。天臺宗還強調佛性是先天的, 有善、惡之分, 修習的行爲也有善惡之別。天臺宗的佛性說不僅肯定了人人有佛性, 而且創造性地闡發了“佛性”有善惡之分, 注重教育佛徒修善止惡, 修身成佛, 顯示與證明了佛教教育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華嚴宗認爲“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並提出“頓悟成佛”的主張。一般人之所以不能覺知常住清淨的佛性, 是因爲被世間的所謂妄相所翳的緣故。只要破除妄相, 接受佛教的宗教世界觀, 佛性就顯現在眼前。所以, 人的思想一旦覺悟, “離妄覺真”, 雖不脫離塵世, 同樣可以成佛。華嚴宗的佛性說指明了一條身不離現實世界, 而能從精神上進入天國的道路。這就擴大了修習範圍, 加強了精神修養, 對社會上的每一成員都有強大的引力, 使佛教教育對象驟增。
禅宗南宗的佛性說, 更進一步闡述了佛性是人人具有的, 佛性就是人的本性。既然佛性人人具有, 爲什麼又有佛與衆生之別呢？衆生成佛的途徑又在哪裏？慧能認爲, 佛與衆生之別就在于對自性的“悟”與“迷”,“自性若悟, 衆生是佛；自性若迷, 佛是衆生。” 從“迷”, 到“悟”就是成佛的過程,“若識本性, 一悟即至佛地”,“一聞言下便悟, 頓見真如本性”。這就是慧能的“頓悟成佛”,“見性成佛”之說, 成爲影響後世的重要理論。慧能還認爲, 人有了這種內心的神秘覺悟, 無論處于何種環境, 都可進入西方極樂世界, 爲此一切外在的宗教形式都是不必要的。這使佛教教育由注重外在教理的說教而轉向內心世界的開示, 教育目標由神化的形象具體到現實中的人, 進一步促使佛教教育面向衆生, 打破了佛教的傳統, 充滿民俗特色；但其迷信成分也越來越重。慧能後, 禅宗不斷分化, 佛性說也不斷發展, 更突出地體現了佛教教育面向現實, 爲現實服務的特點, 教育宗旨更加明確, 成佛的途徑也更加廣泛。
唐代佛教各宗之所以提出“人人能成佛”的教育宗旨, 在于教育作爲一定社會的上層建築, 它是爲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服務的。也就是說, 一定社會的教育要反映一定社會的現實需要, 否則它將失去存在的價值, 甚至無法存在。任何一種教育宗旨的産生與存在都是如此, 佛教教育宗旨亦不例外。唐代佛教各宗正是基于滿足勞動人民要求擺脫苦難, 追求自由、幸福的願望, 在精神上給人民以寄托，又適應了統治者利用佛教達到精神上控製人民的目的, 創造性地對教育宗旨的理論基礎——佛性說進行了闡發, 提出了“人人能成佛”的教育宗旨。由于佛教教育具有超傳統教育的廣泛社會性, 從而擴大了佛教教育的影響, 這有利于唐代政治的安定, 人心向善的社會風氣的形成。這就是以“佛性”爲基點的佛教教育的客觀積極意義所在。但也要清楚地看到, 佛教教育宗旨確立的基點——佛性說, 即關于人有沒有佛性, 人能否成佛的問題, 其本身是荒謬的。無論是現世, 還是來世能成佛，部分人有佛性或人人有佛性, 都是不現實的說教。因爲要想在佛國樂土中享受自由、平等、幸福, 在彼岸世界裏獲取一切, 那是永遠達不到的。因此說, “人人能成佛”的佛教教育宗旨是唯心主義的。
二、以教義宣傳爲主的教育內容
佛教教育的宗旨爲培養僧徒確定了方向, 明確了教育對象在佛教教理、宗教修養、行爲訓練諸方面的要求。但要保證教育宗旨的實現, 則有賴于教育內容的選擇。佛教教育自傳入至唐, 一直是爲地主階級服務的, 其內容不外乎是宗教教義的宣傳, 借以向僧衆灌輸佛教的人生觀與道德觀, 爲配合傳教的需要, 還向僧衆傳授一些自然科學知識。但隨著曆史的發展, 唐代佛教教育內容是比較豐富的, 體現了時代的特色。
(一)宣傳佛教教義
佛教教義的宣傳乃是佛教教育的基本內容。佛教教義可總稱爲“叁藏”, 即包括經、律、論叁部分。經就是佛教經典；律就是佛教的戒律、軌範；論則爲對經典的注疏及對某些義理的闡述與發揮。印度佛教的整個學說只解決一個問題, 即最後的解脫, 因而佛教學說也可稱“解脫論”。這種“解脫論”包括兩部分, 一因二果, 這在釋迦時代即已確定, 兩千年來, 佛徒們爲論述這種“因”, 與“果”, 寫下了數千卷書。唐代佛教學者從現實社會中搜集片斷資料, 並根據現實需要, 對上述早巳確定的學說加以證明並構成學說體系。唐代佛教各宗均依經而論, 闡發其思想, 宣揚其學說, 標本宗義, 自立法門。
天臺宗誦《法華經》。中興人物湛然“至是始以處士傳道, 學者悅隨, 如群流之趣于太川也。”“當大兵大饑之際, 揭曆法流學徒愈繁”,“蓋受業身通者, 叁十有九僧, 缙紳先生, 高位崇名, 屈體承教者, 又數十人, 師嚴道尊遐迩歸仁。”(《宋高僧傳·卷六·湛然傳》)
華嚴宗以《華嚴經》爲木。四祖澄觀“春秋七十余, 傳法者一百許人, 余堪講者千數”。(《宋高僧傳·卷五·澄觀傳》)
禅宗在五祖弘忍前以《金剛般若經》爲本。六祖慧能時曾于曹溪“大梵寺講堂爲衆說法, 僧尼道俗集者千余人, 門人法海編錄其法語, 又加入後來法語, 即世所行《法寶壇經》。”(《中國佛教·二·慧能》)此經由其弟子神會改編而成傳宗典據, 慧能弟子衆多, 他們得法後, 各爲一家。
譯經大師玄奘所創唯識宗傳法相唯識、俱舍、因明等學。其門人較多, 著名的有神昉、嘉尚、普光、窺基, 稱玄門四神足。尤窺基17歲得玄奘指導而出家, 常侍左右, 25歲參加譯場,勤于著述, 有“百部疏主”之稱。窺基、圓測、神昉、嘉尚、普光爲法相之名宿；普光、法寶、神泰則稱俱舍叁大家；窺基、神泰又以因明學見稱。
唐代佛教各宗的教育是以教義宣傳爲其主要內容, 在教義宣傳中, 各宗都培養了大批有學問的高僧, 不僅促進了佛教教育本身的發展, 而且促進了哲學等領域的擴大, 如因明學的研究, 就是對邏輯學的貢獻。教義的宣傳, 使因果報應論盛行于民間。由于佛教教義是圍繞唯心主義的思想而展開的, 因而它對受教者在精神上具有麻痹、腐蝕作用。
(二)宣傳宗教人生觀
佛教教育通過教義的宣傳, 向受教者灌輸宗教人生觀。佛教的人生觀是佛教徒的一般社會生活條件和特殊宗教生活需要的一種主觀反映。這種人生觀一旦形成, 便具有相對獨立性,能支配僧侶的行動, 影響周圍的群衆。唐以來, 佛教走向中國化, 其人生觀則認爲人可以不脫俗、不禅定, 即世而出世。但人生觀的基本點是不變的, 即希冀來世達到解脫的來世主義人生觀。其核心內容是因果報應, 生死輪回之說。
人生觀教育是佛教教育的核心內容。通過這種人生觀的教育, 使佛徒們建立堅定的宗教信仰, 把佛說致爲真理而服膺, 把釋迦視爲真理的化身、唯一的真神來膜拜。這種人生觀教育, 從精神上俘獲了民衆, 麻痹了人民的鬥志, 使他們易安于現狀, 安于唐統治者的剝削與壓迫。這是宗教人生觀教育的消極作用。但這種人生觀教育要人們寄希望于未來, 認爲今世的善行, 在來世則會得到好報, 即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因而在生活中諸惡莫作, 衆善奉行,以求成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教會人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 自己創造自己的未來。
(叁)宣傳宗教道德觀
人們確定了人生觀, 也就從根本方向和態度上決定了道德行爲與道德品質。佛教要解決人生問題, 就不能不涉及到人與人的關系, 從而便産生了佛教的道德觀, 即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對待他人, 以及出家人與在家人應遵守什麼樣的戒律。佛教道德觀是以般若爲先導, 以利他爲基礎, 以慈悲爲根本。從利他主義出發, 主張怨親平等, 無分親疏, 利樂一切衆生,救濟一切衆生。這就是佛教道德觀最根本的內容。但佛教的道德觀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而是一定社會曆史、生活條件的産物。印度佛教道德觀認爲只有把人世間一切世俗關系勘破, 修身利他, 慈悲爲懷, 才能免于輪回之苦, 修成佛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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