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這種道德觀必與中國傳統的孝親觀相沖突, 這就迫使佛教必須面對中國固有的儒家孝親觀, 自覺與不自覺地經常協調彼此間的關系, 並在一定範圍內接受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佛教道德觀竭力宣揚佛尊父母的教義與儒家的“孝”觀同一, 佛教的“五戒”與儒家的“五常”同一, 認爲“孝”是成佛的根本, 也是基本的道德。佛、儒道德觀的相互滲透, 在唐代達到極點。

　　 佛教道德觀的基本原則, 是以慈悲爲懷, 即其反複宣傳的慈心、慈行、悲心、悲行。而“五戒, 與“十善業”則爲佛教道德的實踐活動。“五戒”重于身業,“十善業”重于口業與意業, 而身語的行爲受意業控製。這種道德實踐, 目的是以正見轉變邪見, 以智慧轉變無明, 以十善業轉變十惡業, 最終達到意業清淨、語業清淨、身業清淨。這種道德說教是佛教教育的中心內容。它主要是通過教義的宣傳, 並利用雕刻、壁畫、說經故事、變文、傳記等多種形式向受教者進行灌輸。

　　 佛教宣揚這種道德觀, 無非使受教者更信服佛教。它主張怨親平等, 無分親疏, 這種混淆階級差別, 不分敵我的思想是具有毒害作用的, 必須加以批判。但佛教的道德觀主張利他,慈悲爲本, 卻有利于團結互助, 世上太平, 也有利于佛徒們修善止惡, 有助于唐代社會風氣的淨化, 含有一定的積極因素。

　　 (四)傳播自然科學知識

　　 中世紀, 由于科學還不具有摧毀神學統治的力量, 宗教便控製了科學, 使之成爲宗教宣傳的工具。佛教也不例外地利用包含有自然科學知識在內的方術來吸引群衆, 方術的掌握與傳播成爲傳教中不可缺少的內容。隨著佛教的發展, 曆史的前進, 唐時佛教界就湧現了一大批在醫藥、天文等方面做出貢獻的高僧, 以鑒真與一行最爲突出。

　　 東渡日本, 首創日本律宗的高僧鑒真大師,“通醫學, 精于本草, 被日本醫藥界遵奉爲始祖。據日本史籍記載, 當時日本人對于藥物有不了解的, 請鑒真加以辨正, 鑒真以鼻別之, 無一錯誤。這是鑒真留在日本醫學上的寶貴遺産。”(《中國佛教·二·鑒真》)鑒真之所以能在醫藥方面做出貢獻, 同他在寺院中所受佛教教育分不開的。他在長安時, 研習印度學術“五明學”：(一)聲明, 即研究語音、音韻、文字之學；(二)工巧明, 即研究曆算、工藝技術之學；(叁)醫方明, 即研究醫理、方劑、藥物之學；(四)因明, 即研究邏輯、思辨之學；(五)內明,即研究佛教宗旨之學。這五種學識乃是佛教教育中傳習的重要內容。鑒真生長在醫藥業發達的揚州, 到長安後, 又正是《本草經》剛剛頒布之時, 因此促進了鑒真對醫藥學的研究,使之熟谙醫藥之學。鑒真在長安遊學時, 對東西兩京建築風格迥異的名刹大寺、雕塑、繪畫等曾進行過潛心研究, 使他成爲學識淵博的律學大師。他還把其淵博的學識, 也包括他精湛的自然科學知識與技術再傳給他的弟子們。他無論在揚州傳教, 還是在日本, 先後營建了不少寺院僧舍, 繪製了大量佛教壁畫。日本大阪的唐招提寺的佛殿、講堂、文殊堂、不動堂、地藏堂、影堂、開山堂、藏經樓、鍾鼓樓及各堂的佛像, 都是鑒真及其弟子們親自設計建造的, 體現了長安寺院的風格。隨他到日本的弟子, 思托、如寶、法力等人都精于建築。這是他們在長期寺院生活中, 耳濡目染地身受鑒真大師教習的結果。唐招提寺的建造成爲日本佛教藝術的範例, 在建築史上留下了佳話, 成爲中日人民友好往來的曆史見證。唐玄宗時, 著名的天文學家一行和尚在曆算學方面的成就，也反映了佛教教育十分重視自然科學知識的傳授。他在20歲左右就已博覽經史, 精于曆象陰陽五行之學, 曾在幾天之內寫成《大衍圖》和《義訣》各一卷。後遇普寂禅師弘揚禅要, 落發出家。“出家後, 得普寂的許可, 四出參訪”,“不遠數千裏, 至天臺山國清寺, 聞院中僧于庭布算, 稽首請法, 盡授其術。”(《大正大藏經·神僧傳·卷九》)也就是從浙江天臺山國清寺一位隱名大德學習算學, 從此聲名大振。一行應唐玄宗之請在開元十五年完成了《大衍曆》的製訂。《大衍曆》內容系統, 結構較合理, 邏輯較嚴密, 因此，明末前, 一直沿用此曆, 在中國曆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一行又在公元723年製造了黃道遊儀,成爲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測天儀器。公元724年, 一行在全國24個地方用圭表測量日影于一時間在各地的投影差數, 實測了子午線的長度。這是世界上用科學方法實測子午線長度的最早記錄。一行和尚爲中國天文學發展所做出的巨大貢獻是不可抹殺的。由于唐代佛教教育內容的豐富, 既具有較深的哲理, 又具有當時較先進的自然科學知識, 因而不僅培養了佛教徒, 廣泛吸引了民衆, 而且還培養了一大批人才, 促進了唐代文化、藝術和科學的繁榮。

　　 叁、對唐代政治、科學文化、世俗教育的影響

　　 唐代佛教各宗雖在具體說經、弘法的教育活動中, 各有千秋, 但在宣揚修習可以“成佛”這一根本宗旨上是一致的, 並都以教義宣傳爲主, 用傳授自然知識爲手段, 向受教育者灌輸宗教人生觀與道德觀爲核心內容。可以確認, 佛教教育發展至唐, 達到了頂峰, 形成了較爲完整的教育思想體系, 成爲唐代上層建築的構成元素。它爲獲得生存、發展, 不得不與唐代政治、經濟、文化等相適應, 爲世俗思想所製約；同時佛教教育又以其特色影響著唐代政治的安定及科學文化和世俗教育的發展。

　　 首先, 佛教教育具有超傳統教育的廣泛社會性。它通過宣教, 在精神、情感、嚴謹的哲理上吸引了廣大民衆, 信佛、拜佛之風盛行。佛教教育的教義宣傳, 直接或問接地麻痹了人民的革命鬥志, 使他們逃避現實, 放棄鬥爭, 維護了唐王朝的統治, 有利于唐代社會的安定。這是佛教教育對唐王朝政治影響的體現。也正是由于佛教教育有這種特殊功能, 所以唐代各帝王基本上都采用了唐初製訂的叁教兼用的政策。唐時衆多的有名高僧也一反釋迦佛祖提出的“不應參予世事”, 而好結權貴, 直投朝廷, 以求“ 國士” 的保護, 並且和尚兼國師, 達到了弘法利豐的目的。禅宗的出現, 更突出了佛教教育從現實出發, 爲現實服務的特點。佛教教育還作爲一種特殊的橋梁, 溝通了唐王朝與少數民族，以及日本、朝鮮、東南亞、西亞諸國的聯系, 對維護唐王朝的政治安定, 擴大政治影響, 起到了極爲重要作用。

　　 其次, 佛教教育對唐代科學、文學藝術産生了一定的影響。佛教教育爲掩蓋其教義的蒙昧主義、歪曲現實的說教, 不得不在宣傳手段上強迫科學、文學藝術爲宗教服務。佛教教育的發展, 客觀上刺激了唐王朝文學藝術的興盛。如唐初, 佛教教育以俗講爲主, 出現典麗輝煌的經變畫；中唐後, 佛教寺院中多以經變文學爲主進行宣教, 從而小說、戲曲由此發展。唐王朝還曾出現了大量的以佛教爲題材的建築、雕刻、繪畫等具有佛教藝術特色, 又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藝術作品。此外佛教教育對唐當時文風纖摩的傳統和煩瑣經義注疏之風, 影響也很大。佛教教育的發展, 還促進了唐朝醫藥學、天文學、建築、印刷術等自然科學走向繁榮, 並促進了唐王朝同各國、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

　　 第叁, 佛教教育對唐宋世俗教育的影響莫過于對書院及理學的影響。唐末宋初, 讀書人多學佛家窮居草野, 擇勝地立私學。並在講學方式及組織管理上借鑒于佛教教育。書院的建立與發展, 正是宋初儒者爲抗擊佛教勢力的擴展, 爲擴大儒學陣地而設。佛教教育經唐武宗滅佛後, 各宗皆流于禅, 入宋後, 禅宗也衰弱了。但佛教教育思想並沒有消亡, 而是廣滲于宋明的統治思想——理學之中, 爲自己的活動開辟了更廣泛的領域。因而唐宋以後的思想家不得不出入于佛老, 無論是程宋理學, 還是陸王心學, 在其教育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中都處處可見佛教教育影響的痕迹。

《唐代佛教教育宗旨與內容初探(張捷)》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