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教育欤？俗教育欤？
——關于僧才培養的現代性思考
段玉明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佛教發展史就是一部“得人”史——“得人”，則興宗立派，光宗耀祖；不“得人”，則門庭冷落，影響式微。而“得人”之關鍵，則在教育。面對近代以來的曆史巨變，以寺院爲基地的傳統僧才教育體系已明顯不適應于新的僧才培養要求。佛教作爲一種影響巨大的宗教，一種博大精深的學問，一種無所不在的文化，要求新的僧才培養以僧教育爲本、俗教育爲枝，兩面開展，兼收並蓄，庶可使佛教更真地、更深地契入當代的社會文化生活之中。
一
明教契嵩論及雲門宗興盛的原因時曾以“得人”加以概括，黃啓江先生解釋說：“凡禅師個人之傳法風格、其宗派意識之深淺、悟道和接引學徒之途徑與方法、對文字經教之認識、經營與領導寺院的能力等等，都是得人與否的考量。”以此解釋，“得人”之“人”絕非簡單之人，馬克思·韋伯所謂“克裏斯瑪”(charisma)應該具有的個人學識與人格魅力全都包含其中了。
豈止“孤危聳峻，人難湊泊”的雲門宗！沩仰、臨濟、曹洞、法眼乃至黃龍、楊岐，何宗不是如此？不只禅宗，中國佛教的其他宗派例均如此，無論是簡便易行的淨土宗，還是高深莫測的唯識宗，抑或天臺、華嚴雲雲。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佛教發展史就是一部“得人”史——“得人”，則興宗立派，光宗耀祖；不“得人”，則門庭冷落，影響式微。愈值社會文化的重大轉型，“得人”與不“得人”即愈是佛教是否撐持發展的關鍵，在佛教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之時。
縱觀佛教在中國兩千余年的曆史，其社會轉型之巨、對佛教挑戰之烈，當莫過于清末以來的時代際遇。在《二十世紀中國佛教》一書中，陳兵、鄧子美先生曾就此概括爲以下幾個方面：(一)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挑戰，(二)新的政教關系的挑戰，(叁)傳統佛教經濟基礎的崩潰，(四)科學、無神論等新思潮的挑戰，(五)基督教等“外道”的挑戰等等。這些都是中國佛教“從未應答過的挑戰”。與此相映，佛教自元明以降的積弊複成曆史的包袱，沈重地壓在當代佛教身上。其所要者，陳、鄧二先生概括爲兩個方面：(一)作爲“住持佛法”主體的僧尼隊伍素質低劣，(二)教團及傳布方式等積弊。佛教本具的莊嚴與張力盡在類似的積弊之中稀釋萎縮，非但不能凝聚全力應付外界變故，甚至僧尼被與蚤虱蚊蠅並列爲人間“十害”。一方面是佛教內部的積重難返，另一方面是其外緣的前所未遇，當代佛教複興之困難遠非古代所可比擬，非一大批超凡卓絕的高僧不能擔此重任。故自楊文會、太虛等人始，一直把僧才的培養視爲當代佛教振興的關鍵。在《救僧運動》中，太虛即明確表示：佛教複興的關鍵在于培養造就一批高素質的僧伽。太虛以後近半個世紀，佛教內部的深重積弊未獲根本解決，而其外緣的挑戰反更嚴峻，在全球一體化的擠兌中生存空間更見艱難，“得人”更爲不易。尤其是經文化革命的挫折後，僧尼年齡普遍老化，舊有高僧大德相繼謝世；而青年僧尼“文化程度過低”，“佛學修養太差”，管理缺乏能力，“至于能夠研究佛學，發揚佛教文化的僧尼，人數就更爲稀少”，僧才奇缺成了當代佛教突出的問題。1992年1月，中國佛教協會在上海召開全國漢語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談會，趙樸初先生在言及佛教工作的主要矛盾時大聲疾呼：當前和今後相當時期內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緊迫的事情第一是培養人才，第二是培養人才，第叁還是培養人才。與此同時，在《培養青年僧人是中國佛教界的當務之急》中，真禅法師也稱：“大力培養青年僧人，已成爲當今中國佛教界的當務之急，必須引起整個佛教界的重視。”在《在中國佛學院靈岩山分院第二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祝詞》中複稱：“只有有了大量的、有高尚道德品質、有淵博的佛學知識，而又爲廣大教徒所尊敬的愛國愛教的青年僧人，佛教事業才能健康發展。”由此看到，是否具有一大批高素質的僧才，已經成了當代佛教能否複興、轉型的關鍵。
二
所謂“高素質的僧才”，出于當代佛教的特殊要求，較之于古代似更苛嚴。以內緣論，他們必須具有深而全面的佛學修養，自覺以弘揚佛法、利國利民爲己任。用真禅法師在《培養青年僧人是中國佛教界的當務之急》中的表述，就是要做到“兩愛”、“叁懂”。
所謂“兩愛”，就是“愛國愛教”。作爲一個新中國的佛教徒，首先必須熱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要爲我國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佛學院校的學僧同樣如此。其次必須熱愛我們所信仰的佛教，愛佛教教義中建設人間淨土、“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種種理想等等。愛教必須愛國。愛國才能愛教，兩者不可偏廢。
有了愛國愛教的思想基礎，還必須要有弘法利生的專業知識，還必須做到“叁懂”，即：
一、懂佛教教理和教史
“教理”，即佛教的理論，包括各宗派的理論，“教史”即漢語系，藏語系，巴利語系叁種佛教史，其中包括印度佛教史，中國佛教史，日本佛教史，南傳佛教史和藏傳佛教史等。
二、懂法務活動
“法務活動”，包括啓建各種法會、唱誦儀規等。現有一些佛學院校，對此不夠重視，以致有一些從佛學院畢業出來的學生，不會唱念，不會做佛事。現在中國佛教協會決定將“佛教唱誦教程”列爲漢語系佛學院校的必修課。這是一項明智而又正確的決定。
叁、懂寺廟管理
“寺廟管理”，即將傳統的四大寮口製度和現代化的管理方法結合起來，建立一套科學管理寺廟的製度和方法。
在《青年是佛教的希望》中，真禅法師就“叁懂”進一步闡釋說：
一懂佛教教理和教史。在教理方面，要深入鑽研以《般若經》、《法華經》、《維摩經》爲中心的叁論宗和天臺宗的思想體系；以《華嚴經》、《楞伽經》、《解深密經》爲中心的華嚴宗和唯識宗的思想體系。還要化(花)大力氣研究禅宗的經典及思想。而且不論研究哪一派系的經典理論，都要以人間佛教爲著眼點。因爲人間佛教的思想，是佛陀的心髓，有強大的生命力。在教史方面，要懂漢語系、藏語系、巴利語系叁部佛教史，要懂印度、日本、朝鮮和中國佛教史。只有懂得佛教史，才能使知識系統化，避免保守、僵化的錯誤。
二懂法務活動。佛教法務活動，包括各種法會、唱誦儀軌等，每個青年法師都要學會。
叁懂寺廟管理。寺廟管理在佛教傳統中有客堂、庫房、禅堂、衣缽寮等四大寮口；現代寺廟管理則有法務、財務、物資、人事、接待、治安、生産、服務等各方面。每個青年法師都要對這些方面進行學習和探索。真禅法師認爲，只有具備了這“兩愛”和“叁懂”才能使學僧成爲一個合格的僧才。其中，懂佛教教理和教史當還包括了方便善巧、隨機開釋的能力，懂寺廟管理則要求具有現代管理學的知識。以外緣論，近代曆史的巨變改變了傳統佛教的認知構架，新型僧才被要求具有更豐富的學識與經驗。其具體表現在：
第一，文化知識全球化的結果改變了傳統關于文化知識的結構，佛教文化知識被壓縮到了一個相對較小的比例之中，不再帶有全息的色彩，要求新型僧才除佛教外知道盡可能多的東西；
第二，科技主義的盛行對一切形而上、非理性的傳統文化知識形成咄咄逼人的態勢，傳統佛教文化知識在此進逼之下幾乎失去了還手之力，要求新型僧才最大限度的掌握現代科技文化知識；
第叁，資本主義文明前所未有地膨脹了個人的物質欲望與現實誘惑，對佛教一以貫之的觀念基礎形成巨大的溶蝕，要求新型僧才具有高超的繼往開來、應變化俗能力；
第四，新型的國家體製與政治構架改變了傳統關于正教體製的模式，消解了佛教長期累計的類似認知與經驗，要求新型僧才具有嶄新的應對思路與技巧；第五，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所導致的傳統經濟模式的全面崩潰，凸現了佛教傳統中經濟知識、管理知識等等的缺位，要求新型僧才于佛教傳統知識以外獲得補充；如此等等。由此看到，所謂“高素質的僧才”緊跟了一個不低的要求，不如此則不足以擔當當代佛教複興與轉型的時代重任。
佛教自西漢末傳入中國以來，經過近兩千年的傳播發展，已由一種影響巨大的宗教同時擴展成爲一種博大精深的學問和一種無所不在的文化。就宗教言，通過吸收與衍生它已累積了較印度佛教更爲豐富的內涵；就學問言，通過互攝與合流它已和中國思想、哲學、文學、藝術、曆史等等混融一體；就文化言，通過構成與影響它已逐步滲透到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不管教界與學界如何認識當代佛教，新型僧才不可避免地將在叁重界域出入，尤其是那些志在將人間佛教理念落到實處的僧才。那麼，所謂“高素質的僧才”當有比我們上面所言更高的要求。
叁
僧才奇缺需要培養。培養僧才依靠教育。
雲南南傳上座部佛教流行地區，過去沒有任何形式的學校。寺院是其學習文化知識的唯一場所。出家爲僧的人，除了念經學律外，還需學習傣文以及曆史、曆法、文學、藝術的知識。因而，從寺院出來的和尚，本身就是受過綜合教育的知識分子，深受社會和群衆的敬重。當過二佛爺後還俗的人，傣語稱作“康朗”。康朗是傣族對知識分子的專稱，因其有較深的佛學知識，受到人們的特別尊敬。一般說來，有的康朗不僅精通傣文，深通佛理，且還懂得一些天文曆法，能夠幫助群衆編寫曆書，規定各種節令，以利農業生産的進行。個別康朗甚至能較精確地推算出日食、月食的時間；有的精通藥典，成爲農村草醫；有的能歌善文，成爲傳播文化的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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