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雞足山古代佛寺藏書考略
道堅
內容提要：古代佛寺藏書與我國古代官家藏書、私家藏書、書院藏書並稱爲四大藏書系統，而後叁家藏書系統皆有其特定的服務對象，只有古代佛寺藏書才是唯一全面向社會開放的藏書系統。本文通過文獻資料的彙集與考察，研究中國西南邊陲的雲南省賓川縣境內雞足山古代佛寺藏書情況，說明古代佛寺藏書對中國傳統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關鍵詞：雲南雞足山 佛寺藏書 《雞足山志》
前 言
佛教的特質在于啓迪人生智慧，匡正世道人心，乃至使生命界得到涅槃的升華。中國佛教非常重視文化教育，因而中國古代佛寺具有明顯的文化教育特征——包括佛教的社會教育、佛教專科教育等。佛門爲教育之所需，廣泛收藏各類圖書資料，使之擁有較爲龐大的藏經樓建築體系，用以貯藏內(佛教的叁藏十二部)外(社會各類科學)墳典。因而寺院藏書之豐富，與中國的官家藏書、私家藏書和書院藏書，共同構成中國古代藏書系統。縱觀佛寺藏書因緣大致有四：
一是佛教信仰的功德思想，即對佛經的傳播、讀寫、收藏等均有莫大的功德，也是佛教修持福慧的重要法門之一。
二是對法(達摩)的崇敬，即稱佛法爲叁寶之法寶，對于佛經的敬仰、愛護、傳習，也是佛弟子的必修功課。
叁是佛教重視教育的特質，佛教以智慧(般若)的啓迪爲特勝，對于智慧的實現，法寶被稱爲文字般若，即文字也是真理的載體，從而得到佛弟子的重視。
四是中國固有的深厚人文環境，即中國文化對于典籍的重視與收藏，客觀上對佛教藏書提供了優厚的人文環境。
一、早期雞足山佛教
雲南大理在漢代始納入中國版圖，時爲益州郡地，唐代中葉，南诏蒙氏自立爲南诏國，五代後晉時，段氏繼蒙氏之後建大理國，二者均建都大理。元代忽必烈攻破雲南，建雲南省，置大理府。據文獻記載，佛教于唐初即傳入大理，其寺院林立，有“妙香佛國”之稱。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記》雲：“此邦之人，西去天竺爲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可以想見當時大理佛教之盛況。開元年間(713—741)，使臣張建成將漢傳佛教傳入雲南，大理佛教已形成印土、漢地、藏地傳入的格局，並相互影響，與當地傳統“本主信仰”融合，形成獨具民族特色的“阿吒力教”。時南诏王室敬信佛法，避位爲僧的帝王就有七位，世隆建極年間(859-874)曾建大寺八百，小寺叁千，使佛法遍布其國。皇室還“遣使入朝受浮圖像並佛書以歸”，使南诏“所誦經律，一如中國”。可惜南诏時期的佛教文獻，僅存《南诏圖傳》(藏日本京都友鄰館)及玄鑒的《護國司南抄》(即《仁王護國波羅蜜多經》的手抄注疏本)。據李孝友先生考證，南诏、大理至元代，大理古國的佛教藏書極爲豐富，然大理境內的雞足山藏書情形如何呢？
雞足山又名青巅峰，明《一統志》稱之九曲山，峰巒起伏，如蓮之九盤，故又稱九重岩山。明翰林李元陽《雞足山遊記》謂，葉榆水之東八十裏，有一山聳出，平頂向南，余叁方各有山一支，如頂上之叁足，故稱雞足山。山半華首門，相傳爲佛陀大弟子摩诃迦葉在此守護佛衣以待彌勒，因之雞足山被尊爲迦葉道場，爲雲南佛教的中心。叁國時雞足山建有小庵，唐代擴建，在明清時佛教最爲鼎盛。
範承勳《雞足山志》載，初有僧小澄者，與二僧結庵于此山，並于大理乞食弘化，其年代不可考。此爲關于雞足山佛教的最早記載。我們應該注意這段文獻記載，其二僧止山結庵修行，並對小澄的乞食頗有異議，明顯具有中原佛教特色；小澄以神通行化，並乞食于市，類印度佛教特色。
《滇釋紀》卷一載，有楊波遠大士，唐永徽間(650-655)“常騎叁角青牛，逍遙以遊”，“後遊蒼洱間，偶遇迦葉，波于叁陽峰下，爲設一供，陳石作案，石長丈余，闊六尺……石今猶存”。觀楊大士神通應化行迹，已明顯具有大理本土信仰阿吒力教等密教特色。
宋僧名慈濟，“常在洱海東北，有危石懸立峻壁，下臨深淵，師日拜佛其上，功行精嚴，屢有感應，至今呼爲禮拜石，足迹猶存”。時雞足山名爲青巅山，地處佛國，唐宋間多佛弟子行迹，然其所習行業典籍，概不可考。
元僧源空，“威楚人，叁歲能誦佛號，入微溪山爲僧，常遊螺髻山，有虎伏岩下，後入九重岩”，此應爲習淨業者。有僧普通，“趙州人，幼入雞足山出家，遍曆講席”，普通繼中峰明本(1263～1323)之後，屬臨濟禅宗。
來自河南的本源，至正年間(1341-1368)在大龍潭上開羅漢寺。據《志》載，明以前雞足山所建寺庵爲數不少，如天柱山四觀峰的古代方塔遺迹；迦葉殿“原名袈裟殿……此寺創始先朝，年代莫考，古碑碣有雲：周昭王五年丙辰，牟尼佛出世，其脫衣正在此處，故名袈裟殿，唐天寶時(742—756)供刻像于此”；石鍾寺“創自唐時”；聖峰寺“按此寺址爲明歌坪者，淨月初建寺時掘土得碑，上雲迦葉入定時，八明王歌詠頌佛于此地，古稱爲明歌坪雲”；傳衣寺即古圓信庵，接待寺即古福祿寺，均“創建自先朝，年代莫考”；隆祥寺“古名白井庵”。可見雞足山古寺林立，香火鼎盛，早已成爲大理佛教重鎮。
明以前雞足山佛教已然興盛，但佛寺藏書已少有發現。經過考察證明，造成明以前佛寺藏書湮滅的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明政府對大理文獻的破壞。朱元璋在平定中原後，命傅友德、沐英、藍玉率大軍遠征雲南。明洪武十五年(1382)滅大理，明政府便“定租賦，築城隍，興學校，立衛堡，瘗戰骨，廣屯田，撫軍儲蓄，創設諸司衙門”。在另一方面，明政府則采取文化滅絕政策，大力扼製、消滅大理地區的白族文化，竟將“在官之典冊，在野之簡編，全付之一燼”。致“是山(雞足山)有八大刹，有賜藏四，兵燹疊罹，半付劫灰”，當時僧慧輝爲破山老人四世孫，住持迦葉殿，“睹其厄運焉。”此爲很難見到南诏及大理國文獻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幹燥多風氣候易引發火災，致使佛寺屢遭回祿。大理地區每年冬季有數月幹燥多風季節，最易遭受火災，這也是古文獻毀滅的另一原因，從《志》中記載雞足山佛寺屢遭回祿這一點足以證明。
二、雞足山明清藏書
(一)雞足山明清請藏錄
元季以來，臨濟禅僧紛至沓來，結茅參禅，弘法闡教，雞足山佛教爲之大興。從嘉靖起，朝廷提倡佛教，頒賜藏經于名山大川，僅雞足山就有四寺獲此殊榮，傳衣等寺則自行募化，各購得藏經一部。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之《藏經之遍布及僧徒撰述第七》雲：
明季心學盛而考證興，宗門昌而義學起，人皆知空言面壁，不立語文，不足以相懾也，故儒釋之學，同時丕變，問學與德性並重，相反而實相成焉。然前此藏經，率皆梵(竹+夾)，印造不易，請施尤難，宇內叢林，有藏經者十不得一，遐陬僻壤，更終年莫睹一經矣。迨運會既開，流風遂扇，宮廷既有全藏之頒，林下複有方冊之刻，赍經之使，不絕于途，名山之藏，燦然大備。今可考見者，雞山一隅，即有藏經十部，各建專室，特設知藏，所貯與書院藏書埒，或且過之，與尊經閣之常擁虛名，藉培風水者，尤不可同日語，則當時佛教之盛，非偶然也。
這裏陳垣指出佛教在明季受到朝野的推崇，除了官家雕藏，尚有民間的“方冊之刻”，寺院請藏之風盛行，朝廷頒藏之使不絕于途。他對雞足山藏經的考查甚爲詳盡，且對佛教藏書的評價極高，所謂“所貯書與書院藏書埒，或且過之，與尊經閣之常擁虛名，藉培風水者，尤不可同日語”，可見佛寺藏書對佛教和中華民族文化事業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李仙根《雞足山藏經記》載雞足山的請藏因緣道：
古者天子諸侯，祭望山嶽，以其能興雲雨，濟化育，厥功茂也，而當世所稱四名山不與焉。然而天下士庶，無愚智賢不肖，奔趨瞻慕，仿佛靈迹爲奇，特轉相告語，有恨不及見者，豈真佛法弘妙感服，固如是乎？昔大友氏四十余年，導引無邊及其末，以正法眼藏，獨付摩诃迦葉，入雞足山以定，阿難尊者以寶香貌之，至于今弗替，然則雞足山當首四山而又不與何也？曰遠也。自須彌山王分枝擘脈，偏四天下，崇峰邃谷，莫知紀極，以其遠也，祭望缺焉，即雞足爲宗旨，淵源尤或遺之，況夫人七尺之軀，百年之寄，道葉深厚，而蹤迹隱約，名限疆域者豈少耶？是山有八大刹，有賜藏四，兵燹疊罹，半付劫灰。僧慧輝爲破山老人四世孫，住持迦葉殿，睹其厄運焉。爰走姑蘇，苦募四寒暑，遂得正藏……並諸佛像莊嚴以歸。
雞足山遠離中原，早期沒有受到朝廷應有的重視，當其傳爲迦葉道場後，情形爲之一變，則一山八大刹中有四寺獲朝廷賜藏。幾經兵禍，使賜藏“半付劫灰”，則私募藏經以繼之。下面簡略考察雞足山藏經分布情況。
1、華嚴寺藏經。《志》卷四《寺院上》載：“華嚴寺在雞足中峰之中，嘉靖間僧真圓建庵，後黔國公張、郭二總管擴爲寺，內有沐公祠。萬曆十四年(1586)頒賜藏經，四十二年(1614)災。僧海川募張舉、郭子榮重建，麗江土知府木增建藏經閣，名曰華嚴閣，永曆十二年(1658)正月複災。”請藏者爲妙峰大師，《志》卷六雲：“妙峰，燕京人，萬曆己醜(1589)赍藏入山，貯華嚴寺。”萬曆十四年頒藏，萬曆己醜年(萬曆十七年)至雞足山，運送叁載到山。同妙峰請藏者，《志》載有本安、如滿二人，“本安，號無心，萬曆己醜，慈宮頒藏雞山，賜紫衣，與妙峰同赍到山，奉藏華嚴(寺)”，如滿“號月輪，請藏來山，兩賜紫衣圓頂，與妙峰同赍藏回山，至修華嚴寺”。
《志》卷八有《萬曆十四年九月初一日谕華嚴寺敕》，載“茲者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後，命工刊印續入藏經四十一函，並舊刻藏經六百叁十七函，通行頒布本寺。”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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