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鸡足山古代佛寺藏书考略

　　道坚

　　内容提要：古代佛寺藏书与我国古代官家藏书、私家藏书、书院藏书并称为四大藏书系统，而后三家藏书系统皆有其特定的服务对象，只有古代佛寺藏书才是唯一全面向社会开放的藏书系统。本文通过文献资料的汇集与考察，研究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宾川县境内鸡足山古代佛寺藏书情况，说明古代佛寺藏书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关键词：云南鸡足山 佛寺藏书 《鸡足山志》

　　前 言

　　佛教的特质在于启迪人生智慧，匡正世道人心，乃至使生命界得到涅槃的升华。中国佛教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因而中国古代佛寺具有明显的文化教育特征——包括佛教的社会教育、佛教专科教育等。佛门为教育之所需，广泛收藏各类图书资料，使之拥有较为庞大的藏经楼建筑体系，用以贮藏内(佛教的三藏十二部)外(社会各类科学)坟典。因而寺院藏书之丰富，与中国的官家藏书、私家藏书和书院藏书，共同构成中国古代藏书系统。纵观佛寺藏书因缘大致有四：

　　一是佛教信仰的功德思想，即对佛经的传播、读写、收藏等均有莫大的功德，也是佛教修持福慧的重要法门之一。

　　二是对法(达摩)的崇敬，即称佛法为三宝之法宝，对于佛经的敬仰、爱护、传习，也是佛弟子的必修功课。

　　三是佛教重视教育的特质，佛教以智慧(般若)的启迪为特胜，对于智慧的实现，法宝被称为文字般若，即文字也是真理的载体，从而得到佛弟子的重视。

　　四是中国固有的深厚人文环境，即中国文化对于典籍的重视与收藏，客观上对佛教藏书提供了优厚的人文环境。

　　一、早期鸡足山佛教

　　云南大理在汉代始纳入中国版图，时为益州郡地，唐代中叶，南诏蒙氏自立为南诏国，五代后晋时，段氏继蒙氏之后建大理国，二者均建都大理。元代忽必烈攻破云南，建云南省，置大理府。据文献记载，佛教于唐初即传入大理，其寺院林立，有“妙香佛国”之称。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记》云：“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可以想见当时大理佛教之盛况。开元年间(713—741)，使臣张建成将汉传佛教传入云南，大理佛教已形成印土、汉地、藏地传入的格局，并相互影响，与当地传统“本主信仰”融合，形成独具民族特色的“阿吒力教”。时南诏王室敬信佛法，避位为僧的帝王就有七位，世隆建极年间(859-874)曾建大寺八百，小寺三千，使佛法遍布其国。皇室还“遣使入朝受浮图像并佛书以归”，使南诏“所诵经律，一如中国”。可惜南诏时期的佛教文献，仅存《南诏图传》(藏日本京都友邻馆)及玄鉴的《护国司南抄》(即《仁王护国波罗蜜多经》的手抄注疏本)。据李孝友先生考证，南诏、大理至元代，大理古国的佛教藏书极为丰富，然大理境内的鸡足山藏书情形如何呢？

　　鸡足山又名青巅峰，明《一统志》称之九曲山，峰峦起伏，如莲之九盘，故又称九重岩山。明翰林李元阳《鸡足山游记》谓，叶榆水之东八十里，有一山耸出，平顶向南，余三方各有山一支，如顶上之三足，故称鸡足山。山半华首门，相传为佛陀大弟子摩诃迦叶在此守护佛衣以待弥勒，因之鸡足山被尊为迦叶道场，为云南佛教的中心。三国时鸡足山建有小庵，唐代扩建，在明清时佛教最为鼎盛。

　　范承勋《鸡足山志》载，初有僧小澄者，与二僧结庵于此山，并于大理乞食弘化，其年代不可考。此为关于鸡足山佛教的最早记载。我们应该注意这段文献记载，其二僧止山结庵修行，并对小澄的乞食颇有异议，明显具有中原佛教特色；小澄以神通行化，并乞食于市，类印度佛教特色。

　　《滇释纪》卷一载，有杨波远大士，唐永徽间(650-655)“常骑三角青牛，逍遥以游”，“后游苍洱间，偶遇迦叶，波于三阳峰下，为设一供，陈石作案，石长丈余，阔六尺……石今犹存”。观杨大士神通应化行迹，已明显具有大理本土信仰阿吒力教等密教特色。

　　宋僧名慈济，“常在洱海东北，有危石悬立峻壁，下临深渊，师日拜佛其上，功行精严，屡有感应，至今呼为礼拜石，足迹犹存”。时鸡足山名为青巅山，地处佛国，唐宋间多佛弟子行迹，然其所习行业典籍，概不可考。

　　元僧源空，“威楚人，三岁能诵佛号，入微溪山为僧，常游螺髻山，有虎伏岩下，后入九重岩”，此应为习净业者。有僧普通，“赵州人，幼入鸡足山出家，遍历讲席”，普通继中峰明本(1263～1323)之后，属临济禅宗。

　　来自河南的本源，至正年间(1341-1368)在大龙潭上开罗汉寺。据《志》载，明以前鸡足山所建寺庵为数不少，如天柱山四观峰的古代方塔遗迹；迦叶殿“原名袈裟殿……此寺创始先朝，年代莫考，古碑碣有云：周昭王五年丙辰，牟尼佛出世，其脱衣正在此处，故名袈裟殿，唐天宝时(742—756)供刻像于此”；石钟寺“创自唐时”；圣峰寺“按此寺址为明歌坪者，净月初建寺时掘土得碑，上云迦叶入定时，八明王歌咏颂佛于此地，古称为明歌坪云”；传衣寺即古圆信庵，接待寺即古福禄寺，均“创建自先朝，年代莫考”；隆祥寺“古名白井庵”。可见鸡足山古寺林立，香火鼎盛，早已成为大理佛教重镇。

　　明以前鸡足山佛教已然兴盛，但佛寺藏书已少有发现。经过考察证明，造成明以前佛寺藏书湮灭的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明政府对大理文献的破坏。朱元璋在平定中原后，命傅友德、沐英、蓝玉率大军远征云南。明洪武十五年(1382)灭大理，明政府便“定租赋，筑城隍，兴学校，立卫堡，瘗战骨，广屯田，抚军储蓄，创设诸司衙门”。在另一方面，明政府则采取文化灭绝政策，大力扼制、消灭大理地区的白族文化，竟将“在官之典册，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烬”。致“是山(鸡足山)有八大刹，有赐藏四，兵燹迭罹，半付劫灰”，当时僧慧辉为破山老人四世孙，住持迦叶殿，“睹其厄运焉。”此为很难见到南诏及大理国文献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干燥多风气候易引发火灾，致使佛寺屡遭回禄。大理地区每年冬季有数月干燥多风季节，最易遭受火灾，这也是古文献毁灭的另一原因，从《志》中记载鸡足山佛寺屡遭回禄这一点足以证明。

　　二、鸡足山明清藏书

　　(一)鸡足山明清请藏录

　　元季以来，临济禅僧纷至沓来，结茅参禅，弘法阐教，鸡足山佛教为之大兴。从嘉靖起，朝廷提倡佛教，颁赐藏经于名山大川，仅鸡足山就有四寺获此殊荣，传衣等寺则自行募化，各购得藏经一部。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之《藏经之遍布及僧徒撰述第七》云：

　　明季心学盛而考证兴，宗门昌而义学起，人皆知空言面壁，不立语文，不足以相慑也，故儒释之学，同时丕变，问学与德性并重，相反而实相成焉。然前此藏经，率皆梵(竹+夹)，印造不易，请施尤难，宇内丛林，有藏经者十不得一，遐陬僻壤，更终年莫睹一经矣。迨运会既开，流风遂扇，宫廷既有全藏之颁，林下复有方册之刻，赍经之使，不绝于途，名山之藏，灿然大备。今可考见者，鸡山一隅，即有藏经十部，各建专室，特设知藏，所贮与书院藏书埒，或且过之，与尊经阁之常拥虚名，藉培风水者，尤不可同日语，则当时佛教之盛，非偶然也。

　　这里陈垣指出佛教在明季受到朝野的推崇，除了官家雕藏，尚有民间的“方册之刻”，寺院请藏之风盛行，朝廷颁藏之使不绝于途。他对鸡足山藏经的考查甚为详尽，且对佛教藏书的评价极高，所谓“所贮书与书院藏书埒，或且过之，与尊经阁之常拥虚名，藉培风水者，尤不可同日语”，可见佛寺藏书对佛教和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仙根《鸡足山藏经记》载鸡足山的请藏因缘道：

　　古者天子诸侯，祭望山岳，以其能兴云雨，济化育，厥功茂也，而当世所称四名山不与焉。然而天下士庶，无愚智贤不肖，奔趋瞻慕，仿佛灵迹为奇，特转相告语，有恨不及见者，岂真佛法弘妙感服，固如是乎？昔大友氏四十余年，导引无边及其末，以正法眼藏，独付摩诃迦叶，入鸡足山以定，阿难尊者以宝香貌之，至于今弗替，然则鸡足山当首四山而又不与何也？曰远也。自须弥山王分枝擘脉，偏四天下，崇峰邃谷，莫知纪极，以其远也，祭望缺焉，即鸡足为宗旨，渊源尤或遗之，况夫人七尺之躯，百年之寄，道叶深厚，而踪迹隐约，名限疆域者岂少耶？是山有八大刹，有赐藏四，兵燹迭罹，半付劫灰。僧慧辉为破山老人四世孙，住持迦叶殿，睹其厄运焉。爰走姑苏，苦募四寒暑，遂得正藏……并诸佛像庄严以归。

　　鸡足山远离中原，早期没有受到朝廷应有的重视，当其传为迦叶道场后，情形为之一变，则一山八大刹中有四寺获朝廷赐藏。几经兵祸，使赐藏“半付劫灰”，则私募藏经以继之。下面简略考察鸡足山藏经分布情况。

　　1、华严寺藏经。《志》卷四《寺院上》载：“华严寺在鸡足中峰之中，嘉靖间僧真圆建庵，后黔国公张、郭二总管扩为寺，内有沐公祠。万历十四年(1586)颁赐藏经，四十二年(1614)灾。僧海川募张举、郭子荣重建，丽江土知府木增建藏经阁，名曰华严阁，永历十二年(1658)正月复灾。”请藏者为妙峰大师，《志》卷六云：“妙峰，燕京人，万历己丑(1589)赍藏入山，贮华严寺。”万历十四年颁藏，万历己丑年(万历十七年)至鸡足山，运送三载到山。同妙峰请藏者，《志》载有本安、如满二人，“本安，号无心，万历己丑，慈宫颁藏鸡山，赐紫衣，与妙峰同赍到山，奉藏华严(寺)”，如满“号月轮，请藏来山，两赐紫衣圆顶，与妙峰同赍藏回山，至修华严寺”。

　　《志》卷八有《万历十四年九月初一日谕华严寺敕》，载“兹者圣母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命工刊印续入藏经四十一函，并旧刻藏经六百三十七函，通行颁布本寺。”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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