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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以太虛爲代表的僧伽辦學理念及其實踐
太虛早年就因對傳統僧教育不滿而赴祗洹精舍以求深造。對太虛而言，振興佛教所需要的大批優秀僧才在傳統的僧教育手段下是難以培養的。爲此，受過新式佛學教育的太虛，多年以來也把創辦新式佛學院以造成大批優秀僧才作爲其不懈追求的目標之一。
早在1912年“金山改革”時，太虛就與仁山一起積極籌建佛教大學，但終因守舊勢力反對而未成功。其後在1914–1921年，太虛在所提出的佛教革命內容中，改革理念的集大成者––《整理僧伽製度論》中，赴臺灣弘法與日本考察中，辦覺社與南通講經中，以及最後接掌淨慈寺，都念念不忘佛教教育並試圖實行，但一再受挫。盡管如此，太虛從未放棄開辦佛學院培養僧才的大願。經過他不懈努力，願望終于實現，那就是武昌佛學院的開辦。
1922年初，太虛跟李隱塵，陳元白等詳談了自己打算創辦佛學院的設想，獲他們響應。3月13日，太虛與各界人士共30多人在武冒歸元寺召開了佛學院籌備會。與會者一致同意太虛在武昌辦佛學院的建議，各項准備工作有條不紊展開。5月4日，院籌備處董事會舉行隆重儀式，聘請太虛任院長，後又推選梁啓超擔任董事長(常由陳元白代理)，並推李隱塵擔任院護，主要負責院長與董事會之間的聯絡。太虛故交、弟子等，亦在院中任職。這樣，一個有效學院管理班子也成立了。9月1日，佛學院舉行開學典禮，正式錄取者有60名(最多時有百余名)。按太虛的設想，武院第一期主要是培養僧師範人才。學生畢業後，出家者從事任教及整理僧伽工作；在家者則組織正信會，在社會上推廣、宣揚佛教。在對學生的管理上，基本上按中國禅林規範，並借鑒日本佛教教育的一些做法。每天安排5–6小時的課堂學習，以及3–4小時的自習時間，此外還規定學生每天必須早晚各誦經或坐禅一小時。對于學院的課程安排，太虛計劃第一期叁年畢業，而第一學期主要是講授佛學常識，以培養學生對佛法的基本信仰。主要課程有：佛學、中印佛教史、哲學、國文、英、日文等。太虛親自還講授《八啭聲義》、《六離合釋》等。除了太虛編寫講義外，各課教材大多是史一如翻譯的日本佛學界研究成果如《小乘佛學概論》、《印度佛教史》等。爲了加強教學效果，先前由李隱塵等出資辦了正信印書館，專門負責印刷流通佛教典籍與佛學院講義，而《海潮音》亦遷到武昌，這樣又爲佛學院增添了兩大輿論陣地，也給師生提供了學習研究成果發表的園地。1923年3月，武院首屆學生第二學期如期開學。這一學期主要講叁論，並增聘張化聲、唐大圓。張、唐二人博學多才，他們的加盟爲武院增添了新生力量。但在下半年，佛學院情況起了變故。由于學生入學時程度不一，給教學帶來了困難。英文教學幾乎徹底失敗，日文由史一如等教了一段時間，也只有六、七人勉強能跟上。即使國文也有相當數量學生跟不上，只能加設一個低淺的班，由佛學院學生程聖功國授國文。爲此學校淘汰了一些學生，加上有的自動退學，使學生規模基本維護在60人左右。由于初辦，管理方面缺乏經驗，以致不少事處理不當。學生與教員、學監之間時有摩擦，甚至教員釋空也竟被學生轟走，學監也是一換再換。面對這些始料不及的意外情況，太虛深感爲難。爲此他決定縮短學製，叁年改爲二年。按原計劃，第二學年主要講授法相唯識學，第叁學年的課程則以《法華》、《華嚴》等經和臺、賢、禅、淨等中國佛教主要宗派教義爲中心。如今則決定從第叁學期起，將佛教中宗派教義的課程大爲減少，與唯識學課程配合一起講授。最後一個學期，由太虛續講《成唯識論》並講關于淨土的《彌勒上生經》和《阿彌陀經》，還編了《慈宗叁要》。關于戒律，太虛講了《瑜珈菩薩戒》。此時其弟子大勇已赴日學密歸來，講《密宗綱要》。縱觀武院第一屆學生的課程設置，整個來說還有一定系統性。1924年夏，武院首屆學員終于畢業。畢業生中選取20名成績優異的留在院內繼續深造，其余各回原地。
從第一屆辦學運作來看，不難發現武昌佛學院的辦學實踐初步體現了太虛的僧教育思想，即走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道路，培養具有現代意識的能夠推動佛教革新事業的僧材。具體而言，國外主要是太虛考察日本時，對日本近代僧教育經驗的初步吸收；國內則主要是對楊文會的教育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首先是培養目標，一些寺院傳統僧教育的講經、授徒，都限于專宗專派，而祗洹精舍的開辦是爲振興佛教，其課程涉及大、小乘各種經論，不局限一宗一派。學生僧俗兼收。這對傳統僧教育是一大突破。同樣，武院課程設置也打破了宗派局限，極力融通佛教各宗，使學生對佛學有整體認識，再以性情所近，深造一宗。這樣既事半功倍，又不失專長，將來如分振各宗，也能相互協調，最終達到複興佛教的目的。其次是教學內容，祗洹精舍爲培養適應時代發需要的佛學人才，在教學上除了學習佛教經典外，還兼習世俗學術文化。而武昌佛學院在這方面也與祗洹精舍一脈相承，在世俗學術方面開設的課程除了前述外，後來還開設過倫理學、心理學、生物學等，語言也有英、日、梵、藏文等，涉及的領域比祗洹精舍更全面更合理。此外在學院管理上，祗洹精舍強調學生不僅要精通教義，還須觀行相應。這一原則被武昌佛學院進一步發展。太虛對武院的管理主要依據禅林規範，學生每天朝課暮誦，並有一定時間打坐參禅，也可謂知解與修行並重。當然，武院有些方面甚至超越了祗洹精舍。楊文會辦祗洹精舍，根本目的是造就佛學導師。而太虛的武院第一期雖也是造就佛教師範人才，然而太虛能自覺適應當時社會發展變化及公衆的宗教需求，要求學僧既會辦新式僧教育，又要致力于僧伽製度整理，改變僧寺保守落後局面；同時注重培養社會弘法人才，要求在家佛教徒致力于在社會上推廣、弘揚佛法。應該說，太虛突破了楊文會的時代局限，其著眼點比楊文會更高。
盡管武院尚處于領先地位，可是暴露的問題也須解決。在第二學年開學前的院董會上，太虛提出：本屆學生維持到畢業，以後決不能這樣辦。他還發表《我新近理想中之佛學院完全組織》，主張理想的佛學院––真正能培養出解、行相應，堪任住持佛教人才的佛學院，應從小抓起，因爲兒童天真無邪，最可造就。相應其學製應包括小學、中學、戒學、大學、研究五級，共24年，才能使學生文化程度較整齊，便于嚴格教育訓練。當時武院內唯研究部可以保留。從中可看出，太虛的新主張理想色彩太濃。而盡管武院董事尊重太虛，但私人出資搞這麼大的規模顯然負擔不起。因此太虛的主張被否決。1924年6月，太虛在院董會上再次提出改革辦法：1、選拔一些優秀生留校，設研究部讓他們繼續深造。2、新生不再招收居士，以集中全力培養住持佛教的僧才。3、學僧管理教育模仿十方叢林規製，注重律儀，嚴格訓練，使他們在學習期間就爲整頓改革僧製作准備。這些辦法又未在董事會上通過。這當然使他不快。因此種種，1924年9月，太虛突然召集武院教職員，宣布院務暫由釋善因代行；並致函董事會辭職。當天乘船離開了武漢。武院是太虛實驗新式佛教教育的第一個基地，武院師生也是太虛事業最積極的追隨者。太虛的遽然出走，他們深感不理解。在居士看來，居士正信佛教也是太虛大力提倡的，武院兼培養部分居士骨幹理所當然。何況是他們出資出大力同時也培養了一批學僧。所有存在問題都可以商量可以批評，何必出走呢？然而太虛卻自有他的難言之隱乃至深刻的隱憂在。後來在《自傳》上，太虛對出走原因作如此解釋：“(1924)春起，我已得了胃病，入夏漸劇。”故需要短期充分的休息。只有這樣，才能使武院董事與學員來“不及”挽留。“又因(武院)第二期系隨他(其他董事)意辦，亦減少了熱心及松懈了責任。”因病是表面原因，而深層原因恐怕在挫折感的籠罩。太虛這兩年來的挫折，與當年大鬧金山，提出“佛教革命”所遭遇的大不相同。當年挫折多由佛教守舊勢力的頑強抑製和反撲所致。如今的挫折在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是啊！上述居士、學員們的問難，太虛很難反駁與解釋。因而以病爲由掩飾過去了。但居士與學員們是否也能站在太虛立場上想一想呢？在局部上，各自都有充分理由。可太虛從中國佛教革新的全局出發，提倡正信居士佛教固需，辦理想的佛學院資金不足也是現實問題。不過，愈是經費不足，愈是各執一端(局部)，愈需要把有限的物力、人力集中在革新中國佛教的根本––培養一代僧才，使之成爲佛教複興的基石之上。
太虛大規模培育一代僧才的構想在武院遭挫。1925年在蘇州建立佛教大學的計劃又落空。他不得不另謀出路。恰此時(1927)，隨著國民革命軍推進各地，南方各省占寺侵奪廟産現象也極爲普遍。福建廈門南普陀寺僧衆深感恐慌，因釋常惺的推薦，一致公舉太虛爲住持兼閩南佛學院院長。閩院成立于1925年，釋常惺爲原院長，只招收學僧，分爲專修、普通兩部，學製受到武院的很大影響。由于學僧文化程度參差不齊，後增設小學部。1926年小學部移往漳州南山寺，即南山佛化學校。這樣的學製可說基礎不錯，與太虛1923年提出的改造武院設想接近。太虛接管閩院，不妨說喜出望外，因爲可據此進一步試驗自己的辦學構想。閩院辦學經費由南普陀寺獨立承擔。太虛既任該寺住持，就不會像武院那樣受其他董事的很大牽製。太虛與南普陀也有前緣。所以，太虛到閩院來施展抱負，除了政局動蕩，學僧情況不夠了解外，應當說諸緣具足。爲此，太虛初到閩院就集中精力辦院務，並親自爲師生講《行爲學與唯根論及唯身論》…
《20世紀中國佛教教育事業之回顧(鄧子美)》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