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後又有《行爲學與心理學》等叁文發表。所謂唯根論，意出《楞嚴經》；唯身論即指梁代範缜的神滅論。太虛認爲西方行爲主義心理學與佛教禅學有很多近似之處，但許多問題還沒有說到點子上。他在閩院講這些是要求一代新僧都來關注現代科技文化的發展，強調佛學必須對此作出適當的回應，這對佛教的未來至關重要。9月，太虛在閩院主持了新學年的開學典禮。隨後，又爲師生講《救僧運動》。其中對學僧提出了具體要求：真修實證，獻身利群，博學深究。《救僧運動》以及後來發表的《告徒衆書》言語中，寄托著太虛對一代新僧的期望，對閩院的期望。1928年春，太虛因患神經痛回滬治療。而暫主持教務的釋蕙庭因事回江蘇剛返院，並非太虛主持招收的前一批學僧中思想混亂的隱患陡然爆發，蕙庭措手不及，遂釀成學潮。太虛在杭州養病聞訊，乃授意弟子大醒、芝峰先後去閩院處理。7月，閩院刊發了《續招學僧簡章》，明確規定以太虛的一向主張“造成佛教住持僧寶，弘法利生爲宗旨”；添招了心道、默如等學僧30名，又增設了豐富的課程，僅佛學就有18門，文化課程中有數學、地理、科學概論、哲學、世界宗教、教育學、藝術等十余類近五十門；還創辦了主張佛教革新的學報《現代僧伽》，圖書館、閱報室等設施亦漸齊備。在太虛悉心指點下，經過大醒、芝峰等的整頓，閩院教育逐步恢複了穩定發展。至1929年4月底，太虛弘法歐美歸來，視野大爲拓展。不久，他把閩院列爲世界佛學苑華日文系，改漳州南山佛校爲閩院分院，設赴錫蘭留學團于此，作爲將來建立世界佛學苑巴利文系的准備。這時學校面貌已根本改觀，成爲太虛中期佛教革新基地。而且由于閩院聲譽遠播，學僧人數激增至90名，來自全國十余省市。各地求學者還絡繹不斷，致使院方不得不婉言謝絕。由于學風改善，學生成績也大進。1930年春，太虛鑒于不少同學成績優異，決定讓他們提前畢業，並從中選拔10人，專設研究部，由芝峰督導深造，主要研究《成唯識論》等。後又根據學僧志願，將研究課題分爲五個系列(方向)，即法相唯識、法性般若、小乘俱舍、中國佛學、融通應用，讓學僧分別研習。自此到1933年初太虛任滿，他對閩院關懷備至。每次到院，總是細心檢查、審閱研究部學員的研究成果，有錯誤則加以更正和批評。同時諄諄教誨一般學員，詳細詢問其志願及履曆，鼓勵他們認真學習，以現代僧伽的標准要求自己。更重要的是通過國外考察，太虛的佛教教育思想有了極大提升。他重新把主要精力投入國內，包括閩院的教育管理，還借鑒了國外基督教神學教育與牧師培養的一些做法，全面闡發進一步的教育理念。他要求學僧明確：發揚佛法真谛，適應現代社會，建設新中國的奠基于人間的僧伽製度，是佛教教育的基本目標。爲達此目標，學僧既要對佛法有深切的認識和信仰，也要對現代世界潮流的狀況與新思潮的地位、價值深刻的了解和體驗。這樣，才能站在佛法的立場上觀察社會，適應社會。畢業以後，才可擔當大事業。在校則要以深沈的毅力讀書求知，生活要勞動化、群衆化。他還提出，僧教育與一般教育不同之處在律儀。學僧爲學的重心在于佛學。佛學的宗旨在于究竟的自利利他，閩南佛學院的學生要把閩院的精神推廣到社會，使佛教革新的理想變爲人間淨土的現實。太虛在正面闡述自己的佛教教育思想的同時，還批評了當時一哄而起的各地佛教教育的一般做法。他認爲那些做法不過是傳統的師徒式的僧教育挂上個佛學院、大學的招牌，學來學去不過是學個講經的儀式。他主張，佛教僧侶也可分爲學僧、職僧、德僧叁級。學僧須經“律儀院”二年，“普通教理院”四年，“高等教理院”二年， “參學處”二年的學習參訪，方可取得職僧資格，擔任寺院住持和重要職事。由職僧中公推出的德行已具，學修皆備的德僧則可主持全國佛教。太虛在閩院還講了《彌勒經》、《西洋哲學與印度哲學概觀》等，無論其廣度還是其深度，都遠遠超過在武院所講，可見他對閩院師生期望之深切。1933年初，太虛連任兩屆住持兼院長任滿，于是辭職。由常惺再接任。閩院以後還堅持辦了數年。

　　 1924年底，太虛對武院教務稍冷淡，但武院董事會仍極力挽留，他迫不得已再次受任武院院長。迄26年武院以北伐戰爭影響被迫暫停前，太虛每年總要去武院兩次，處理院務並講學，不常駐。1929年10月，太虛歐美歸來曾在武院小住。因駐軍未撤教學無法全面恢複，僅爲研究學員講了《大乘宗地圖》等。1932年依太虛設想，武院被改組成世界佛學苑圖書館，但仍設研究員預習班，兩度招生，太虛仍多次過往講學。直到38年武院被迫停辦。1930年9月，北平柏林教理院成立，依太虛設想，浙江奉化雪窦寺爲世界佛學苑禅觀林，該院即世苑華英文系，太虛弟子系其中堅。太虛也曾前往講學。可惜因“九一八事變”，該院于1931年12月就被迫停辦。

　　 幸好太虛弘化四川時，曾與重慶各界人士談起過他關于設立世界佛學苑華藏文系的設想，並建議即在川設立學校，招收漢藏僧青年，不必遠赴康、藏。此議獲潘仲叁、何北衡等多人贊同。于是當即發起籌設漢藏教理院。1932年8月20日，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正式開學，太虛任院長，他親飛重慶主持開學典禮，製訂院訓：“澹甯明敏。”其時，他于閩院的任期將滿，卻在四川新建了實現他世界佛學苑構想與佛教革新的基地。當然漢院的建設發展也並非一帆風順。當初師資的配備就離太虛的初衷很遠，主要是缺乏谙熟藏傳佛教，精通藏文經典的人才。太虛故而馳書召喚赴藏學法的弟子法尊回內地。1934年6月，法尊自西藏歸來至甯波面見太虛。此前漢院內部已不和，具體主持教務的釋遍能處置也不夠妥當。太虛即遣法尊從速入川，主持院務。法尊後又獲太虛弟子葦舫、塵空相助。在太虛的指導下，協同整理院規，籌劃教務，終于使漢院教學走上穩定發展的軌道。1937年“七七事變”後不久，太虛就上了缙雲山，爲漢院師生講了《佛理要略》、《漢藏教理融會談》等。1938年3月8至10日，漢藏教理院設追薦班禅九世法會漢經壇，太虛主壇，戴季陶主薦。戴氏建議太虛，培養複興中國佛教的根本僧才可以從建設一個模範道場做起。這種說法有其從小事優起的長處，但無疑跟太虛當時從大處著手的思路背道而馳。太虛不便當面反駁，然而隨即在漢院講《中國的僧教育應怎樣》，對此作出了回答。大意爲他已身心俱衰，不可能再去做建設模範道場的實際准備或充當其領導，而且他本人也未受過此種培養教育。言外之意：他比較擅長的是理論准備和啓導。1940年5月，太虛訪南亞、東南亞歸來，提出以建立菩薩學處爲中心的僧製與教育新構想。這無疑受到戴氏及南傳佛教的啓發，但仍秉太虛一貫思路。不同點是吸取了以前教訓，更注重集中力量，培養少數精英作爲起點。迄抗戰勝利，太虛常駐漢院八年，超過武院、閩院，他晚年成熟思想見解也多在漢院先講授或發表。太虛還對學生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如對漢院學僧的幾次訓詞中，太虛提出：將來擔任複興中國佛教大任的學僧要從四方面學習鍛煉，即修行、講學、用人、辦事。對內，每個人都要時時反省所短而取人之長，揚長避短，以這種精神共一，機緣一到，許多佛教大事必成。對外，要攝受各方人才，“無論什麼人，都有他的用處的”。還俗，轉信其他宗教都不要緊，只要他對佛教還有一分信念，也可使佛教滲透社會、滲透其他宗教。每個人都要在崗位上努力！求學時，要警策自己，適應環境，利用環境去充實自己。畢業後，要透視現實，確定理想，根據理想去改造現實。太虛在漢院還多次召開院內外少數學有所長者參加的專題研討會，討論的主題均富有現實性、前瞻性，如“佛教對于將來人類的任務”，“佛法能否改善現實社會”等。1945年9月，太虛推薦法尊繼任漢院院長職後離開了缙雲山。漢院在太虛當初設想中負有兩大使命，一是作爲溝通漢藏佛教的橋梁，二是繼承武院、閩院精神，培養大批僧才，使之成爲佛教革新事業骨幹的大本營。後一使命可說基本不負，前一使命則有所欠缺。爲此，太虛曾極力贊助法尊早日邀請西藏安東格西、東本格西等來院授課譯經。安東早逝而未果，東本來院則已在抗戰勝利後，太虛剛卸去院長職，即將離開重慶。爲貫徹初衷和支持法尊，太虛勉力擔任了漢藏教理譯場場長。該場主旨爲進行漢藏經典互譯，維持未久，譯出了漢文《大毗婆沙論》爲藏文。1945年春，太虛籌劃多年世界佛學苑巴利叁藏院在西安大興善寺成立，太虛親任院長。但由于錫蘭方面派來的人未能踐約，該院的特色並未形成。不久又停辦了。時運不濟，世事多艱，太虛的世界佛學苑計劃始終未真正實現，唯有新式佛教教育其實成果不小。據不完全統計，20–40年代，僅太虛及其弟子主持或任教育骨幹的佛學院至少有四、五十所。此外，圓瑛、虛雲等高僧也創辦了一些質量較高的佛學院。新式佛教教育遍布大江南北，遠達東北、西北。

　　 但太虛對此並不滿意，或因他深受出家後的傳統禅宗叢林教育的影響，或因受到其還比較器重的弟子滿智等回俗的刺激，或兼而有之，他認爲即使他常駐時間最長的漢藏教理院也只不過相當于理想中僧教育中“普通教育”一環，還欠缺基礎的“律議”和進修的“高等”、“參學”叁個環節。他認爲，叢林教育以德育爲主，智育次之，其所培養的僧才，雖說缺乏現代科學文化知識，但多能甘苦淡泊，半途回俗者極少。而當時佛學院畢業的學僧，好的只知辦事、編刊物、寫文章、喊口號，差的呢，覺得在佛教內沒有發展的機會，也不甘于過持戒生活，甚至對佛教喪失信仰，尋找其所謂新生活。因此，他感到上述具備四個環節的長達十年…

《20世紀中國佛教教育事業之回顧(鄧子美)》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